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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类研究的例子是塔图·温汉南的《民主化进程》，达龙·阿西墨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合著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以及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他们从经济发展以外的因素去寻求民主制的先决条件。温汉南从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论，他认为所有物种都有各自成员所共有的该物种独特行为特性，而各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也必然有共同的因素。他说，政治结构是在争取生存与繁衍的斗争中演化而来的。然后他提出一种假说：当权力资源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任何一个群体都无法压制其竞争者而称霸时，在这种条件下就会出现民主制。根据这种“经受了验证”的解释，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民主化的终极原因，因为在比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各种权力资源通常都会分布比较广泛。这样，不符合利普塞特理论的一些反常情况也可以得到解释：重要的权力资源在某些穷国也可能分布广泛，而在某些富国却高度集中。
在《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一书中，阿西墨格鲁和罗宾逊运用博弈论指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分配政治权力和资源的方式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试图提出一个框架来分析民主制的建立和巩固，将民主化的进程追踪到公民社会的力量、政治体制的结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性质、经济不平等的程度、经济的结构以及全球化的形式和程度。
然而，他们在描述政治发展的不同途径时，却将通往民主制的途径说成是历史的命运，而没有考虑到更多的文化内容，因此，他们雄心勃勃的著述却根本没有提到中国，就绝非偶然了。普泽沃斯基的《民主制与市场》也探索了民主化过程的巩固问题。他认为只有当所有的政治势力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自发地遵守公平而又有效的体制时，民主制才能持久。要大家都能如此遵守，民主体制必须同时让所有这些势力有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同时做到在民主选举中失败要比非民主竞争中失败体面得多。
因此，转变期的中心问题是：转变能否导致一种制度，让所有的政治势力都肯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服从于民主竞选这种胜负难卜的竞赛，并服从这一民主过程的结果？普泽沃斯基没有进一步谈当民主制尚未站稳时怎样能做到他所说的“自发的遵守”，但谈到当民主体制正在建立之时，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是否已明朗或平衡，从而考察各种可能的结果。当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事先尚不明朗、不平衡时（或者用温汉南的话来说，“力量资源”尚未“广泛分布”时），包括内战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能从民主制获益者总是民主制的最可靠促进者，而最有可能因民主制而失败的势力则会抵制民主制。他从顽固派、改良派、温和派、激进派以及在民主口号下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不同的角色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确实比集中谈阶级要更加生动一些。
所有这些研究传出的简明信息就是，并不是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制。我们根本不能根据任何一国人均收入的具体数字来判断该国会不会转变为民主制。要达到“自发遵守”的民主体制，其先决条件要比原先想象到的更加严格，这包括：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公民文化，精英努力，外界影响，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中国，“权力资源的广泛分布”一向导致“战国”或军阀割据式的内战（包括国共两党的内战），这就表明外界的影响和民主制思想的传播实际上没用；最重要的因素看来是政治文化（仅靠它也不够），这个文化可以追溯到专制体制下的“虎斗”。亨廷顿的话是对的：每一个国家或所有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就中国而言，如上文中所述，对一个强大的德能政府的社会需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政治文化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吗？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1）
政治文化确实是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事实上，从公元前1046年周朝以奉“天命”为名建立家天下算起，3000年间，中国最大的文化变化是发生在20世纪。其中往往被人们估计不足的最重要的政治文化变化，就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制度变迁。这一转变以及相关的其他变化将结束过去2000年来原地踏步的“朝代轮回”。这一制度变迁的一个含义就是：如今在中国做生意可以着眼于长期，而不必老是担心中国的周期性政治不稳定。
