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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官兵中有许多爱踢足球的，其中孙良诚踢得最好。他们组织了足球队，常常和南京的学校比赛。一次和一座学堂赛球，踢完了，两方同到西餐馆去吃饭，借以联欢。我们的球员都是北方大汉，像水牛一般结实的老粗。他们坐下来，菜上得太慢，等得不耐烦，于是大吃面包，来一盘，吃完，又要一盘，再吃，一气吃了无数盘，牛油、果子酱也都吃得干干净净。侍者看得着了急，对他说：“吃西餐不是这样吃的呢，先生！”他们也不会用叉子、刀子，胡乱把东西弄到嘴里算事，侍者也不好笑的。吃饭的事，中国和西洋不同。中国吃饭是以吃米吃面为主，西洋却是少吃饭，多吃菜。老粗和文雅之流又不同。老粗只知吃，吃饱了就完了。上层社会却还要讲究礼貌，讲究体统。在浦口，和南京的社会接触很多，我怕他们老是闹笑话，不能与当时的环境融合，所以特编宴会须知、介绍须知、接谈须知等，发给官兵们学习。
我自己也常常因事过江，那时赵登禹为我的马弁。一次从南京回来，上了轮渡，赵登禹鞋带散了，蹲下来系带子，刚刚弯下腰，身上挂的一把手枪就掉到江里去了。赵登禹急得脸红耳赤，不知怎么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慢慢地想办法。就去和百姓打听，说明了情形问有办法没有。江边草棚里有个百姓说，这丢不了的，可以找“水鬼”去捞。所谓“水鬼”，就是一种熟习水性的人。当时找来一位，给了他钱，他跳下水去，一会儿工夫就把手枪捞上来了。北方哪儿见过这个，都惊喜得不得了。
这时陆绍文也在李督军处为团长，带着三营人。他自己在城里一个僻静地方租了三间房住着。我有时去看看他。一天去那里遇见汪精卫，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或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与李督军有所接洽，我并不知道底细，只知道他在宁颇为活动而已。时谭组庵先生住上海，曾派了人来送给我一副对联。
有一天接到李督军那边送来一件公文。封面明明写着第十六混成旅冯旅长等字样，可是拆开一看，却是一件给陆军部的咨文。我拿着这件莫名其妙的公文，很费踌躇，若是拿去见李将军，那他们办事的人怎么受得了？若是不问，那这到底是通知我什么事，我就无法知道。想了想，究竟应当以公事为重，我只有去找李督军。谈了几句，我就说：
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5）
“这里有一件公事，我来打听打听。”
他接过去一看，脸都气红了。半晌才说：“你看我们倒霉不倒霉？这办公事的人太岂有此理了。真是对不起冯旅长。”立刻把公事拿去查问。
我觉得这虽偶然的错失，但实在不可原谅的。我想，我们平常要做件衣服，知道去找裁缝，而不去找木匠、泥水匠；做一餐饭，知道找厨子，而不找裁缝，或修脚的。惟有公家的事，却不管这些。大家都要用乡亲，用本家，一些吃喝玩儿乐的专家们。能不能办事，能不能胜职，都不去管。再则，我们用把刀，也会常常看看它锈了没有；用个碗，也常常看看它是否有毛病。惟有国家用人的事，却听其自然，不查看，不训练，大家鬼混着糊过去。要不然，国家政治吏治，大事小事，怎么都弄得一塌糊涂呢？
李督军有一位秘书兼顾问的名施愚，四川人，前清翰林，据说很有名望，是李督军的大谋士，人又矮小又瘦弱。有许多次他约我去谈话，公开地躺在烟灯旁边，泰然自若，那种腐败颓废的样子，叫人没法看得惯。他约我谈话的时间，老在夜间十点钟以后，一谈就谈到夜半十二点，看情形，他每晚非到两三点钟不睡。我不懂为什么那样才叫做文明，那才是有学问。这人李督军非常信任他，倚重他，重要的事都由他决策。
