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中旬，袁世凯将总督衙门移到天津，队伍也随着同去。计共去右翼第二营，第三营的左右两队，陆炮山炮两队，骑兵一队。队伍开到距天津二三十里的地方，外国人即出头干涉，不许开进，理由是《辛丑条约》内曾规定天津二十里以内不准中国驻兵。经此阻止，前头队部即行折回。我们到了杨柳青也是奉令向独流镇撤退。《辛丑条约》中有不准中国在天津驻兵条文，百姓不用说固然不知道，就是袁世凯怕也不见得清楚，不然，这次也不会冒冒失失地调令军队往这里开了。后来右翼第二营换上警察的服装，仍携带原来的枪械，才准开入。这是庚子之役后，我所亲身忍受的最大的一件侮辱与刺激。
我们的队伍驻扎独流镇。这里两面临河，前面是一条横贯南北的运河，后面紧临直达天津的小清河。两河相隔六七里，独流镇即在运河之边。队伍退到这里，我们一部分暂时住在一家关闭了的当铺里，其余则分驻镇内其他各处。我们开来的时候，行李都由后河乘船装运，等船靠了岸，大家急忙去搬运行李。那时正碰着下雨，越下越大，因为急于要抬完，行李都打得特别大，每件至少也在一百六七十斤左右。独流镇土质非常的黏，一下雨就满街烂泥。此时行李又重，地下又滑，走几步就滑倒，滑倒了爬起来再抬，抬几步又再跌倒。我一直抬到当铺里，足足摔了十几跤，弄得满身烂泥，压得我直咧嘴。
有一天出操回来，走过街上，一家门口站着两个织靴子的女子，年岁都在二十三四上下。队伍来了，她们俩也不预先让开，等到队伍到了她们门前，站在门左边的一个女子恰恰地把靴子弄掉在地上，一时慌张，就急得光着两只小脚往门边跑，那狼狈的神情，真令人忍不住笑。当时我就笑着对那女子的后身指了一下。这一指刚刚凑巧，哨官正戴着一副墨色水晶眼镜走在我头里，我指的时候，手指恰好在他反光的眼镜上闪映了一下。回到营里，哨官就问二行排头阎宝发：
“你为什么指人家的女人？”
“我没有指。”
“一定是你指的。前行排头冯某人老实，绝不这样的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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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右军的兵（5）
阎宝发还是说没有指，哨官硬一定说是他指的。弄到后来，看看哨官发脾气了，我赶忙说：
“报告哨官，不是他，是我。”
哨官听我这样一说，嗤的一声笑了，说：
“是我弄错了，散了吧。”
哨官这样的宽容我，真是使我惭愧极了。
我们在当铺住，有一个时候每天都要丢失东西。今天你失了小褂，明天他又失去包头布，一天到晚嚷着丢东西。六棚人，共计八十多个弟兄住在一间大房里，你猜疑我，我猜疑你，互相在背地里嘀咕。我们六棚中有两个平素好吃零嘴的弟兄，一个绰号叫做牛毛，一个叫王火烧，他俩有时看见人家掷下半截香烟也要拾起来吸。失窃的事情发生了，于是大家疑神疑鬼，都说就是他俩干的，常常对他们两个人指桑骂槐，冷嘲热讥。一天，一位王某失了一件小皮袄，他就向正目去要。王某原是由李鸿章的肃毅卫队来的，李鸿章死后，卫队解散，每哨里拨派几名，王某即被派到我们这一哨里。他自以为来头不同，气焰很大，说话向来不检点。正目就和他说：“你的皮袄没了，只怪自己不小心，为什么要赔偿？”王某见他说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大怒道：“你凭什么当老总？”结果两个人大吵起来，几乎动武。后来相持不下，哨官知道了，立时召集大家讲话。哨官对大家说：
“我看出是谁拿了东西了。我说就是你，快拿出来吧！”
这原是吓诈的法子，心想谁要是偷了东西，听见这话，心里惊慌，一定会自己出来招认的。但结果竟然没有效，一点点破绽也看不出来。于是哨官又召集各棚子里的夫役小孩讲话，仍然使用那个诈法，这次却奏了效，正说到“我看就是你”这一句话时，一个小孩子就吓得浑身哆嗦，一经追问，他就一一招供了。他说皮袄是他偷的，放在他哥哥开的茶馆里的一座风箱下面，当即派人到那里去找，果然找了出来。从前多次丢失的东西，他也一一承认是他偷的。案子查出来了，过去疑神疑鬼的人，此时再也不做声了。可是被嫌疑的两个弟兄却大骂起来：“真不开眼，看着我们吃零嘴，就说是我们偷东西！冤枉好人，真他妈的不开眼！”骂了几天，没人出头计较，一场风波才算平静。没有半点证据，就凭空猜疑某人偷窃，实在太不对了。小说上有个故事，说一个樵夫上山砍柴，半途上把斧头丢了。这时他看见另一个人在那里砍柴，他就疑心是那人偷的。看见那人的眼睛，像个贼，看看那人的鼻子，也像个贼，只差没有实证，不好明指。后来他在河边把斧头找着了，回来看看那人，眼睛也不像贼，鼻子也不像贼，处处都像个好人了。这故事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所以无故猜疑，最需切戒。这次幸亏偷东西的人终于查出来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逼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我们在独流镇住到月底，又奉令开往杨柳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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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1）
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儿，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向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2）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到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3）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骄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廿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