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第二章康格庄冯玉祥回忆录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及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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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我冬天的生活，大部分是在穿杨叶和投干枝棒两项工作上消度过去。
幼时我穿新鞋的时候很少，所着的大都是“二鞋”。说起“二鞋”来，怕只有穿过的人才能道出原委。普通人家，常常把穿得半旧不新的鞋子卖给打鼓的小贩，而后经过一番洗刷修补的工作，前后再打上皮包头；这样的鞋子，从外面看来好像新鞋似的，其实叫做“二鞋”。穿这种鞋，有一种缺陷，就是鞋的大小往往不能适合自己的脚，也许小些，也许大些，穿长久了，脚上就会生毛病。现在我脚上毛病所以特别多，都是因为幼时穿“二鞋”太多的缘故。
家里日常生活差不多天天要同当铺发生关系。父亲的薪饷不到月杪不下来，在那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惟一的门路就是上当铺。大人因为碍着颜面，不好意思上当铺去，每次都是由我同父亲的一个护兵窦玉明外号叫窦老魁的一同去。赎当的时候，也是他跟着我去赎。每月上旬，所当的大都是些整齐的比较值钱的衣服；可是快到下旬，不仅家中随手应用的什物要拿去典当，就是炕上铺垫的褥子也要揭下来送进当铺了。这样剜肉补疮地勉强支持着，一直要到眼看着快断炊，家中再也找不出可典当的东西来的时候，父亲的饷才能发下来，饷一领到手，头一条事就是赎当。这好像诰命似的，一点儿也不敢拖延，要不然，钱花光了当也赎不出来，下月的生计可就毫无办法了。赎当的时候，窦玉明拿着扁担在头里走，我在后头跟着。这时我一面走，一面却在算计当票的张数以及利息的多寡，生怕大人算错了账，多付了人家钱。到当铺把当物取了出来，用绳子捆好，两人就抬着回家。长袍、马褂、坎肩、衩裤、褥子以及各种应用的什物，统统都在里头。
当铺在保定府东大街，每逢赎当，东关是我们必经之地。每次到这里的时候，父亲的朋友老远地就笑着问我：“饷下来了吗？”
经过这样的一问，不由得我脸上就有点儿发热。有时不等把我应回答的话说完，我就低声催着窦玉明说：“快走！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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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3）
说也奇怪，这种羞怯的心理，只有在我经过东关的时候，才显著地感觉到。一到东大街，特别是快要进当铺的时候，不知怎的，羞怯的心一点儿也没有了，代替而来的是一股愤懑之气，从心里一直冲到脑门上。
每次进当铺，总要使我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苦恼。最可恨的是掌柜的那副冰冷的面孔。每次走进去，抬头一望，柜台后头站着的，就是那个害贫血病的尖头鼠脑的怪东西。这时我的心房蓦地感到压迫，跳跃的次数骤然增加，好像要立刻爆裂的一样。等到把要当的东西双手递上柜台，自己就如一头被宰割的羔羊，只有俯首帖耳，动也不动地在那比成年人还要高过一头的柜台旁边静静地靠着。待不上半分钟，就听见一种油腔滑调刁吝刻薄的，好像含有枪药的声音爆裂出来：
“三百钱能当得了吧？”
每个字眼里都吐露着一种恶意——就是：“你多嘴，就立刻滚出去！”
头一两次，我把东西递上去以后，还离开柜台，退后一两步，仰着脸，立起脚跟，看看他的脸色，希望他能多给我当些钱。后来，我简直不敢再望他了。
我几乎每天要进当铺受这样的晦气。那时心里不禁反复地想：“这比坐监牢好些吗？”
家里日常吃的米面，都是在一家杂粮店里赊取。这家杂粮店的字号，现在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址在保定府东门外，正对着城门，因此外号就叫“迎门冲”。掌柜的姓米，人都称他小米。这位小米先生做生意，那种精奥巧妙的手段，真叫你不能不叹服。我们赊用的粮食，都是暂时不付钱，按日把账目记上折子，日后再算账。这样的办法，表面上好像小米先生吃了亏，可是实际上他却大施其剥削手段，比较现钱交易还要赚的多。每次在他店里取了面粉，分量总是不够头，拿回来一称，一斤至少要短二两。至于小米，不仅分量不够，并且还掺杂了很多的沙子。我们明知他巧妙的剥削方法，但是只有忍受，不敢和他理论。原因就是：我们拿不出现钱来买东西！除了赊取粮食之外，我家日用零钱也在他店里挪用，这也是叫人气愤的事。因为在他店里取的是大串钱，他就弄些小钱掺杂着，我们也看不出来，等到取回家，把钱串拆开来用的时候，三个钱的醋，四个钱的油，那些小钱就没法花得出去。花到最后，剩下的一些小钱只好白白地扔了。到了月杪，饷下来了，白花花的银子再给他送了去。
在康格庄，我的母亲戒鸦片时的那种痛苦的情状也是我所不能忘记的。父母早年都染有鸦片烟的嗜好。这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风气，尤其是军政界，简直无人不吸。那时鸦片虽然便宜，可是我父亲每月只有十二两银子的饷，维持全家日用必需，已经就捉襟见肘，当然难有余力来负担一笔鸦片烟的开销。不得已，父母下了极大的决心，决计要戒烟。
