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担任代司令。
4月以后，陈毅、粟裕开始了有历史记载的交往。4月24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并特别强调“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４月中、下旬，陈毅受项英委托，与任先遣支队司令的粟裕一起组建新四军先遣支队。陈毅将身边的副官和测绘参谋派到先遣支队，粟裕为此动情地说：“陈毅同志把强兵能将都调来给我了。”4月28日，新四军军部召开先遣支队到敌后作战略侦察动员大会时，陈毅以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的身份到会讲了话。随后，陈毅从岩寺赶到南陵，与驻扎在这里的川军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前进道路后，才和粟裕告别。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先遣支队司令员时的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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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12）
6月11日至16日，粟裕奉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命令执行挺进南京、镇江间破坏铁道任务，并成功地指挥了韦岗战斗。陈毅闻讯后写了一首七绝诗，以示庆贺。先遣支队完成任务后于6月21日奉命撤销，粟裕回到了2支队。
此后一段时间，陈毅与粟裕分别指挥所部，在江南不同的区域开展敌后游击战，打击日寇。建国后的1959年9月，当有人问及江南指挥部成立以前，1、2支队在指挥上是怎样的关系时，粟裕回答说：“绝大部分时间都归军部直接指挥，因为当时是统一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1939年8月，新四军军部决定1、2支队合并指挥，并于11月7日在江苏溧阳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两人开始了相得益彰的一段共事时期，陈毅将全盘的军事指挥重任交给了粟裕，自己把主要精力用在抓统战工作上。陈毅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建国后的1962年3月，他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谈到了自己过去的一些领导经验。他说：“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江南、苏北指挥部时期的陈毅、粟裕优势互补，开创了抗战初期新四军敌后抗战的有利局面。
因参谋长罗忠毅未到职，粟裕还兼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主管了作战、训练、后勤及地方政权建设等全盘工作。陈毅于1940年农历除夕写了一副对联：“轻裘缓带羊叔子，食少事繁诸葛公”，以古代名臣羊叔子与诸葛亮做比，热情而真诚地称赞粟裕。
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后，陈毅与刘少奇于1941年1月18日致电中央，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并以陈代军长。”1月20日，中共中央接受陈、刘的建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原苏北指挥部（江南指挥部改称）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1师，随后又成立苏中军区、苏中军政党委员会和苏中行政公署，粟裕被任命为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苏中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开始独立担负起一个战略区的领导和指挥重任。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
时的粟裕。
从1939年8月至1941年1月，是陈毅、粟裕两人历史上最为融洽和谐的共事时期，“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形容显然是十分恰当的。
此后，陈毅随军部先驻盐阜区，后驻淮南区，粟裕随1师师部驻苏中区。因各根据地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陈粟之间直接联系甚少。1941年8月5日，陈毅与刘少奇报告中央军委：“敌占盐城、控制苏北水网地区后，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已无法达到，将军部6000余人缩编到1000人以下，根据地工作交各师负责。”独立负责苏中根据地的粟裕则在党政军各方面创造出许多骄人的成绩。1942年2月15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总结报告，给予粟裕很高的评价，指出：“我一师几年来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后来刘少奇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还曾说，在新四军发现两个人才，一个是粟裕，仗打得最好；一个是邓子恢，是农村问题专家。由于粟裕的卓越表现，中央军委于1942年3月16日电令新四军6师部队统一由1师指挥。10月26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进一步电示：“一、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同志统一指挥”。此时起，粟裕开始负责新四军两个师的领导工作。
1943年11月25日，陈毅因黄花塘事件被迫赴大后方延安。根据中央指令，由张云逸担任代理军长职务。此后，新四军军部由代军长张云逸、政委饶漱石负责。陈毅在延安有近两年时间，与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前线的粟裕远隔万里，分处抗日战场的前后方，显然不好以“陈不离粟，粟不离陈”来解释了。
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13）
1945年 11月，粟裕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与任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分属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从这时开始，直至1946年10月，陈粟分处山东、华中战场，开始了较长的关于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以及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的争论时期。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向黄桥进军途中。综上所述，1947年1月华东野战军成立前，陈毅、粟裕实际在一个指挥部合作共事，互相影响、启发的时间是1939年8月至1941年，加上其他偶尔相聚的时段，共约两年半的时间。与郭化若所说的“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是一致的。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因为工作需要，在解放战争三年多时间里，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有两年多实际不在野战军总部。1948年5月，陈毅还被中央调任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共中央交给他“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的经常工作”的新职责。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由粟裕接任。虽然在粟裕的坚持下，陈毅被保留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名义，但他实际在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工作了7个多月的时间。这两年间始终在华东野战军总部负责全面工作的领导人是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据《粟裕传》记载：“在解放战争的4年时间里，陈、粟在一起的时间大约有12个月，其余24个月是分开活动，其间偶尔有短暂的会合，分合时间之比大约是2∶1。”这个结论是经得起客观历史事实检验的。粟裕于1978年4月26日在总参机关的会议上回顾说：“陈老总比较长时间没有在三野，从1947年的秋天到延安去，一直到上海我们才见面。”这里所指的“见面”，应当是指粟裕于1949年5月27日率领三野指挥机关由苏州进入上海后，短时间内与陈毅同在上海工作（同年7月13日，粟裕又率领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移住南京），而不是指通常意义的“见面”，因为此前两人有过几次短期会晤。粟裕在华中野战军高干会议上作战争初期作战经验总结报告。
