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地走了，这就是拷问。我们认真起来，干得比这还要厉害咧。不过现在这个程度足矣。要是还有几次机会，肯定叫你好好瞧瞧更厉害的。”
我用毛巾捂着小腹，默默点头。原因我说不清，总之觉得还是言听计从为妙。
“不过，那位可怜的煤气检修员果真是你们雇的吧？”我问，“莫非你们故意马失前蹄，以便我多加小心，好把头骨和数据藏起来不成？”
“聪明，”小个子说着，看了眼大块头的脸，“脑袋就该这样运转。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活下去，如果幸运的话。”
言毕，两人离开房间。他们无需开门，无需关门。我房间那扇拉手不翼而飞四框扭曲变形的不锈钢门，现在向全世界开放。
我脱下沾满血污的短裤，扔进垃圾篓，用浸湿的软纱布擦净伤口四周的血。每次前后弯腰，伤口便火辣辣地痛。运动衫衣襟也有血迹，也一扔了之。接着，我从散落一地的衣服当中拨弄半天，挑一件即使沾血也不显眼的T 恤和一条最小的三角裤穿了。
然后，去厨房喝了两杯白水，边想问题边等“组织”来人。
过了30分钟，本部来了三个人。一个便是经常来我这里取数据的盛气凌人的年轻男联络员。此人一如往常地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打一条银行贷款员的那种领带。其余两人穿着胶底布面轻便鞋，一副运输公司搬运工的打扮。但看上去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像银行职员和搬运工之辈，只不过借助这副不引人注目的装束而已。眼睛总是不断打量前后左右，身上肌肉时刻绷紧，以随时应付一切事态。
他们也同样没有敲门，穿鞋径直升堂入室。搬运工模样的两人仔仔细细地检查房间，联络员则从我嘴里听取情况。他从上衣内侧口袋掏出一个黑皮手册，用夏普记录笔记下谈话要点。我说有两人来搜寻头骨，出示了腹部伤口。对方对着伤口看了好一会儿，但未发表任何感想。
“头骨？头骨到底是什么？”他问。
“哪里晓得什么头骨，”我说，“我还想问人呢。”
“真的没有印象？”年轻联络员用没有抑扬顿挫的声凋问道。“这点极其关键，请认真回忆一下，过后改口可就来不及了。符号士们不至于毫无根据采取不必要的行动。既然他们来你房间搜寻头骨，那么就有根据说明你房间存在头骨。零是什么也产生不出的。而且那头骨具有搜寻的价值。不能认为你同头骨没有任何关联。”
“既然头骨那么宝贵，就请告诉头骨含义好了，嗯？”我说。
联络员用夏普笔尖通通敲着手册。
“这就开始调查。”他说，“彻底调查。只要动真格的，没有什么能瞒住我们。一旦查明你有所隐瞒，那就不是件小事。听明白了？”
明白了，我说。管它三七二十一、以后的事谁都捉摸不透。
“我们已隐约觉察出符号士们在密谋策划什么。那些家伙已开始行动。但还摸不准其具体用心，也可能什么地方同你有关。头骨的含义尚不清楚。不过暗示次数越是增加，我们越能接近事态的核心。这点毫无疑问。”
“我该如何是好呢？”
“提高警惕，休养身体。工作请暂时辞掉。有什么情况马上同我们联系。电话能用吧？”
我拿起话筒一试，电话安然无恙。大概那两人有意放电话一条生路。究竟如何当然不得而知。
“能用。”我说。
“好么，”他说，“哪怕再小的事也请即刻同我联系，不要试图自行解决，不要存心隐瞒什么。那些家伙不是好惹的，下次光划肚皮怕是不能了结。”
“划肚皮？”我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检查房间的两个搬运工打扮的男子完成任务后折回厨房。
“彻头彻尾地搜寻一遍，”年长的一个说，“没一个得以幸免，顺序也无懈可击。老手干的，定是符号士无疑。”
联络员点下头，两人出房间走了。只剩下我和联络员。
“为什么搜头骨要割衣服呢？”我问，“那种地方藏不住头骨的嘛——就算是什么头骨的话。”