戒鸦片烟的苦痛，我真看够了。开始戒的一两天，父母筋骨都感到疼痛，卧在炕上，像害了霍乱病一样，呻吟呕吐，不住地转侧翻腾。他们眼角里含着泪，清鼻涕不断地向外流，哈欠，寒噤，连续地发作。端起碗来呷一口水，两手就颤抖得厉害。一直闹了三四天，才能稍稍安静一点，但也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衰弱不堪了。记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简直疯狂了一般，仰卧着也不合适，坐起来也不舒快，左翻右转，怎么样也没有是处。那种痛苦难熬的情状，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们难受得无法可想，就横卧在炕上，把腿伸出来，令我同家兄两个人每人拿一根捶布用的木棒槌，各按着一条腿去捶。捶半天，筋肉才觉得舒展一些，精神也能安定一些，这才勉强合上眼，睡一两个钟头。从这里，我就深知道鸦片烟的可怕，以后我看见鸦片烟就要发恼，比看见仇人还气恨，从心里起一种不可遏止的憎恶之感。
父亲信仰佛教，到晚年尤其诚笃。家里正房的中央悬着一幅白布绘的观世音像，两边蒙着白布幔，中间只露一块斜窄的三角形的空隙，从这空隙处，仅能看见观世音的下体。黄布幔的上端，还横蔽着一条黑布帘，底下拖出两条绿布飘带，衬托得异常精致。每到初一、十五，或特别的祭节，父亲即穿上开衩儿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在佛像面前行三跪九叩礼。每次看见他行礼，我心里总觉着奇怪，心想这是什么事呢？有时父亲行完了礼，仍不起来，趴在那儿，把头伏在地上，嘴里叽里咕噜不住地念诵，声音特别微细，辨不出念的是什么话，弄得我莫名究竟。有一次我实在闷不住了，轻轻地走到他背后，侧耳偷听，才听见了下面的一段话：
第二章康格庄（4）
“祈求老佛爷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保佑一家平安，升官发财，一顺百顺。”
念完了，就在地上砰砰地连磕三个响头。
他在家里，闲常没事就在炕上打坐，盘起两条腿，像弥勒佛一样，手里拿着一串佛珠，来回没遍数地数着。一天下午，他从营中回来，又到炕上打坐，这时母亲突然叫喊起来：
“蛇！蛇！”
我蓦然一瞥，一条七八尺长蜡黄色的毒蛇，正沿着南墙根爬去，骇得母亲手忙脚乱，慌张地向外跑，我也未及细看，随着母亲一同跑了出来。
父亲真不愧为佛门弟子，的确有点儿镇静的功夫。母亲惊惶失措地呼喊丝毫没有扰乱着他，他依旧安静自在地坐着，慢慢睁开眼睛，向那条正在爬行的蛇望了一望，而后不慌不忙地站起来，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着上靴子，开始向那条蛇焚香叩头，同时嘴里还不住地念着：“阿弥陀佛！”
原来他竟把这条毒蛇当做了财神爷。财神爷居然进了家，他相信完全是他终年祈祷，感动了佛爷慈悲心肠的缘故。他的虔诚信佛，不是白费的了。
从那天起，他就在连接正房东端的两间小房里设立了一座财神牌位，每天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每到初一、十五，替佛爷上供；初二、十六，就给这位财神爷上供。一家人常年在多神教里过日子。
戒烟以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时我年岁还小，她生的什么病，也弄不清楚。只记得她因为家里煮的面条吃着没有味，叫我到保定府城里玉美轩去端面条，并且顺便请来一位姓宋的大夫。这位先生据说是专门针灸。到了家里，医生照例必须有的“望”、“闻”、“问”、“切”四步手续也没做，他就从腰里掏出一根九寸多长的银针，也不消毒，也不揩拭，对准母亲胸部一直刺了下去，刺得很深很深，看去快到后胸，停留了好久，才拔出来，——怎么能刺进胸口里去呢？真是怪事！直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俗话说：“炕上有病人，不得不信神。”我那时年纪小，每天受着迷信空气的熏陶，而且又一心希望着母亲的病快好，于是许多迷信的勾当我都愿意扮演。比如在家里烧香祷告，远远地向着真高庄的刘爷庙叩头，我都虔诚地照做。往往搬一块砖头放在面前，就在那上面叩头许愿。
我在院子里从黄昏一直叩到半夜，四肢渐渐地不能动了，脑袋疼痛难忍，像要胀裂似的，前额上突出了一大块，好像另外生了个脑袋。母亲的病不消说并未因此减少分毫。对于神的信念，这是第一次在我心目中起了动摇。庚子年义和团起来，八国联军打到保定，刘爷庙遂被毁掉。它的无边的法力，也一旦竟降伏于洋大人之手！可是听说现在又有人重新把它修建起来，恢复昔日的盛况了。
母亲死了，照北方的风俗在家里停灵三日。“接三”的那天，才到安徽义地找了一块地方安葬。说起义地，我还记得当日家里的悲苦情况。母亲死后，家里一文不名。我同家兄终日啼哭，父亲虽几经筹思，也是一筹莫展。后来实在无法可想，才决定葬到义地里去。当时假使稍微有一点儿办法，是绝不会把母亲埋到那里去的。以后我一想起这件事来，就觉着如芒在背，坐卧都感到不安。民国十一年，我从河南回到保定，才把母亲的灵柩从义地起出来，同父亲的灵柩合葬于保定府西北新茔。几十年来的宿愿，这才得以偿还。但这也恐怕是多余的罢？
我的家庭给予我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同时整个的康格庄的环境影响我的地方亦复不小。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述的必要。
康格庄的居民大约不下二百余家。讨饭的人虽然少见，但大部分都是穷苦的。他们大都以农为生，其中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为最多。每家土地多在十亩上下。做生意的人这里很少。贩卖油盐酱醋，算是村内惟一的营业。儿童玩具以及妇女用品，在康格庄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