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里路的行程，刘奇父女俩走到了天黑。走到汶河环绕着的一个村庄时，老远就听到了歌声。歌声令刘奇的步伐更快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冲击着她，她终于找到向往中的干校，找到了一个家庭之外的集体。
校长的秘书看过刘奇的介绍信后，把她领到女生队。令刘奇惊奇的是，队长张林山，年仅17岁；指导员夏天真也就18岁，却老练地像个什么似的。干校有上千学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革命运动史、民众运动、游击战的战术等。其中女生队50多人，共分6个班，刘奇被编到一班，当天就发了制服。
刘奇激动了一夜，她领到一支“水连珠”的苏制步枪。这是1938年夏末的事。
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1）
山东邹平乡下。
村头的一棵大树底下，围了许多老百姓。一个老头，正用鞭子抽打一个身着破烂衣服、瘦瘦弱弱的小姑娘，小姑娘跪着哆嗦成一团，哭着求饶：“爹，别打了！求求爹！”可是老头的鞭子仍狠心地抽向小姑娘。这时人群中有个壮汉忍不住冲到他们面前，大声制止：“住手，不许打人！”他奋力夺下老头手中的鞭子，并且反手要打老头。小姑娘忙站起身护住爹：“大哥，别误会，我们是在演戏。”
老头急忙摘掉假胡须和假发，原来是个英俊的年轻人。他用浓重的东北话对壮汉解释：“大哥，我们是梁漱铭乡村建设研究院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我们演的是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咱们一天不赶走日本鬼子，咱就得当亡国奴。”
这时，小姑娘也卸掉假发，赶紧戴上一副近视眼镜。这名年龄未满18岁、身高才1米5出头的短发姑娘，是卫生院的护士刘御。她向老百姓介绍说：“乡亲们，这是我们卫生院的宫乃泉医师。是从东北来的，大家都知道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了。我们坚决要反对日本人侵略中国！”
宫乃泉医师适时喊起口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绝不当亡国奴！”
村民们也跟着喊口号。
等村民们情绪稳定下来，刘御和十几名卫生院派出的医师、护士都套上白色工作服，为村民们进行卫生防疫，并且让没有出过疹子的孩子伸出胳膊，为他们义务接种牛痘。刘御长得细皮嫩肉，一直生活在条件相对良好的环境里，但她与村民接触时，除了深深体会到农村贫富不均的情况之外，还发自内心地怜悯穷人。
卫生院的年轻人们，挨个村庄地串。每到一村，先演宣传剧，再为村民接种牛痘，忙忙活活地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骑着自行车往卫生院走。
刘御虽然累得快散了架，但她的内心是快乐的。在卫生院当护士的这三年里，她不仅把在护士培训班学到的医学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而且还经常走上街头做宣传，除了演《放下你的鞭子》，她还在《祖国》里扮演男主角的妻子。她的外表虽然文弱，做起宣传来却有使不完的力气，她喜欢做这些有益社会的事情，她喜欢这个火热的集体。一想到这些，她的情绪开始低落，甚至伤感起来，因为，她不得不要离开卫生院了。
“爸爸，我回来了，你好点没有？你跟我说话呀，我今天又到乡下接种牛痘去了。”回到家中的刘御，伏在父亲的床边，轻轻唤着患了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的父亲，边为父亲做腿脚按摩。
躺在床上的父亲张开嘴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一点声响。
女儿从口袋里拿出12元钱，放到父亲的枕边，对父亲说：“爸，这是我这月的工资，17块钱，我自己留5块钱伙食费，其余的您留着治病。”
父亲望着女儿，眼角流出一行泪来。女儿赶紧用毛巾给父亲拭去。
刘御的母亲走过来，在女儿身后拍了拍，刘御回过头来，难过地望着母亲说：“妈，爸爸还是说不出话来，他真是憋屈呀。”
母亲望望懂事的女儿，拉起丈夫的手替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亏欠女儿的。她从小就是个读书的料，别看她年纪小，回家后一直想分担家里的负担，她考上梁先生开办的卫生训练班，考了第一名，这我都跟你念叨了几百次了对吗？”
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可怜的是，他连高兴的表情都做不出来。
刘御拉拉母亲的手，又拉拉父亲的手，对两位长辈说：“告诉你们一件事，卫生院决定全部迁移重庆。你们同意我跟着卫生院走吗？”
母亲为难地摇摇头，刚要说什么，被刘御制止了，她说：“妈，我不应该提这个要求的。我只是忍不住想问问，我不去南方，就陪在你和爸爸身边。大姐出嫁了，两个妹妹都还小，她们都需要我。我明天就去辞职。”
