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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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自述-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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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很着急,很伤心的。我的母亲非常爱*。她是那个旧社会的妇女嘛。*是长子,母亲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很困难的,她就很希望*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就盼望他回家来。旧社会嘛,老太婆嘛,希望他回家。这一下子不能回家了。
  他在信中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照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当时四川农村很兴娃娃亲,他很小就跟一个姓唐的家庭订了娃娃亲。他来信提出这两条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母亲急得要死,急出病来了。大儿子不能回来,不能见面了,从此一直发病,过了大约两年多就吐血死了。唐家也很着急,后来慢慢说通了,那个姓唐的女孩子,我见
  过,很老实,在我家呆过一年多,她后来也同意出嫁。她出嫁,由我们邓家办全嫁妆,是作为邓家的女儿嫁出去的。
  大哥在法国参加革命后,曾在赵世炎、周恩来指导下办过一份杂志叫《赤光》。他经常往家里邮寄,寄了有七八期。我参加革命,我的思想是受他的影响,我当时才十几岁,还念小学,什么都不懂,只看到封面有光身子小孩,里面内容看不太懂,当时政府也不懂,也不管,我就存放在家里。到我念初中后,逐步看懂了,什么帝国主义侵略、劳苦大众、劳农
  政府、剥削被剥削、苏维埃、人人平等、为穷苦人民谋利益等。
  一九二九年我在家乡上中学,高中时代,我在南充。一九三○年我到成都,一九三一年春赴上海去上大学。我由“赤色群众”逐步走上革命道路,最早最初受的革命思想影响,就是大哥寄回的《赤光》杂志。①
  ①  《话说*》,第5—7页。
  3。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我们那时在法国是一批一批去莫斯科的,我算是 第一批。当时我们在法国的党员
  有三百多人,大体上有二百多人到莫斯科中大。①
  我没有访问过你们那里,但是我去过你们那里。那是一九二五年,从巴黎经过柏林,住了一个星期,受到德国党非常热情的照顾。二十几个同志分住在德国同志家里。当时德国
  工人生活很困难,德国同志夫妇只有一个房间,让我们睡床上,他们睡地板,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真是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除了参观,还专门请我们看了红色赤卫队的训练。所以,我对德国共产党不生疏。那个时候我们从接触中了解到,德国党对中国革命抱有很大的热情。我们两党、两国工人阶级、两国人民声息相通,历史很久。我们要相互关心,发扬
  那个时代的友谊。①
  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
  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有革命的行动,终能证验出革命的理论。”由此方知,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所以,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
  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①
  我来此虽不久,团体对我已有很正确的批评,使我知道自己的缺点,向着自新的路上走去,向着使我成就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路上走去。我已有在我的错误中去改我的错误的决心,使自己得到进步。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1986年10月23日*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德意志*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时的谈话。
  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撰写的自传。
  ②1926年1月19日至22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的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
  

第二章 投身国内革命
1
  。当时,焕章(冯玉祥)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人。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
  在中大(指莫斯科中山大学——编注)呆了一年,我们二十几个人回国了,说是冯玉祥要人。结果交通不通,只有我们三个人随运子弹的车到宁夏。一路走沙漠,骑骆驼,一个月老晒太阳,很热。①
  这个学校(指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编注)是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的于右任办的,于当时属于国民党左派,这个学校的主要职务都是由党派人担任的。校长史可轩是党员(后牺牲),副校长是由苏联回国的李林同志(我们在法国就熟识,李后在中央苏区牺牲),我同时担任校党的书记。学校经过短期筹备,很快办起来,学生不少是党团员,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健全和发展党团等项工作。政治教育主要讲革命,公开讲马列主义,在西安,是一个红色的学校。这个学校在一九二八年成为陕西渭华暴动的基础。①
  今天我们在一起纪念焕章诞辰一百周年。焕章先生是很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有相当长的时间为国家和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李德全大姐(冯玉祥的夫人——编注)是很好的同志,我们也很怀念她。
  弗能(冯玉祥的大女儿——编注)是我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她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当时有两个人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一个是冯弗能,一个是蒋经国。
  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党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来了二十多人。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一九二六年跟李大钊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呆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②
  ①1983年10月21日*会见高理文、罗亚南夫妇时的谈话。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57页。
  ②1982年9月14日*接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的谈话。
  2。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
  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三天陆陆续续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最后走的,在这里待了六天,会议开了一天一夜。当时政局变化很大,决定一部分人举行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议。
  八七会议前,我住在武昌三道街,那是党中央所在地。会后,武昌局势紧张,我搬到汉口,和李维汉同志住在一个法国商人的酒店楼上。那时我不是党中央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底我才当党中央秘书长。这个时候我是秘书。那个时候,陈独秀要搞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一个,以后没搞齐。