李督军有一次请了营长以上的部属会议。名叫会议，实际是找去训话罢了。我也被约参加。我看见屋子的每个角落上都站着手枪兵，警卫森严，剑拔弩张，好像布置了阵地要和谁开火似的，看着极不顺眼。我想，这倒是防谁呢？都是你的部下，怕什么人谋害你呢？又有一次请客吃饭，也是这样的布置，真叫客人看着难过。这种派头太欠研究，一点亲爱精诚的精神也没有，叫人怎能起好感，怎能和他同生死共患难？这完全是官僚军阀派头，从满清家学来的。
李纯那时四十多岁，浓眉大眼，鼻头端正，相貌很雄武，长处是勤勉、细密、精明、干练。记得他在南苑当协统，那时营房还没有盖成，划了很大的一块空地，归他营子里。那空地上种的尽是麦子，麦子收割了，他没有报账。他有位营长，叫做殷大头的，最是难斗。殷大头和人说，李协统收了几千担麦子，自己收着不报账了。李弄得没有办法，召集了一个会议，说买了多少多少农具，买了多少多少用品，账目拿出来，都一笔笔写着。而后把账报上去，大家都没话说。他平日一个小本子不离身，和谁说话，就把那小本儿掏出，看着，从厕所说到大厅，从天亮谈到天黑，一件也不遗漏，可见他的细致处。他的毛病一是好铺张，喜排场，总而言之，是要讲究官僚派头。他在南京做寿，闹得全国鼎沸。试问这究竟有什么意思？可是他就爱这一套。二是对部属暴躁，不知爱惜。记得那年河间秋操，军队到涿州，一路自行演习。兵们闲着，有许多跑到街上溜达，军民混杂，显得很不好看。他气极了，穿了一身短毛冷衣，带着一个马弁，一手拿枪，一手拿鞭，在街上巡查，见兵就乱打。秋操回来，下令检看皮鞋，检看皮背包，要弄得干净整齐，不然也是打罚。这都是好事，应当注意的。但不当的是事先不说明白，更不应当如此暴躁，弄得下级官和兵们都敢怒不敢言。用水洗身，是好的，若用滚开水烫，岂不把皮肤都烫坏了么？到民国九年，李督军即突然以死耗闻。
过了不久，福建督军李厚基派了代表到浦口，促我早日赴闽。那代表名叫关吉胜，号润斋，是我从前熟识的人，曾在保定练军中当过右哨哨长。因为他善于逢迎，手段又辣，横竖都不让自己吃亏，所以人家给他取个外号叫做八面斧，又叫大砍刀。比如有件事于他不利，他施一个手段，就是一斧，结果他不吃亏，倒是别人吃了他的亏。他一直在福建办监务，很赚了一些钱。他有两个儿子，一叫中儿，一叫丑儿。中儿自小不成器，很早就死了。丑儿也是狂嫖滥赌，把他父亲挣的家产几年就挥霍完了。足见做官的只知刮钱，不替国家出力，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此外我还有一点意思，军政界做事的人，在家庭的时间少，本就没有空暇来教育其子弟，若再行为不检，做了子弟们的不好的榜样，那真就害死了子弟们了。
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6）
关吉胜传达了李厚基的意思以后，我不便一口拒绝。我就说：“若乘轮船去福建，是很不妥当的。陆军在轮船上没有还手的力量，过去被南军打沉的轮船已经多艘了，我们再不要踏这个覆辙了。我打算走浙江仙霞岭，由旱路开去。希望你能赞成我的意思。”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最迂远的路。我的意思就是拖延时间，不愿参加那祸国殃民的内战。
