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铭义中学被迫迁往黄河边的稷山县继续办学，姐姐令德因身体有病不能外出，她进入汾阳医院的护士学校学习，令仪和弟弟则随着学校南下。
姐弟俩乘坐一辆邮政汽车，追赶铭义中学。整整一天，16岁的令仪和13岁的弟弟世杰趴在车窗上不眨眼地往外看，他们是第一次远离家乡，对外面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这晚，姐弟俩借宿在一个乡亲家里。
“嗒嘀……嗒嗒”，清脆的号音在寒冷的清晨吹响，令仪从未听过这种号声，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她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摇醒还在睡梦中的弟弟。姐弟俩到外面一看，原来是一队驻在附近的队伍正在出早操，他们衣着整齐，行动敏捷，他们就是传说中打日本最勇敢的八路军。令仪羡慕极了，她真想跑到队伍中去，也当一名威武的八路军。但司机过来催促姐弟俩赶紧吃饭赶路。
姐弟俩来到南迁后的铭义中学，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抗日救亡之事，学校里到处都能听到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吼声。学生们三三两两地离校投奔抗日团体，或去敢死队，或去延安，或去民族革命大学，或去临汾八路军学兵队。
自从那天早晨被起床号唤醒，张令仪就再也忘不了那支八路军队伍。她未征求父母的意见，自作主张与同班的两个同学悄然整理行装，与学校不辞而别，踏上了抗日的征途。
三个学生乘火车直奔临汾河西帽儿刘村，因为这里有个名声在外的八路军学兵队，是以中共北方局驻晋办事处的名义开办的。万万没想到，简短的谈话之后，负责人告诉三个学生，因照顾统一战线的缘故，学兵队已停止招生。他动员说：“你们到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去吧，那里有不少全国闻名的教授和知名人士讲授课程，也有八路军的教官负责教练，目的都是为了打日本。”
“不去，我们坚决不去。”张令仪坚决抗议。她的家就是阎锡山的队伍打劫的。
“要不，你们到八路军战地服务团找丁玲团长吧。”学兵队负责人推荐。
第二天，三个学生就到了八路军战地服务团。不一会儿，就见一个胖胖身材、圆脸，穿着橘黄色坎肩的老大姐，和蔼可亲地出现了，她遗憾地表示：“战地服务团已满员，现在不增加人了。”
张令仪委屈得直想哭鼻子。老大姐劝道：“为了照顾统一战线，你们到民大去吧。”
三个学生失落地离开了“战地服务团”。
第三天，三个学生又回到刘村，找到八路军学兵队。这次接待三个学生的是个操四川口音的人，他是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万祥。看到几个学生娃态度坚定，他笑眯眯地问：“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学兵队？将来到前线怕不怕苦？怕不怕死？”
“没有国就没有家。八路军抗日最坚决。为了抗日救亡，什么艰苦也不怕。”三个学生激情满天地做出回答。
何万祥笑着说：“你们被录取了。”
三个学生娃顿时兴奋得热泪盈眶，笑着跳着跑回旅店拿了各自的行装，到大队部报到去了。张令仪被编入女生队。
少将旅长的女儿苏伟奔向陕北公学
南方。汉口。
张家琪被学校除名了，直捱到天黑，她才沮丧地一步步挪到大姨母家门口。鼓起勇气推开门，她发现，家里人都围到一起，正气愤地议论她。
“跪下！”大姨母厉声喝令外甥女，因为生气，她的一双小脚不停地抖动。
家琪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她用细细的声音问：“大姨母，我有什么错？为什么要跪下！？”
虽然不服，迫于大姨母的威严，家琪还是跪下了，她没有为自己停止声辩：“大姨母，我是为救济难民演出，没有错啊！学校对我的处理是不对的。”
“你给我闭嘴！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光天化日之下，你丢人现眼，跟几个男人在那儿拉拉扯扯的，你坏我的家规，败我的门风。”大姨母愤怒地数落家琪。