“那些家伙是老手。老手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性：你或许会把头骨寄存在自助存物柜里，而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钥匙是什么地方都能藏的。”
“言之有理。”我说。的确言之有理。
“不过符号士们没向你提过什么建议？”
“建议？”
“就是目的在于把你拉入‘工厂’的建议，例如金钱地位等等，或者来硬的一手。”
“那倒没听说。”我回答，“只是割肚皮打听头骨来着。”
“注意，好好听着，”联络员说，“即便那些家伙花言巧语拉你下水，你也不得动摇。你要是反戈一击，我们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除掉。这不是戏言，一言为定。我们有国家这个靠山，我们无所不能。”
“小心就是。”我说。
他们走后，我开始就事情的发展状况加以梳理归纳。但无论梳理得如何头头是道，我都没有出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博士到底想干什么，不弄清这点，一切推断都无从谈起。还有，我全然揣度不出那老人的脑袋里究竟翻腾着怎样的念头。
清楚的只有一点：我背叛了“组织”，尽管迫不得已。一旦真相大白——早早晚晚——势必如那个盛气凌人的联络员所预言的，我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纵令是由于威胁而不得不说谎的。我就算坦白交侍，怕也得不到那伙人的饶恕。
为此思来想去之间，伤口又开始作痛，于是翻开电话薄，查到近处一家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叫车拉我去医院包扎伤口。我用毛巾按住伤口，外面套一条肥肥大大的裤子，穿上鞋。穿鞋向前弯腰时，痛得简直像身体要从中间断成两截。其实腹部不过被割出二三毫米宽的小口，整个人就变得如此狼狈不堪，既不能正常穿鞋，又无法上下楼梯。
我乘电梯下楼，坐在门口树下等出租车开来。表针指在午后1 时半。那两人破门而入，到现在才不过两个半小时。然而这两个半小时却异常之长，仿佛过了10个钟头。
提着购物篮的主妇络绎不绝地从我眼前走过。大葱和萝卜从超级商场购物袋口上探头探脑。我不由有点羡慕她们。她们既不会被砸坏冰箱，又不至于被刀子划破肚皮。只消考虑一下葱和萝卜的调理方式和小孩的成绩，岁月即可风平浪静地流过。她们无需抱住独角兽头骨不放，脑袋不必遭受莫名其妙的密码和复杂程序的困扰。这便是普普通通的生活。我想到厨房地板上现在大约正在融化的冻虾冻牛肉和黄油番茄汁。今天一天务必全部吃完，可我根本没有食欲。
邮递员骑着超级两用自行车赶来，把邮件熟练地分别放进大门口旁排列的信箱。观看之间，发现有的信箱塞得满员，有的则一无所获。我那信箱他也碰都没碰，不屑一顾。信箱旁边有一株盆栽橡胶树，盆内扔着冰淇淋棍和香烟头。看上去橡胶树也和我同样疲
劳。人们随意往里扔烟头，随意撕叶片。此处何时开始有盆栽橡胶树的呢？我全然无从记起。从脏污程度看，想必已摆根久了。我每天都从前面经过，但在落得刀子划破肚皮而在门口等出租车的下场之前，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医生看罢我的伤口，问我何以弄成这样。
“在女人身上出现一点麻烦。”我说。此外无法解释。谁看都显然是刀伤。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们男方有报告警察的义务。”医生道。
“警察不好办。”我说，“也怪我不好，所幸伤还不深，想私了算了。拜托了！”