刘御192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3岁时随父母回到了老家山东邹平。父亲是“秀才”，曾在邹平城关镇任过三年镇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大公无私，热心助人，当有人送礼物时，他则拒之门外。她的母亲识字，明事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父母共育有四个女儿。他们并无封建思想，越生女儿越高兴，还为大女儿取名尚德，三女儿取名“兴子”，四女儿取名“担子”，说生女儿也要有天命担当。他们反对给女孩缠足，并把四个女儿全都送进学堂。父母对孩子管教特别严格，要求孩子尊重长辈，遇有不公平的事，敢于挺身相助。正当刘御在济南市读初二时，父亲突然病了，刘御被迫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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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御原是乡村卫生院护士（2）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刘御与卫生院同事依依惜别了，她知道，这一别还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她的心里酸酸的。好在卫生院的条件比较好，任教医师都是很有名的专家教授，为刘御打下了极好的学医的基础。凭借这个本事，在当地谋个职业不成问题。
卫生院转移不久，刘御的父亲病情加重，去世了。刘御留在家里陪母亲，照料两个妹妹。然而，很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邹平城。刘御在家呆不住了，她主动约同学田荣轩，参加了邹平抗敌动员委员会。文气瘦弱的刘御走进城关和乡村，宣传“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团结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由于她工作积极踏实，地下党刘迈群秘密介绍她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
虽然参加了“民先”，却不能像游击队那样面对面打鬼子，刘御心里很着急。
1938年的八月十五日快到了，刘御帮着母亲做了一整天的家务，她显得特别温柔，对母亲说，“妈，有件事要跟您商量一下，人家安排我去学习……”
“上哪儿啊？”未等女儿说完，母亲凝视着家中最能干的女儿。
“我也不清楚，反正让我去学习。”刘御眼神躲闪着母亲。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去吧，闺女你做什么我都支持。”
这天晚上，刘御和田荣轩俩人悄悄换上男装，在地下党的指引下，找游击队去了。她们找到了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支队，并且被分配到“战地服务团”工作。到部队后不久，刘御和田荣轩听说有个抗日军政干校，她们就找到政治部主任，要求去学习。她们的要求得到了答复，而且，三支队专门派人送她们前往沂水县的抗日军政干校。
到沂水要路过一个集镇垛庄。这天正是集市，刘氏家族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原来，刘家正在发生一件大事。抗日军政干校的三大队就住在刘家的“八卦宅”里，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后，决定要彻底拆掉刘家的房屋。因为这些懂军事的学生娃说，刘家的房屋虽然被国民党的大炮轰过，也被日本人烧过两次，但墙围仍然厚而牢固，万一日本鬼子再次把刘家当了据点，八路军攻打起来很艰难，那就牺牲大了。所以，这批学生娃和刘家几兄弟商谈后，终于取得他们的同意，把房子拆了。
这些话在刘御耳边只是一阵风刮过去了。她没想过，刘家的兴衰与她到抗日军政干校有什么关联，她只知道，如果日本人不到中国，卫生院就不会搬迁到重庆去，她就还在卫生院当护士，每月拿着17块大洋，孝敬父母，说不定再过几年自己就荣升医生了，那时薪水就翻了一番。她想不通日本鬼子为什么非得跑到中国来，所以她得到干校学军事知识，把日本鬼子打跑。
这一天，两个女生背着背包足足走了90里路，脚上都磨起了水泡，到了晚上，双腿疼得都抬不起来了，她们初次感到行军的艰难。
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1）
沂蒙山境内的沂水县。1922年刘峰宜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七七事变”这年，沂水县教会学校的校长张华福48岁，办教育是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现在他什么也不能做了，日本人进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学生还能上课吗？悲愤和绝望之情紧紧包裹着这位中年知识分子。他走上讲台，给学生们讲最后一课，他说：“我本想等你们初三毕业拿到文凭，将来在社会上能谋份职业，可是你们没法再继续上课了。同学们，先回家去吧，你们要好自为之。”
校长流了泪，女学生刘峰宜也流了泪。她把这一天的重大变故写进日记本里。从上初中开始，她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只是三年来，从未像这一年发生的事情那么重大那么多。
校长让学生们解散回家，几位外国教师也都先后回国。但是学校里涌进来的学生更多了，他们都是操着北平口音和青岛口音的流亡学生，他们从北平一路走到青岛，抗议韩复榘把青岛拱手出让给日本人。流亡学生到济南府没有找到韩复榘，又联合了济南市的学生一起到南京政府去找蒋介石请愿抗日。流亡学生路过沂水时，集体在教会学校歇脚，恰逢这时，不断有负伤的士兵从抗日前线下来，于是，流亡学生们，在教会学校里成立了临时“抗日救亡室”。
17岁的刘峰宜已经收拾好背包，却没有马上离开，她被请愿的流亡学生们一遍遍唱起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所打动，被头上渗着血迹的前线抗战士兵所打动。她从未见过这种激烈而悲壮的场面，从未见过这么多悲愤而关心中国社会的大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教会学校大门的她，突然间被复杂多变的社会弄得兴奋了。这个骨子里多愁善感的女学生，和她的二姐一起，本能地加入了抗日救亡室的义务工作。