家琪的父亲是河南潢川人，母亲是汉口人。父亲与母亲的哥哥是陆军大学的同学，母亲在家排行第十三，她是吃着大姐的奶长大的。家琪的父亲是孙中山手下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的少将旅长，战死在东北战场。而后，母亲便带着三个女儿从河南潢川投奔在汉口的大姐。母亲有个表姐夫是给孙中山当过俄文翻译的，通过他，家琪进了汉口幼儿园，这个幼儿园是宋庆龄办的，专收国民革命军的干部子女。孩子们在这里，既可以听孙中山的革命故事，还可学唱歌跳舞。家琪上小学时，红军解放了罗山县，学校选派她和另一个小学生去跟红军表演节目，她初露表演天赋，演唱的《可怜的秋香》打动了红军的一个指导员。他说：“小妹妹，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到红军宣传队来。”家琪上初三时，抗战爆发了，鄂山县共产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宣传队，为救济难民要义演《放下你的鞭子》。他们找了很多女学生，都不愿出头露面，家琪是受过革命教育的人，她接受了邀请，走上街头义演。此举惹翻了学校，先是给家琪警告处理，后来大姨母等人找到学校评理，双方吵了起来，结果校方把家琪开除了。
家琪以沉默对抗全家人的非议。大姨母命令家人，不准给家琪吃饭，就让她一直跪着，直到认错。家琪从天黑跪到天亮，第二天上午，在外面做工的母亲回来了，一看到家琪那个可怜样，就劝家琪赶紧给大姨母磕头赔不是，说着，她就要拉女儿爬起来。大姨母更生气了，她迁怒的目光转向家琪的母亲，说：“小妹，看看吧，这是你养的好女儿。我管错了，我给你磕头吧。”说着，大姨母做出要下跪的姿态。
家琪的母亲赶紧扶着大姐坐下，劝慰说：“你别生气了大姐，这个死丫头我非得教训教训她。”母亲就拿起鸡毛掸子就往女儿身上抽。
抽了几下，家琪眼泪汪汪地对母亲说：“妈，你不要为难了，我自己来解决，自己了断吧！”家琪爬起身来，径直冲出后门，跳进水塘里了。
在家人的惊呼声中，家琪的身体漂浮到水面上，她的那身蓝底白花的大褂子很是乍眼。一名种菜的老人看到这种情景，立刻跳下水塘，好心地把家琪救上岸来。
张家琪没死成。流言蜚语更多了，一个初三的女学生自杀，要不是有复杂的男女关系，怎么会走这条路呢？汉口已经没有家琪的容身之地，她只能选择离开。跟家琪一起义演的人劝她到武汉的一个剧团，她摇摇头说，我再也不唱歌演戏了。她想找红军。抗敌后援会就给她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她到西安。
张家琪几经周折来到陕北公学读书，为了表示她与那个封建家庭的决裂决心，为了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她改名叫苏伟。
未满15岁的苏伟，本来发誓再也不唱歌了，可是没几天，她就成了陕北公学的小名星。因为，任何人一听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就知道她会唱歌。那么好听的嗓音，同学们又怎能轻易放过呢？在大伙的掌声中，苏伟唱了一首又一首，把自己唱成了陕北的小歌星。
1938年12月，苏伟所在的陕北公学并入了抗大第一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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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若珊初现舞台受关注
阮若珊穿着一身土布衣衫来到故县村时，抗大文化娱乐团刚成立不久。阮若珊从未想过她与文艺部门会有什么瓜葛，她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她注定是要读书的。
阮若珊被分到抗大女生队接受军事训练。这个从北平来的女学生，这个从小穿着花旗袍，在诗书琴画的环境中长大的女孩，来到新的环境里，听到最多的召唤是“同志”！那时她满耳听到的两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阮若珊终于步上了花木兰的从军之途。只是，最初的军事训练，她表现得狼狈极了。绑腿总是打不好，动不动就松下来滑到脚面上；早晨背着背包出操，她尽力不让自己掉队，可老得落在最后，背包也不知何时散了架。可这一切都没关系，阮若珊读过很多书，书读得多的人内心是强大的。她想，比起《苦儿流浪记》自己还不算苦，她以流浪的苦儿为标准要求自己要忍耐，她以花木兰从军精神激励自己要坚持。与此同时，抗大工兵化学队的学员中，有位从菲律宾回来的21岁华侨白刃创作的《抗日进行曲》，也从精神上激励着她的勇气：
