嘛，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很着急，很伤心的。我的母亲非常爱*。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子不能回家了。
他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当时四川农村很兴娃娃亲，他很小就跟一个姓唐的家庭订了娃娃亲。他来信提出这两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母亲急得要死，急出病来了。大儿子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了，从此一直发病，过了大约两年多就吐血死了。唐家也很着急，后来慢慢说通了，那个姓唐的女孩子，我见
过，很老实，在我家呆过一年多，她后来也同意出嫁。她出嫁，由我们邓家办全嫁妆，是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的。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我的思想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当时政府也不懂，也不管，我就存放在家里。到我念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
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一九三○年我到成都，一九三一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①
① 《话说*》，第５—7页。
3。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 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
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①
我没有访问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去过你们那里。那是一九二五年，从巴黎经过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
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
那个时代的友谊。①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终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方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1986年10月23日*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时的谈话。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②1926年1月19日至2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第二章 投身国内革命
1
。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人。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编注）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①
这个学校（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编注）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一九二八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冯玉祥的夫人——编注）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弗能（冯玉祥的大女儿——编注）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57页。
②1982年９月14日*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
2。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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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谈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邓小平时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的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着长衫，戴着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岁，还
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来找我是五月中旬，五月至七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还搞“飞行*”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在这期间他带我到张锡媛的墓地看了看。从这以后又过了十五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①
①《话说*》，第7—９页。
第三章 红旗飘过左右江
1。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我对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情形，简述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广西俞作柏、李明瑞领导的反李（李宗仁）、白（白崇禧）斗争，于当年七月失败。失败时，我党同志领导的武装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于南宁起义。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大队长）同志率领到广西右江百色地区，于十一月在百色揭起红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五大队由大队长、党员俞作豫同志率领到广西左江龙州地区。李明
瑞当时不是党员，亦随到龙州。于一九三○年四五月间揭起红旗，成立了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其时，李明瑞同志被中央批准加入了我党，并被任命为红军第七、八两军总指挥，我兼任政治委员。
（二）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人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一九三○年七月底由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红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我在龙州只住了几天，即由红八军派一个连护送，先到右江与红七军取得联
络。我到右江后，十月才与红七军会合，其时第八军已在左江失败，失败的时间大约在*月间。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李、白部队突然袭击，大部分被打散了，俞作豫同志去香港，由香港当局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杀害了。由李明瑞、袁也烈（当时名袁振武）等同志收集了*百人于十月辗转到达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这些人被编成为红七军的一个团，由袁振武同志任团长，李明瑞同志仍任红七、八两军总指挥，随红七军到了江西，后在江西中央苏区牺牲。
（三）红八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警惕性太差，特别是由于迷恋于龙州的税收，没有按照决定迅速向右江红七军靠拢。①
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关于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的补充报告——编注），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②
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是前委的成员。③
我对广西很熟悉。
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云南兵能打。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
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三个口号：“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红七军、红八军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