医生口中嘟囔了一会，终归不再坚持，让我躺在床上为伤口消毒，打了几针，拿出针线麻利地缝合伤口。随后，护士用充满狐疑的目光瞪着我。啪的一声把厚厚的纱布贴在受伤部位，用橡胶皮带样的东西拦腰固定。我自己都觉得这样子有些滑稽。
“尽可能别做剧烈运动。”医生说，“也不要喝酒，不要性交，不要过分地笑。最好看看书，轻松些日子。明天再来。”
我道过谢，在窗口付款，领了消炎药返回住处。并且遵从医嘱，歪在床上看屠格涅夫的《罗亭》。本来想看《春潮》。但在这形同废墟的房间里找到这一本已费了好一番折腾，再说细想之下《春潮》也并不比《罗亭》好出许多。
于是我腰缝绷带，天还未晚就倒在床上看屠格涅夫富有古典情调的小说。看着看着，我开始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怎么样都无所谓。这三天时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找的。
一切都是主动找上门的，我不过受连累而已。
我走进厨房，在水槽中高高隆起的威士忌瓶子碎片堆上专心拔弄。几乎所有的酒瓶都被击得粉身碎骨，残片四溅，惟见一瓶帝王牌居然下半端幸免于难，里边尚存大约一杯分量的威士忌。斟进酒杯，对着灯光看了看，没发现玻璃屑，我持杯上床，一边干喝温吞吞的威士忌一边继续看书。第一次看《罗亭》时还在读大学，已是15年前的事了。15年后我腰缠绷带重读此书。重读之间，我意识到较之从前，自己开始对罗亭怀有类似好意的心情。人不能够改正自身的缺点。脾性这东西大约在25岁前便已成定局，此后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其本质。问题是人们往往拘泥于外界对自身脾性的反应。也是借助醉意，我有些同情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出场人物几乎都不令人同情，而对屠格涅夫笔下的主人公则马上产生同情之心。我甚至同情《87分署》系列小说中出现的人物。这恐怕是因为我本身在人性上有诸多缺点。缺点多的人常常同情同样缺点多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身上的缺点很多时
候很难使人视为缺点，因而我不可能对他们的缺点倾注百分之百的同情。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缺点则往往过于明显过于静止。
读罢袖珍本《罗亭》，扔到书架上面，又去水槽物色像样的威士忌残骸。发现有块瓶底剩有一点点杰克·丹尼黑牌威士忌，赶紧倒入杯中，折回床开始看司汤达的《红与黑》。总之我好像喜欢看落后于时代的作品。当今时代到底有几多年轻人看《红与黑》呢？不管怎样，读着读着我又同情上了于连·索雷尔。于连·索雷尔身上，缺点在15岁以前便大局己定，这一事实也檄发了我的同情心。人生的种种要素仅在15岁便固定下亲，这在别人看来也是非常不忍的事。他自行投入监牢也是如此。蜷缩在四面墙世界里的他，不断朝毁灭行进。
有什么打动我的心。
是墙壁！
那世界四面皆壁。
我合上书，把仅有的一点黑牌威士忌倒入喉咙，就四面墙世界思索良久。我可以较为容易跑在脑海中推出墙壁和门的祥式，墙非常之高，门非常之大，且一片沉寂。我便置身其中。然而我的囊识十分朦胧，看不清周围景致。整座城市的景致——甚至细微之处都历历在目。惟独自己周围扑朔迷离。有谁从这不透明轻纱的对面呼唤我。
这简直同电影镜头无异。我开始回忆以前看过的历史影片中有无这样的场面。可是《无敌大将》也好《本·哈》也好，《十戒》也好《圣衣》也好《斯巴达克斯》也好，均无如此镜头。那么，这景致恐怕是我一时心血来潮的幻想。
那墙壁所暗示的，我想肯定是自己被框定的人生。一片沉寂则是消音后遗症。四周之所以迷迷蒙蒙，是因为想像力面临毁灭性的危机。呼唤我的大约是那位粉红色女郎。