郭化若谈到华东野战军时，也指出：“我要说说陈毅与粟裕。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具体而言，陈毅与粟裕在一起的时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一、1947年1月至7月。这段时间内，陈毅稳定地履职于华野总部，历时7个月。二、1947年8月至1948年5月。这一时间段里，他们两人绝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三、1948年6月至1948年12月。陈毅完全在中原野战军履职，共7个月。四、1949年1月至1950年11月。陈毅回到华东地区工作，但不在三野总部，三野前委仍由粟裕主持工作。五、1950年11月以后。三野番号于1950年5月撤销，但三野前委仍旧行使职责，由粟裕负责。三个月后的1950年8月，粟裕因病离开了三野前委，三野前委随即撤销，部队归华东军区管理，陈毅11月以后从上海到南京，主持华东军区工作。
可见，陈毅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总部实际履职的时间为：1947年1月至10月、1948年4月至5月。这与郭化若所指出“就三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半月，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的结论是一致的。
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上）（1）
一、中原战局形成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战略构想的最早起源：粟裕“子养电”——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灭国民党军最多的一次战役，也是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南线大决战。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被基本歼灭，华东、中原广大地区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蒋介石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延续22年的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然而，囿于解放军当时诸多公开文告一类的署名，蒋介石及其统帅部当时和事后都未弄明白，在淮海之战中，谁是他们最主要的直接对手和关键人物。
1947年８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陈谢、陈粟两路大军相继跟进中原，全国的主战场由山东转到了中原地区。在中原战场上，蒋介石调集了90个旅的强大兵力，除防御重要点线外，还组成6个强大的机动兵团，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在各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进攻人民解放军。此时，刘邓、陈粟、陈谢大军各自分兵作战，如果只由1路大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获全胜，如果等3路大军集中又常常失去战机，只能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有时甚至连中小规模的歼灭战也打不成。特别是被围困在大别山地区的刘邓部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无法集中行动，处境十分困难。因而，此时的中原战局形成了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从山东战场转战中原豫皖苏战场的华东野战军，在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以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面对这种僵持状态，不断思考如何才能迅速扭转中原战局，进而夺取战争的胜利。
粟裕分析后认为，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以后，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依然可凭其数量、技术上的优势，在局部地区组织战役进攻。因而中原战场出现反复拉锯的僵持局面。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①即必须集中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更大的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粟裕准确地预料，只要解放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并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就能在中原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全国的政治局势也将迅速变化，战争即可迅速获得全面胜利。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时的粟裕。经过几个月的探索研究，1947年12月10日，粟裕写出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其中说：
“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鄂豫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武装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的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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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上）（2）
这是一个对中原和全国战局全面分析以后得出的科学战略构想：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在解放战争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由于他的构想不仅关系战略全局及其未来发展，而且与中央军委一再强调的不要后方的战略跃进，以及避免打大仗的意图不同，就在前一天的12月9日，粟裕还收到中央军委电示：“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③因此，他虽然准备将自己的战略构想向中央建议，但采取了格外谨慎的态度，没有马上发出电报，而是在不断缜密地思考。直到经过40余天的考虑，并通过平汉路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打大仗初步可行之后，粟裕才毅然于1948年1月22日将《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大别山区的刘伯承、邓小平。
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规定，“子养”即1月22日，此电即军史上凝结着粟裕军事智慧结晶的“子养电”。
粟裕曾经说：“进行一个战役，首先要从战略上考虑，战役要同战略相结合，当前要与长远相结合。”④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还指出：“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的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他在解放战争中关系到战争走向、成败的关键时刻，自觉提出的这个关系全局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在我军灿若群星的将帅中，是极为突出的。这一成熟的战略思想，成为以后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的最早构想，在他不久再次直谏中央军委之后，逐渐得到全面的实现，被历史的发展轨迹证明是十分科学的，对扭转中原战局，进而以不断的大规模歼灭战消灭蒋军的主力于江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一个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战略。
淮海战役的最初蓝图：粟裕再次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粟裕
同志在干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粟裕的“子养电”发出时，中共中央于1947年12月已做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迫使中原战场上的部分国民党主力部队回援，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
收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逐字加以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