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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3）
尼斯贝特说，在一次“变化的性质”的测试中，参加者在图表上表现出正加速变化和负加速变化的趋势，结果美国人比中国人（华人）更多地预见到变化趋势，尤其是正加速变化的趋势。美国人线性思维优于循环思维，这看来符合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创作，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清教教义，到震颤派和摩门教，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直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都不同于中国人的信念，即完美的世界存在于某种过去的模式，而未来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复这一模式（请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用于夺取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文化信念体系）。西方人的上述种种乌托邦思想都有共同的特点：线性进步，实行后即长存，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命运或神的干预，对人性持平等和极端假定。
在中层经理人员参加的与就业相关的调研中，90％的西方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能鼓励个人发挥积极性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而50％以上的亚洲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人人团结互助，谁也不争强好胜突出个人。90％以上的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职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持同样观点的亚洲人只占40％。60％以上的西方人反对职位高低与年龄挂钩，60％以上的亚洲人对此没有意见。在考虑解雇时是否应顾及以往的业绩，75％以上的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现在表现不好就该解雇，持此观点的亚洲人只占20％。参加测试的一些欧洲人得分是介于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这又是“思想西移”的一个表现。
有一道问题是“熊猫、猴子、香蕉”这三者当中，哪两种关系较紧密？尼斯贝特发现，美国学生明显地倾向于“生物分类学”（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主体关系”（猴子吃香蕉）。在另外一次对美国儿童和中国儿童的测试中也出现同样的差别。尼斯贝特认为这种感知和推理上的差别一定是与社会化因素有关。美国孩子学名词比学动词容易，因为动词意味着关系，活动性强，而名词一般是惰性的。
然而发展心理语言学家们发现，东亚的儿童跟西方儿童不一样，学名词和动词的效率是一样的。亚洲母亲教幼童识字往往是从社会生活常规教起，而美国母亲则往往从名词教起。在英语中，表示一个东西或一类东西是靠词形变化，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ducks”。在汉语中，这些区分是靠上下文和事实提示语来表达，属类区分通常晚一点再学。
英语是“突出主题”，汉语则是“突出论题”。例如，问客人要不要再来一点茶，英语是说“More tea？”突出的是“茶”。汉语则是说“再喝一点？”突出的是“喝”。在西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其种属的抽象属性组成的实体。对于这些稳定的实体，其行为可作线性预言，而不受环境因素左右。支配物体的规律是可以学习到的，因此这些物体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在东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具有具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抽象的属性并不是常在的（如抽象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并不反映现实，而只是表明一特定物体的一种特点。环境敏感性说明物体以及物体与物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不那么好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4）
以下两类成语，哪一类更有意义？“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强”和“一人对大伙非输不可”，或者“谦虚过了头就是半骄傲”和“要当心的是你的朋友，倒不是你的敌人”？尼斯贝特的调研表明，中国学生更喜欢那些看来似有矛盾的成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成语直截了当。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后来被用来再作测试，以免人们对熟悉的成语有偏见，但测试结果相同。