刘峰宜长得娇小玲珑，皮肤白皙透明，猛然一看，有点像江南女子。那些日子，她穿着教会学校发给的下摆开叉的蓝布长袍，剪着齐耳的短发，不知疲倦地为那些负伤的战士包扎，还跟着学生们到沂水城拿着小旗子到处宣传抗日。
流亡的学生走了，他们群情激昂地到南京请愿去了。
刘峰宜和二姐回到家中。母亲让她俩在家读“四书五经”，但是刘峰宜怎么也读不下去。春节过后，日本人打到沂水县，母亲担心峰宜偷偷去当兵，便打发她到开药房的大哥家躲藏起来。大哥的大儿子刘秉高比峰宜还大一岁，刚高小毕业，这两个读过书的人，热烈地商讨如何参加抗日。
就在这时，张华福校长被杀害了。
日本人占领了教会学校。不甘屈服的校长以跳楼的壮举，表达他誓与学校共存亡的决心。然而，校长当场没有摔死，被嚣张的日本人抓到后，坚决不容忍中国人有如此的血性，于是，校长被日本人当众枪杀了。
校长为什么舍下这一百多名学生跳楼？见到日本人后，校长都跟日本人说了什么？被枪毙时，校长是怎样的表现，刘峰宜都没看见，但是校长的那种死法却深深影响着她。
峰宜在家里呆不住了。她向母亲表示，想跟二姐一起办个抗日小学。取得母亲支持后，姐妹俩到处游说，最后有个老百姓愿意腾出一间房子，她们又四处搜罗了一些桌椅板凳，动员了三十多个小孩子，义务办学。二姐教语文，峰宜教数学、讲历史故事、教学生唱歌，那些歌就是流亡学生们唱过的。
因为峰宜的抗日热情高涨，被沂水人民选为议员，第二年，又被选为乡里的妇救会主任，峰宜更加卖力工作了。得知日本人准备在秋后抢粮，她跑到老百姓家里动员他们藏粮，还让他们躲开日军。那时老百姓还不知道日本鬼子有多坏，认为日本人打来，中国军队应该会处理，跟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都不愿意藏粮，也不愿意躲避。刘峰宜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开会，不愿去开会的人家，她就上门宣传。
峰宜的执著和独有的个性，引起许多人的关注。沂水县的一名地下党，想争取峰宜入党，他给峰宜送来一张入党申请表；峰宜的同学参加了东北抗联队伍，也动员她参加抗联，并且让她尽快填报名表。虽然峰宜做着抗日的工作，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多。她谁也未做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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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女生刘峰宜义办抗日小学（2）
1940年春天，峰宜家来了一名特殊的客人。他的年龄也就是十###岁，乌黑的头发，笔直的鼻梁上方是一对醒目的剑眉，厚厚的嘴唇抿着，透着十足的阳刚之气。他说的是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恕我冒昧，我是抗大一分校###队的队长刘建国，在区里开会时，我们见过面。”
“好像是见过面吧。”也许与教会学校的教育有关，峰宜对男性总是用淡淡的口吻。这时，她上下打量着这个穿灰色八路军服，腰上系着皮带，打着裹腿，英气逼人的小伙子，眉头一蹙问：“找我有什么事？非得到家里来谈吗？”
小伙子立刻堆着笑，直来直去地说：“我想动员你参加八路军。”
刘建国随着抗大一分校从晋东南来到山东沂水区还不到两个月，他的任务主要是建立地方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筹枪支，扩大抗日队伍。
“反正我做的是抗日的工作，为什么非得加入八路军？你回去吧，我这样抗日也挺好的。”峰宜不客气地回绝了热情洋溢的小八路军干部。
“你再想想，你一定要参加八路军。”刘建国立刻显得有点笨嘴拙舌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白皙端庄的女孩，他特想跟她多说几句话，但他忍住了，走出她的家。
送走八路军的说客，峰宜问母亲：“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参加哪个队伍呢？”母亲阐释了她的观点，“现在是抗战时期，咱的目标就是打走日本鬼子，等抗战胜利了，咱还是念咱的书，什么党啊、团啊、派啊，可千万别参加，参加以后你就回不来了。”
峰宜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就把两张表都退还了。地下党和抗联的同学未能争取到峰宜都觉着遗憾，两方面甚至产生了误会，抗联的认为她参加了共产党；共产党这方面认为她参加了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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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令仪不辞而别投身八路军
“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
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这首歌，张令仪是在山西汾阳的教会学校——铭义中学里学会的。抗战爆发后，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有人唱这首歌。
这歌声像一支动员参战的号角，激荡着张令仪的爱国心。那时，汾阳医院里住满了前线负伤的将士，张令仪和姐姐张令德离开课堂，参加了救治伤员的义务护理。
1937年10月，日军逼近太原，阎锡山的部队溃不成军。败军到汾阳后，汾阳城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张令仪的父亲张锡九和母亲刘清香在汾阳城开办的第一家西药房“永年西药房”遭到败兵打劫，张家不得不关闭药房。
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