分析完这瞬间涌起的幻想之后，我又翻开书。但注意力再也无法集中在书上。我想，我的人生是零，是无，是彻底的无。迄今我做了什么？什么也没做。使谁幸福了？没使任何人幸福。我没有妻室，没有朋友，没有门，一扇也没有。阳物垂头丧气，甚至工作也朝不保夕。
作为我人生最终目的的大提琴和希腊语那片祥和的世界正面临危机。假如工作就此失去，我无论如何也不具有使之实现的经济余力。况且若被“组织”追至天涯海角，自然无暇背诵希腊语的不规则动词。
我闭目合眼，吸了一口深如印加水井的空气，再次回到《红与黑》。失去的业已失去，再多思多想也无可挽回。
注意到时，天已完全黑尽。屠格涅夫并司汤达式的夜色在我周围合拢。或许由于静卧未动，肚皮刀口多少不那么痛了。犹远方击鼓般迟钝而隐约的痛感虽然不时从刀口驰往侧腹，而一旦过去，往下便太平无事，足可使人忘却伤口，时针已指在7 点20分，我依然没有食欲。早上5 点半用牛奶送进去一个不管用的三明治，其后在厨房吃了一点土豆色拉，到现在还什么也没进肚。一想到食物胃就似乎变硬。我筋疲力尽，睡眠不足，加之肚皮开裂，房间又如被小人国的工兵队实施爆破一般四下狼藉，根本没有产生食欲的余地。
几年前我读过一本描写世界垃圾遍布以致沦为废墟的科幻小说，而我的房间光景与之毫无二致。地上散乱扔着形形色色种种样样的废物：被割裂的三件头西服，毁掉的录像机、电视机，打碎的花瓶，折断脖子的台灯，踩烂的唱片，沧海横流的番茄汁，断断续续的扩音器软线……扔得到处都是的衬衫和内衣大多或被穿鞋的脚踩得污七八糟，或溅上墨水，或沾上葡萄汁，几乎不堪再用。原来床头柜上一盘我3 天前开始吃的葡萄，被扔得满地开花，踩得体无完肤。约瑟夫·康拉德和托马斯·哈代自甘寂寞的作品集被花瓶里的脏水淋得一塌糊涂。剑兰插花也像献给阵亡者的一样落在浅驼色的开士米毛衣胸口，袖子被西德佩利康公司专门生产的蓝墨水染上了高尔夫球大小的污痕。
全部化为废品。
一堆无处消化的废品堆。微生物死了变石油，大树倒了成煤层。而这里的一切全都是没有归宿不折不扣的废品。毁掉的录像机又能去哪里呢？
我又一次走进厨房，拨弄水槽里的威士忌瓶子碎片。遗憾的是再也找不到一滴威士忌。剩下的威士忌未能进入我的胃袋，而像俄耳浦斯一样统统顺着下水通流入地下的虚无，流入夜鬼横行无忌的世界。
在水槽不断拨弄之间，右手中指尖被玻璃片划破了。我看着血从指肚溢出，继而一滴滴落在威士忌商标，看了好久。受过一次大伤后，这小伤便不足为奇了。没有人由于指尖出血而一命呜呼。
我任凭血液流淌，直至把劳塞斯商标染红。但血流个无休无止，我只好不再看，靠纸巾擦净伤口，用药用胶布缠好。
厨房地板上滚动着七八个空啤酒罐，犹一场炮战后的弹壳。我于是拾起。罐的表面早已变得不凉不热，但终究强过没有。我一手拿一罐啤酒上床，一边滋滋有声地啜着，一边接着看《红与黑》。作为我，很想借助酒精排除三天来体内积蓄的紧张，顺势大睡一场。不管明天如何纠纷四起——基本可以断言——我都要尽情睡一大觉，至少睡得地球如迈克尔·杰克逊一样旋转一周那样长的时间。新的纠纷应伴之以新的绝望感即可。
时近9 点，睡魔袭来。我这如月球背面一般荒芜的斗室，睡意居然也肯光顾。我把读了四分之三的《红与黑》扔在地上，按下幸存的床头灯开关，侧身弓腰，沉入梦乡。我是这荒芜房间中的小小胎儿，在应该苏醒之前，任何人都无从打扰。我是处于纠纷包围中的绝望的王子，我将一直沉沉昏睡，直到“大众”高尔夫球大小的癞蛤蟆来同我接吻。
然而出乎意科，只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半夜11点，身穿粉红色西服套裙的胖女郎走来摇我的肩膀。看来我的睡眠成了价格低得惊人的拍卖品，众人依序近前，像敲打半旧车轮胎似的踢动我的睡眠。他们不该有如此权利。我并非半旧车，尽管半新不旧。
“躲开！”我说。
“喂，求求你，起来，求你了！”女郎道。
“躲开躲开！”我重复道。
“不是睡觉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