因为许多有实力的军队不肯附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的主张，奉命南征的北军，各方面都惨败了。李厚基吃了南军的亏，已经不能支撑。入湘的队伍败得更惨，有一位朋友，在九旅长会议的时候，他本也是不赞成内战的一个，可是不久傅良佐督湘的命令发表，他竟自告奋勇的要去，托人情，走门路，得以随傅入湘。不想一到湖南，就闹了个全军覆没，只剩下他一个光杆的旅长。我听到他的败讯，派了人去安慰他，他对我的代表大哭不止。幸亏他手段高妙，后来段先生拨给他全部枪械，他仍然招起一旅人来。第八师也是丢盔抛甲，溃不成军。最惨的是第二十师，溃退时，是二十师督后，当部队经过长沙岳州之间的那座大铁桥时，师长范国璋也在南军追击中仓促逃退。后面是生龙活虎的追兵，前面桥上正走着他的部队，拦住他的专车通不过去。他一时情急，竟不顾一切，把火车从自己部队的身上冲过，弟兄们让不开路，被火车碾的断腰折臂，血肉模糊，轨道两旁的尸体堆积如山，河水也被鲜血染红，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这就是段祺瑞武力统一迷梦的结果。
南征的部队惨败至此，冯代总统和段总理主和主战的论争愈趋愈显著，愈来愈激烈了。到后来，冯国璋借口检看军队，特意南下，要和李纯等商议直皖系分家。他由丰台到郑州，由郑州经徐州到了蚌埠。皖系健将倪嗣冲（时任皖督）就去见他，拉着他的手大哭，说：
“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危险万分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中国也就完了。”
左哭右哭，左说右说，终于说得冯代总统动了心，也哭了起来。于是立刻中止赴南京，半路折回北京，从对内主和一变而为主战，完全做了段先生的尾巴。从这事可以看出冯国璋真是毫无主见的人。那时人说北洋派有三人为龙虎狗，即王聘卿是龙，段祺瑞是虎，冯国璋是狗。话虽不免过于刻薄，但冯之无毅力，无定见，实在叫人难以佩服。
倪嗣冲这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军阀，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人民。民国历年以来，他都是站在反对人民的一边。谁和人民站在一边，谁就是他的死仇。他在安徽做了几年督军，安徽人民被他压迫，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痛苦难言。后来他得了一种神经病，成天关在一只玻璃箱子里，终于半身不遂，医治无效而死。
冯代总统回到北京，就调我往援湘西，命令一次二次地催迫，我只是不理。后来李纯也来催我开拔。我说，冯代总统主张和平救国，赞成我拒绝参战的，现在为何又一变初衷？这样反复无常，叫我太为难了。李督军说：“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开出江苏省界，什么都有办法。”原来李督军是完全跟着冯代总统走的，冯主和时他也主和，现在冯主战，他也就主战了。我刚到浦口时，他留住我，此时他又迫我离开江苏，滑头滑脑，不敢担当。我把这些人的灵魂都算看透了。
不久冯的卫队旅开始出动，李督军的部队也纷纷调赴前线，原来主和的人至此自己也出兵参战了。情形真是完全不同了！
此时已经不容我不离开浦口。开拔的时候，我要了四艘大轮船，每一艘上乘一混成团。船舱有好几层，最上一层有大菜间，很是阔绰。这是我第一次乘长江大轮。我沿途打着主意，在安庆略停，到九江又停了一停，觉得还是武穴好。到武穴，一登岸，我即发出通电，主张对南停战，和平解决。
第二十四章武穴停兵（7）
