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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有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人员讲到起义时间，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在10天以内举行。对此，邓小平等认为“比较仓促”。他们主张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发动得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再起义。
可见，百色起义因为准备充分，所以取得了胜利，而这种充分准备是与邓小平等精心筹划分不开的。据当事人袁任远、韦国清等回忆：为了发动起义，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党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当时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给邓小平发来信函、电文，反映准备工作情况，而他也十分重视这些传回来的消息。“为了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百色起义于1929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发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而精心运筹的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已于11月下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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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3）
两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龙州，临行前，竟来不及亲手掩埋自己因难产而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关于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邓小平在两个多月前赴中央汇报途经龙州时就安排了，龙州起义也确实在邓小平从上海回龙州前的2月1日就发动了，并且正式成立了红八军，左江的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不过，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红八军内部和新建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左江地区群众基础差，红八军枪少人少，还基本掌握在旧军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红八军还协同去攻打南宁，显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邓小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等，请他们停止进攻南宁，随后，召开各种会议，详细说明赴上海汇报的情况，全力挽救危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八军及革命政权，还是在邓小平离开红八军后失败了。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1）
1986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 1972年邓小平在赣南于都参观时的谈话
（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邓小平两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现场追记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此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坎坷越来越多。在红七军中，眼看着“左”倾路线指导下，红七军损失惨重；在上海，眼看着王明“左”倾路线给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在中央苏区，眼看着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主力带来的恶果，而他自己也逐渐地被推入###的低谷。其实，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看，从党和红军力量发展过程来看，都是处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只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地走向恢复、发展。可见，邓小平的“落”与“起”，同中国革命的挫折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棵树还在，大了许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这是邓小平1972年重访赣南时的谈话和后来对自己子女的谈话。
邓小平于1931年8月到达瑞金，便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不久，他就制止了在瑞金实行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了反。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分田情况，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很快地，“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一个月后，邓小平同毛泽东、朱德等见面，汇报情况。他向毛泽东等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毛泽东等很满意。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会后，邓小平又代表县委号召人民群众：我们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5月，时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被调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出任由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合并而成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根据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各项工作的经验，结合会、寻、安三县实际情况，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取得显著的成效。
红军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仅会昌在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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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2）
党组织建设：健全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至11月份，三个县共计区委25个，乡党支部143个，党员将近6000人。
经济建设：成立各级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搞好生产，恢复和发展手工业，改善财政收入，推销国家公债。
发展地方武装：至11月，仅会昌就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
此外，还恢复和设立了职工、妇女、共青团等各种组织。
有关材料曾这样介绍：“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32年秋，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坎举行的万人‘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彬的两次偷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赤色区域。”
由于他在行动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以，很快地他就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并被撤销职务。这种状况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得到改变。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可见，对于这个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也是使自己政治生涯出现重要转折的历史性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当时他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担任会议记录，耳闻目睹了会议全过程，亲笔记下了会议的有关内容。可惜，现在还尚未找到由他当年亲笔作的记录。
由于各种原因，除了毛泽东等出席遵义会议人员的名单搞清楚外，邓小平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长期以来成为一桩历史悬案。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时，介绍与会者名单中没有邓小平。三年后，邓小平参加纪念时现场追记，肯定“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1959年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一份未署名的文字材料中，关于与会者介绍还是没有邓小平。“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根据上述信件，诬蔑邓小平是“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对此，邓小平坦诚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问题才得以澄清。据遵义会议的有关人员介绍：“小平同志对遵义、对遵义会议很有感情。第二次来呢，就是我接待的这一次，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就很兴奋，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据他回忆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张闻天夫人刘英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调邓小平到红一军团去，毛泽东的话简明干脆：前方需要。
邓小平还告诉过子女：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就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足以彪炳千秋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而这不是绝大多数长征者都能得到的殊荣。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在长征结束许多年后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因为她觉得，每一个经历过这场举世闻名奇迹的人，都会有一番说不尽道不完的感受。没想到，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后来，又谈起长征时，他才又增加了几句话：过雪山之前，我的马死了，所以过雪山时，别人还有马尾巴可以拉着借劲而行，而自己是一步一步地爬过这千年雪山的。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3）
尽管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光荣经历，但是，当他1972年来到自己踏上长征路的始发地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这是邓小平站在于都河畔时讲的话，此时，他个人第二次“落”之后正准备“起”。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随部队四渡赤水。后来，他比喻红军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是“猫捉老鼠、老鼠捉猫”！他认为，长征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四渡赤水。当时红军要同多少倍于我之敌作战，蒋介石军队完全听毛主席指挥，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但他也得听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消灭了大量敌人，最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渡过了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边，真是了不起。渡金沙江时，毛主席一直在岸边指挥，直到最后一军团渡完才走的。7天后，蒋介石的部队才赶到，只拣到红军的一只破草鞋。这些往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也给别的指挥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过金沙江时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我走在队伍的前头，一到皎平渡，首先见到了邓小平同志，他一见到我就问：‘队伍来了没有？’我说：‘来是来了，就是走得稀稀拉拉的’。邓小平同志说：‘赶快派人去督促，队伍来得快一点，马上过江’。并说，‘队伍由刘伯承同志指挥，骡马和行李担子由我指挥。’”这时，邓小平的职务是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5年6月，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邓小平和其他人一起爬雪山、过草地。爬雪山前，在中央苏区时给他配备的马匹死了，仗着他年轻身体好，一步步翻越了雪山。过草地时更为艰难，可说是长征中的苦中之苦。而邓小平记得：周恩来得了很重的病，非常危险，他是被人用担架抬着过草地的。邓小平自己则是同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部组织部长的罗荣桓在一起。“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我们是无话不谈”。
10月，党中央挫败了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危害党中央的企图，率中央红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宣告中央红军为时一年的长征结束。邓小平和其他同志一样非常高兴：红军一出六盘山，看到了佩戴袖标的陕北游击队，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长征一年没有个家，这回可算到家了。一个月后，邓小平在直罗镇战役中遇险。当时，他和罗荣桓在一个山头上，突然遭到一股敌人的偷袭，危急关头，红军一个连冲上来才解了围，而傅钟送给他的那件狐皮大衣竟被子弹穿了几个洞。
不过，邓小平并没有只记住这次危急时刻，而是不忘此役的意义，在他看来，直罗镇战役的真正意义不仅在于争取东北军，而且更在于打开了通向陕北根据地的通道，在战斗中与陕北红十五军团会师。战役结果，使东北军认识到同红军打仗是上了蒋介石的当，促进了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红军队伍很少，只有一万多人，但这一仗不打胜不行，所以毛主席亲自到前线指挥，打了个大胜仗，毛主席将此战叫做把党中央放在西北的“奠基石”。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方面军胜利会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峰镇（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与一军团左权、聂荣臻会面，如果以两军领导人会面为会师标志的话，那21日也可以成为会师纪念日。笔者曾于1991年底到过平峰镇，那四通八达的交通非常便利。这次会面是秘密的，从现有的材料分析看，这次会面决定了红二方面军的行动方向。红二方面军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现在西吉县将台堡会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