在中国，有宗教背景或没有宗教背景的地下组织自古有之。但“政党”却是一个舶来品。一般认为辉格党是英国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的两大政党之一（另一个是托利党）。辉格党起源于主张君主立宪和反对独裁，但辉格党和托利党当时都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至少，要到1784年，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领导改建过的辉格党起来反对小威廉·皮特为首的执政的“托利党人”之时，政党政治才开始发展。根据理查德·冈瑟和拉里·戴蒙德的分析，政党可以是精英式的、群众式的或民族式的，可以是从事竞选的，也可以是从事群众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从俄国引进的精英式革命“先锋队”，其意识形态的能量远远胜于国民党，它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风景。明朝末期和清朝末期农民起义的意识形态仍未摆脱“家天下”那一套腐朽思想，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却在发动群众，执行纪律（约束那种讲关系讲情面的文化），降低运行费用（交易成本）等方面非常成功。
在政党政治的条件下，游戏规则、游戏的期望、游戏角色的行动计划和行为模式，都与以往家天下时代截然不同了。这种体制变化的几个重要方面包括交接班制度、任期安排和行使权力的方式。然而，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的变化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许多人忽视或者没有认识到它的深远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政权中，从前那一套皇位继承的做法结束了。安排继承人不再是看血统，而是看德才。第一代革命领导人还在时，主要看革命功绩和威望，而到了现在则主要看建设的功绩和表现了。换句话说，家族政治时靠“天命”和血统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政党政治时则是靠德才和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血统因素不算数了，庇护提携的因素仍然有用，但最重要的是德才因素。
现在不是“家天下”，已不会再出现小皇帝、病皇帝或老朽无能的皇帝。也不用担心皇帝的几个儿子和兄弟为皇位争斗，不用再担心皇太后、皇亲国戚、宦官、权臣的幕后操纵。从###到###的这次交接班被称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井然有序和按照制度办事的权力移交”。这种平稳的交接班体现出一种转变，即从依靠革命功绩转变为依靠德才，从个人权威转变为规范准则，从个人崇拜转变为建立共识，从“强人政治”转变为集体领导。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2）
德才逻辑使得讲关系的老做法与德才要求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血亲、同学、同乡、老同事、老上下级等关系仍然起作用。另一方面，在物色精英人才时，学历、阅历、能力和成绩正在变得日益重要。这从政治局委员的情况变化即可看出。1982年邓小平时代25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一个都没有。1997年24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有17人。2002年25位政治局委员当中，大学毕业者已有22人，这一届领导班子学历之高，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届。
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作为文化惰性而残存的一言堂也不复存在了。集体领导已经形成，不再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党的领导班子也不再提核心。分权制、地区代表制和政治关系多样化已成为趋势。中央委员会中要有所有省市区的代表，其中正式中央委员要各有两名。
投票表决机制也在变。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实行的“差额选举制”，令人相当兴奋。党代会代表和中央委员的选举都是差额选举，候选人数比当选数多，这样，靠拉关系而不是靠德才进入候选人名单的那些人就很有可能遭淘汰，因为大规模贿选是实际上做不到的。
投反对票以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也在增多。从前家天下时的“基因库”很狭小，现在党的英才库则宽广得多。由于建立了明确的规则，消除了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以及皇亲国戚的幕后操纵，而且消除了个人利用权位荒淫无度，顺利的交接班和最高层政治上的稳定就有了制度保证。
因此，按照德才选举领导人，而且越来越多地依靠领导人的政绩和体制规则，这就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政绩合法性和体制合法性又保证了领导层交接班的稳定性。脆弱的、王朝式的世袭继承已经彻底地被比较有条不紊的德才继承所代替。
还有体制上的几项重要规定进一步保证了有秩序的德才继承。第一是领导职务的年龄限制。1997年政治局的规定是，除非常情况以外，党和政府最高层领导人应于70岁之前退休。国务院各部委主管、省级首脑和将军应于65岁退休，其副职应于63岁退休。这一规定带来的直接影响是政治局相对年轻化了。200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0岁；1997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3岁；1982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2岁。另一个有意义的结果是政治局成员有两层，一层是政治局常委，成员较老，另一层是其他委员，地位低些。这种两层安排也可以认为是保证下一步有秩序德才继承的做法。