  首先要讲八一南昌起义。会议是号召举行全国武装起义,会后在全国各地相继组织武装起义,虽然八一南昌起义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八一南昌起义也是体现八七会议方针的。①
  ① 1980年7月15日*参观八七会议会址时的谈话。
  3。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罗亦农被枪毙了。
  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媛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就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以后半年的
  时间,我们连那个弄堂都不敢走。
  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两次危险。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①
  ①毛毛《我的父亲*》上卷,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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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邓垦谈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找邓小平时的情景
九三一年我到上海求学,临走的时候我父亲要求我,说“你到上海去找找你哥哥”。因为胡伦曾给家里来信,说大哥可能在上海。我到上海就找吧。我父亲当时对旧社会也是不满意的,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父亲知道小平在干什么。
  我当时不到二十岁,到上海后到处找老乡打听,上海有广安老乡几十人,打听不到他的下落。上海情况很不熟悉,语言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我找得没有办法,突然想出一个幼稚的办法,当时我看到报上有很多“寻人启事”。结果我就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寻人启事”。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当天该报只出半张报,启事内容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上海,住在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的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先派了地下交通化装了之后,到我登报的那个地方来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房东说有,后来他自己亲自来找我。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青年人,都是四川我们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间进来一个人敲门,他登门时穿着长衫,戴着便帽,学者样子,一进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十三年,变化很大,他那时二十*岁,还
  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我就跟他走。他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预定一间房子,跟我谈话、接触。那个地方流氓、*、叫花子成堆,特务也不管。我们在一起,他先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父亲还在。简单地说明一下,我这次到上海来,是求学的。我知道他早就是共产党员了,讲了我想参加革命的愿望。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并要我搬了新的地方后告诉他。我就知道了他的意思。因为我也参加了共青团。当时东西很少,一包东西,一张小铁床,我就搬到了一个同学家。
  登报是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他来找我是五月中旬,五月至七月他去过几次,我也去他熟人家见过他,一边打牌,一边谈话,别人不注意。此时一个姓戴的同志介绍我参加一个国际组织“赤色互济会”,救济狱中的同志。有时参加*、*,还搞“飞行*”那一套。
  几个月之后,大哥就去江西中央苏区了,我们分开了。在这期间他带我到张锡媛的墓地看了看。从这以后又过了十五年,“七大”以后我们又在延安见了面。①
  ①《话说*》,第7—9页。
  

第三章 红旗飘过左右江
1。
  (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
  我对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时期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情形,简述如下:
  (一)一九二九年,广西俞作柏、李明瑞领导的反李(李宗仁)、白(白崇禧)斗争,于当年七月失败。失败时,我党同志领导的武装警备第四大队和第五大队于南宁起义。第四大队由张云逸(大队长)同志率领到广西右江百色地区,于十一月在百色揭起红旗,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五大队由大队长、党员俞作豫同志率领到广西左江龙州地区。李明
  瑞当时不是党员,亦随到龙州。于一九三○年四五月间揭起红旗,成立了红军第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我兼任政治委员。其时,李明瑞同志被中央批准加入了我党,并被任命为红军第七、八两军总指挥,我兼任政治委员。
  (二)红八军成立的时候,约两千多人不到三千人,其时,我正在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当我一九三○年七月底由上海经越南回到龙州时,敌情开始比较紧急了。我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商量,由于当时左江群众基础很薄弱,红八军也比较孤单,人数也不多,乃决定靠向右江红七军。我在龙州只住了几天,即由红八军派一个连护送,先到右江与红七军取得联
  络。我到右江后,十月才与红七军会合,其时第八军已在左江失败,失败的时间大约在*月间。由于警惕性不高,被李、白部队突然袭击,大部分被打散了,俞作豫同志去香港,由香港当局引渡到广州,被国民党杀害了。由李明瑞、袁也烈(当时名袁振武)等同志收集了*百人于十月辗转到达右江与红七军会合。
  这些人被编成为红七军的一个团,由袁振武同志任团长,李明瑞同志仍任红七、八两军总指挥,随红七军到了江西,后在江西中央苏区牺牲。
  (三)红八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警惕性太差,特别是由于迷恋于龙州的税收,没有按照决定迅速向右江红七军靠拢。①
  一、我是中央的代表,任务是做上层*工作和领导广西全盘工作,七月到南宁。二、我在广西时,广西特委(不是省委)没有设立军委。三、一九二九年底中央电令我回上海报告工作,途经香港住了两三天,那个报告(《关于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的补充报告——编注),谈了左江的发动,从内容看,可以确定是我作的。②
  我是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做*工作的。同时对广西党(当时是特委,而不是省委)有领导责任。在第四、第五大队撤向左、右江时,就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并派龚饮冰同志回上海,向中央报告。到百色后,即得中央电示,予以批准,遂决定于十月革命节打红旗,建立红七军。河池会议改选了前委,我仍是前委书记,陈豪人是前委的成员。③
  我对广西很熟悉。
  川军不能打,四川军战斗力最差。云南兵能打。那个时候他们(滇军)打广西,分两路,
  卢汉(滇军总指挥)带两个师往龙州那条路,他(滇军师长张冲)就带一个师往百色这个路,三个师就要打广西啊。
  那个时候中央提出三个口号:“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红七军、红八军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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