我在一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发了两个通电。第一个我痛言内战的非计，劝南北两方各守疆圻，互不相犯，徐图解决之策。有言曰：“最无意识最无情理者莫过于此次之战争，阋墙虽凶，终为昆弟，败不为辱，胜不足荣，一误已甚，岂堪再误？以言外侮，则协商啧有烦言，日人强设民署，德俄媾和，尤为可危；以言内政，则同胞死于兵燹，死于水灾，疠疫流行，僵尸累积，哀哀万民，几无生路；以言财政，则罗掘俱穷，公私交困，借债生活，朝不保夕；以言军实，则数战以来，损失无算，军械借款，徒召亡国。蔽于感情，激于意气，视同胞为雠仇，以国家为孤注，言念及此，可为痛心！民国主体，在于人民。民心向背，所宜审察。置民意于不顾，快少数之私忿，成败得失，不难立辨。……玉祥分属军人，惟念国家养兵，所以卫国。总统为一国之元首，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使元首而果主战，敢不惟命是从？然元首始终以和平为心早为中外所共知。###之命，出于胁迫，有耳共闻，无可掩饰。此玉祥不敢冒昧服从，以误元首而误国家也……”
第二电更直接指出段祺瑞地域观念的谬误，主张恢复国会，以伸民意。有几句说：“此次之战争，人以护法为口实，我以北派相号召，名义之间，已不若人，况乎民意机关，已归乌有。今之主战者，咸以前清庚子端王刚毅之见为心，何足以代表全国人民之真意？存亡所系，谁敢苟同？是以将领有不战之心，军士无必死之志。长沙先溃，岳州自崩。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也。……若以受挫于南，视为大辱，试问较之外国孰重？不与外人较雌雄，只与同胞争胜负，无论成败，同属自残；即获胜利，讵有光荣？……为公理及正义而战，虽败亦荣，为意气与私忿而战，虽胜亦辱。祥虽不敏，审之熟矣！惟望国会早开，民气早伸，罢兵修好，早定时局。”
电中更有“对德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两句，使段先生最为难过。
这两个通电发出，使段先生以狭隘的地域观念为号召的阵容，很起动摇。他的武力统一的计划，中途受一很大的挫折。那时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刚刚攻下岳州，看到我的通电，立刻响应，寄电信给我，希望我坚持到底。可见他一面打着，一面感觉良心不安。因为掌扇胡同会议，他也是主张拒绝参加内战的一个（可是他一面致电鼓励我，一面却仍然打着）。我得了许多人的同情，意志愈坚，段先生虽然下令免了我的职，但我在部属的一致拥护下，屹立不动，不但丝毫不变我的主张，而且态度更是倔强起来。
我们的队伍住在武穴西街一带，这时第一团团长为邹心镜，第二团为董世禄，第三团为李鸣钟，鹿钟麟为炮兵团团长。原来的参谋长邱斌，在浦口时与我意见不合，此时已走，由张树声任参谋长。武穴为长江锁钥，上有田家镇之险，下面即是九江，江面很窄，两岸都是山岭，军事上至有价值。曾左时代即为驻兵重地，地方相当的富足，也是一个鱼米之乡。但没有大庙，又没有多少空屋，队伍很多在田中搭帐篷。因为雨水多，地方潮湿，长虫很多，常常三条四条地爬进帐篷。另有一种小龟，出奇的多，满地里爬着，也是一夜四五个爬进帐篷里来。商会会长黄文植先生（后为汉口商会会长），很爱国，很主张公道，对于我们队伍竭力帮忙，不许商民高抬物价，惟恐我们军队上吃亏。我的副官长是宋良仲，贵州人，曾随王瑚先生做事，为人谦和老成，在地方上办船只，办柴草给养，都很公允，总使百姓不吃苦，所以和地方一直处得很好。
那时我的四周都是北洋军队。在湘北，有皖系的四个旅，湖北方面有王占元，下面九江是张怀芝，再下面有安徽的倪嗣冲。上下共有十七个旅，都时刻把眼睛盯着我，监视我，但亦被我所牵掣对南军不敢行动。在此环境之下，张之江和张树声二位，很出了一番力量。张之江到曹仲三那边做说客，说的不卑不亢，说出种种道理，使曹仲三不能如何我。张树声到九江去说张怀芝，吴金标、阴卿先生从旁大帮忙，他们对张怀芝说，冯旅长在武穴主和，是为的爱国爱民，段先生对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