对领导职务还有任期和年数限制。党和政府最高领导职务每届任期限定为5年，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2006年又规定，同级各种不同职务的任职不得超过15年。
这些年龄、任期、年数的规定属于法治要素，在西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西方观察家几乎都忽视了中国这些制度革新的意义。然而应该看到，中国历史上一贯渗透着“虎斗”文化，在“家天下”时代，没有任何机制能使政治竞争内化为自我加强的彼此合作。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3）
当统治者的任期是终身制时，政治竞争或是表现为外在的残酷争斗，或是表现为内在的彼此猜忌。皇帝总得提心吊胆，在他的宫廷内或宫廷外都会冒出潜在的敌手。官吏们也得谨防被卷入造反的阴谋。
邓小平的最大政治智慧就是从制度上结束这种“终身制”传统。“家天下”体制之下，由于不容挑战的政治文化和“承诺的有效性”问题，皇位不可能有任期限制。在中国，只有在政党政治下才可能有这方面的革新。取代了世袭继承的德才继承已经演变为不再主要依靠开国时的功绩，而是主要依靠建设国家中的功绩。
中国文化中的互惠式德能政治使中国得以及时地走上“经济优先”之路和确立任期机制（这比苏联做得好）。任期限制和党内选举方面的革新，巧妙地保持了中国的以家庭为中心，相互依靠、以和为贵的国民心理，而与此同时又吸收了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自我依赖、竞争心强的文化心理的长处。
党像是一个大家庭，向全社会开放，珍视协商合作，竞争是比德才，而且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有可能建立起反腐败机制。政府打算成立一个吸收海外有效反腐措施的国家反贪局。它将直属于国务院，而不是置于检察机关之下。省一级也将成立这样的单位。现在回过头看，坚决平息1989年的###是很有道理的。2002年有条不紊的德才继承将成为中国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然而，“游戏规则”的这种变化，若是从常识和一般智慧而不从历史的、制度的和范式转变的角度去看，那就不会是那么明显。例如，莱曼·米勒，一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被他自己所说的“爬行的制度化”弄糊涂了：“我无法摆脱一种感觉：在日复一日注视中国领导集团政治31年之后，我对这种政治运行情况的了解，现今反而远远不如当初。”他说这是因为，“制度化的实行，加之在1989年以后更加重视公开显示领导集团的团结一致，意味着领导集团内的竞争和冲突都嵌入体制及其相关的日常活动的框架之中。这意味着竞争和冲突更难看到更难发现。领导集团政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令人沮丧地难以从常规现实的角度加以解释。”
有限任期制消除了“家天下”时代的一些不确定性：领导人寿命多长不确定；领导人老了能力会如何不确定；怎样从有限的范围选择接班人不确定；接班人能力如何，能得到多大支持以及接班人寿命又会有多长，都不确定。毛泽东的统治带有君主味道，就是因为当时任期无限，德才继承制也不可能实行。君主独裁的两大特点就是绝对权力和终身制。君主立宪制使君主绝对权力受到限制。中国改革了的德能政治实行了任期限制，这反过来也限制了绝对权力。拿到制度变迁的显微镜下一切都一清二楚。但只有制度分析的范式转变，才能让浑水澄清。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忽视了的革命：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4）
中国的“游戏规则”的变化，其意义要比人们迄今认识到的更加深远。在党的领导下政治竞争内化为相互取长补短的合作，因此，决策效率提高了，换班费用节省了，领导人能积累经验，有才干的人可以较久地保留在工作岗位上，这些方面都比西方竞选式民主制有优势，是很难否认的。最重要的是，党的精英现在可以对中国自己的制度更有信心，在抵制西方式民主制时也可以比较理直气壮。他们要是对西方民主制的实际情况有更多了解，就会更是如此了。
与这些体制变化相平行的，是中国军队日益职业化。近年来领导更替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军队非政治化。新一代最高领导班子中已没有军人；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军人比例在逐渐缩小。党通过中央军委仍然牢牢控制着军队，党的总书记就是军委主席。从军区向集团军转变也有利于党的控制。
党实际上已将“剥削”问题放到一边，党的大门已向私营企业家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开放。这是体制上的一大变化（另一个重大变化是2007年通过物权法，确认私有财产权的合法性）。这就发出了明确信息：党的先进性不仅反映在党员素质上，而且也反映在党能从体制上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前进。党现在已向所有人开放，同时还有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多党合作，因此中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西方式多党选举制的政治改革。新的制度是完全中国式的，能与“天命”相呼应，根本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竞选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做法。2007年，有两名非共产党员当上了部长：一是卫生部长陈竺，一是科技部长万钢。
无论如何，现今的中国政权已不是罗伯特·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所说的那种专制、独裁、守旧的政权。事实上，“毛时代”只是从家族政治到政党政治转变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