尼斯贝特认为，中国人喜欢用矛盾表达成语，表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辩证风格看重的是如何超越于冲突之上，找出冲突每一方的道理。这反映出一种信念，即处境总在变化，对立面相辅相成，以及一种相互依存的总体论观点。既然至理的反面亦为理，思想的基本信条就是寻求中庸之道。它也远不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正题—反题—合题”思路那样咄咄逼人，因为努力的目的是承认和超越矛盾，而不是消除矛盾。它肯定不同于西方的一些逻辑定律，包括“同一律”（一个东西就是它自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即“跨环境一致性”——西方人认定民主就是民主，不应有什么中国特色的民主）和“不矛盾律”（一个命题不可能是在抽象和具体意义上既正确又错误）。
尼斯贝特提醒说，以上这些概括并不是适用于每种文化的所有成员，因为那些成员之间还有差异，其差别通常还很大。在东亚，有人发现日本人与自己直系亲属的交往较少，为公司效力较多。中国人和日本人受到的社会约束均多于西方人，但中国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权威，日本人受到的约束则主要来自同辈。尼斯贝特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在实验室发现的认知上的差别会造成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上的差别。但认知上的差别与社会的和动机上的差别是分不开的。人们持有其信念是由于他们思维的方式，而他们思维的方式则是由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性质。”
这一点由下述事实可得到进一步证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受到不同环境“熏陶”以后，尽管不会完全同化，但思维方式都会向另一方靠近。总之，价值观与偏好的差别来自所学与经历中获取的不同的认知工具和认知过程。
不同文化中的认知差别，当追踪到生态起源时，也是讲得通的。但若是追踪到人脑功能，又如何呢？尼斯贝特研究的结论之一是：不同文化中，归因的差别是注意力差别的反映，这就是“注意力与过滤理论”。神经系统科学的发现成果表明，认知不仅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即观看和建造我们的经验世界。这一过程涉及这样一种能力，即通过我们的感官将脑力集中于特定的刺激因素，而排除其他的刺激因素，只利用现有的一部分数据而将其余数据清除出我们的大脑。②这说明“理性经济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的社会行为（得失计算），而且适用于人脑行为（排他与筛选机制）。没有视力输入，我们也能有所“见”，因为大脑能从以往的经验中提供细节。没有新的程序我们也能“推理”，因为大脑能从现有的智力存储之中提供“工具”。我们的大脑有进化而来的经济能力来建立相对稳定的“思维模式”，用以处理我们世界中的事物。稳定的“思维模式”具有经济意义，而中国人和美国人“思维模式”方面的差别则具有文化认知上的意义。显然，认识到这些差别有助于不同文化的人更好地自省和相处，减少固有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优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人权与人祸（5）
认知科学和神经系统科学上的研究成果也得到现代物理学和科学哲学的回应。现代物理学表明微观世界中物体的性质往往取决于用于研究微观物体的工具。科学哲学家发现科学史上的革命性发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涉及工具方面的改变。他们进一步发现，科学观察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的背景知识以及他们所应用的理论。换而言之，观察常常是“充满理论”的，甚至当主体间特性也在起作用时亦是如此。理论决定我们期望观察什么。我们用心理解世界的理念通常是理论性的。理论还最后用来按照我们的目的核实观察结果。难怪在许多领域，事实错误远多于理论错误。
在语言学中，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一个人所说的语言的语法范畴，与该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行为，这二者之间有着系统的关系。这一假说认为，一种语言的性质影响着讲该种语言者的习惯性思维（汉语含蓄而微言大义，英语精确而烦琐直露），语言的不同范式产生出思维的不同范式。③然而，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认为民主制和民主价值观是普遍真理的政治学家，却认为文化影响特定政治制度选择的见解是“文化主义谬论”。他们认为所有地方人性都是一样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在西方和东方都是同等受人珍视。这种普适观念（或者叫“非文化主义谬论”）的基本见解直到今天仍大体上未受置疑。
民主价值观真的是普遍真理而与特定思维模式和文化环境无关吗？在以上用文化认知心理学作出否定回答的基础上，我们来看一些关于人权的具体事实。
据美国的NBC（全国广播公司）2005年12月1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一直在秘密收集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公民的情报，秘密监视反对这场战争、要求和平的###。据《纽约时报》报道，近年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在通过它的监视网及其他渠道，收集那些参加反战游行的大量非政府组织的情报。已收集的情报之多是惊人的。其中关于绿色和平组织的情报就有2400页。2006年1月9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女发言人宣称，在反恐斗争中，美国海关有权开启检查从国外寄来的私人信件，此言又引起了抗议。2006年1月17日，美国公民自由权联盟和总部设在纽约的宪法权力中心分别向东密歇根地方法院和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美国总统和安全部门首脑对美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
《纽约时报》2005年3月13日报道，美国现在处于“预制新闻的新时代”。联邦政府不断给各家电视台发放预先包装好了的新闻报道。过去四年的，包括国防部和人口普查局在内的至少20家联邦政府机构制作和分发了数百条电视假新闻。美国军方花钱请伊拉克报纸和新闻工作者进行所谓的信息战。《洛杉矶时报》2005年11月30日报道，美国军队让人写一些文章美化美军在伊拉克的使命，请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家公司把这些文章译成阿拉伯文，再交给巴格达一些报纸刊登。该报说美军还收买了一家伊拉克报纸并控制了伊拉克一家广播电台用来“向伊拉克公众发出有利于美国的信息”。
人权与人祸（6）
有一些报道谈到美国军官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巴格达记者俱乐部”，给俱乐部会员发钱，每月多达200美元，让他们编造一些有关美军作战行动的正面消息。《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把这种违背新闻自由的活动称做“精心策划的鼓动宣传”。2005年11月22日，德国《每日镜报》援引唐宁街2004年4月16日一份“绝密”备忘录说，美国政府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曾打算轰炸卡塔尔多哈的半岛电视台总部，以阻止该台播放真实战况消息，消除它的美国官方的负面影响。此事一透露出来，立刻激起半岛电视台在30多个国家的所有员工的抗议，并受到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批评。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半岛电视台驻巴格达和喀布尔的办事处均遭到美军轰炸，其新闻工作者多次受到美军拘押、威胁、辱骂和骚扰。2003年4月8日，西班牙电视台五频道的摄影记者何塞·科索被美国军人击斃。此后，西班牙法院已下令通缉此案三名嫌疑犯（均为美国军人）。2005年8月28日，美军向路透社一个报道小组开火，当场打死了路透社一名录音师。两名奔赴该地的伊拉克记者也遭到拘捕，被置于烈日下暴晒。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报道，有四名伊拉克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伊拉克境内的拘留中心，一名半岛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被关押在美国海军关塔那摩基地。这五人均没有什么具体的罪名。2005年7月，《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由于拒绝透露她的消息来源而遭判刑。加拿大《多伦多星报》一名摄影记者在采访卡特林娜飓风时，被新奥尔良的警察推倒在地上。警察抢走他的摄像机，取走里面的记忆卡磁盘。他要求警察归还他的照片时，竟遭到警察辱骂威胁。新奥尔良当地一名记者在采访警察与当地居民的一场枪战时，也遭到了袭击。
美国司法执法系统的种族歧视严重。前美国###长威廉·贝内特有一次竟然说，降低美国人犯罪率的唯一办法是让所有的非洲裔美国妇女都做人工流产。据美国城市联盟发表的《2005年美国黑人状况》指出，美国黑人一旦被逮捕，被关进监狱的可能性比白人高三倍；黑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比白人大四倍；黑人服刑的平均时间比犯同样罪行的白人长半年。
马里兰大学2005年12月的一项调研报告指出，杀死了一个白人的黑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比杀死了一个非白人的黑人多两三倍。杀死了白人的黑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比杀死了白人的白人多将近倍，比杀死了黑人的黑人多倍。黑人只占美国人口的，但被判一年以上徒刑的美国在押犯人中，黑人占41％。25—29岁的美国黑人当中，有在坐牢。据人权观察等组织发表的报告，在“9·11”袭击事件以后，至少有70人，其中69人为穆斯林，被作为“重要证人”而遭拘捕，其依据仅是一项刻板的允许逮捕和拘留“重要证人”的联邦法律。这70名“重要证人”中，1/3的人被关押了至少2个月，有一些人被关押了6个多月，有一人竟然被关在牢里一年多。据2005年第42期的《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有一位华裔美国穆斯林教职人员余百康被扣上了间谍和谋反的罪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后来查无实据，这罪名才悄悄撤销了。媒体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错案之一。
人权与人祸（7）
在美国，妇女失业率高于男性，同工不同酬。美国人口统计局一项调查报告说，2004年，美国妇女和男人的平均年收入分别为31223美元和40798美元，妇女薪酬只相当于男性的77％。自己创业的妇女年收入只相当于男性同行的49％。2004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了24294份关于性别歧视的申诉和4512份关于孕妇受歧视的申诉。
以单身妇女为家长的家庭贫困率最高。在2004年，这类家庭处于贫困之中的占。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仅在加州的帕萨迪纳一地，无家可归的妇女和儿童2005年多达701人，比2003年增多，占该市全部无家可归人口的，首次超过了无家可归的男人。美国妇女往往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美国家庭暴力研究所的统计数字表明，美国每年有530万名妇女受虐待，1232名妇女遭其伴侣杀害。
联邦调查局2005年10月报告说，2004年全国约有94635名妇女遭强奸。这意味着每10万名妇女中有名遭过强奸。妇女在工作场所受性骚扰。2004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