我们要生存
我们要抗战
我们都是优秀的一群
担负了祖国解放的责任
我们手牵手
我们肩靠着肩
去把日本强盗赶出我们的边疆
阮若珊正值十七八岁的年龄。俗话说，女孩十八一朵花。爱情并不因为战争来临就消失了，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里，恰恰最容易制造爱情。这天，阮若珊正在校部门口站岗，忽然，有个男同志给了她一封信。她正站着岗，也不敢看。回到宿舍打开一看，是署名“钱塘江游子钟琪”写的一首长诗。诗中赞美她穿着白上衣，花条裤子，如何美丽、纯洁等等。这是阮若珊接到的第一封情书。遗憾的是，她满脑子想做花木兰，不懂得回应对方。她没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可是，那位青年还很认真，托人问她。她才去找父亲的老朋友，时任校部政治教员的温健公教授商量。他听说那个青年好像有历史问题，不让阮若珊理他。于是，阮若珊就回绝了他。第一束来自异性的爱情火花，被若珊不经意地扑灭了。
阮若珊的优势是说一口北平话，嗓子好。因此，学校的文娱节目她都参加了。白刃写了一部大型活报剧《天堂·地狱》，白刃力邀阮若珊演女主角兼朗诵。为抗日热情所鼓舞，阮若珊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而且她丝豪不紧张，第一次上大舞台就取得了成功。她朗诵的时候，字正腔圆的音质非常洪亮，三千多人的广场，坐到最后一排的学员也能听到。若珊无心插柳，却一炮走红，在晋东南的抗大学校里立刻成了名人。
三个月后，文化娱乐团找上门了。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部决定，把文化娱乐工作团改为抗大一分校文艺工作团，并加强了领导，增强了力量。从38年5月到8月，陆续调来了袁成隆、夏川、李林、阮若珊（女）、王玲（女）、杨林、史屏、李永淮、鲁岩、蔡贲、伊洪、唐德鉴、陈谱、包慧（女）、丁冬（女）、黄继武（黄野）、饶洁、许学义等。由袁成隆任文工团主任，王承骏任副主任，夏川任支部书记。文工团内部建立了必要的组织机构，有了比较明确的分工，设立了“编审股”、“戏剧股”、“音乐股”、“总务股”等。
可是若珊不愿当演员。她想，演戏只能是业余的，只是一般的娱乐，不算是一份正规职业。如果当了演员，在母亲那儿也没法交代啊！她满脑子想做大事，比如到前线做政治工作什么的。可是野战军不接收女政治工作人员，若珊的情绪为此低落。她在暗暗等待着转机。
时值日寇正在进行秋季大扫荡，抗大一分校迁到了太行深山里。既然被分配到文工团了，戏还是得演。若珊到文工团后演的第一出戏是与丁铸铁合演《放下你的鞭子》。由于演员演得投入，军民们的抗战热情正高涨，演出过程中，观众特别激动。群众把若珊当成是真从东北逃来的难民，她扮演的秀姑受到老父殴打时，群众怒喝起来。演完之后，几个乡亲一定要请若珊到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再三拒绝也不行。老百姓说小姑娘太可怜，吃不饱可怎么活下去呀！若珊被群众感动得泪流满面，这次假戏真做，使她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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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大文工团在行动（1）
抗大由屯留县转战到了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校部命令文工团单独行动，并要在一路行军中，面向抗日军民开展文艺宣传，动员军民团结战斗。
山西村村都有关帝庙，关帝庙上有戏台。这天，戏台上正在演出抗大文工团创作的大型话剧《一心堂》。尽管主要演员阮若珊苏伟等人很投入，但是始终没有观众。台下只有几个小孩在打架。
袁成隆组织演员们到群众中去调查原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文工团的话剧？”群众说：“噢，你们在演戏啊？别人在演戏都有个动静，你们演戏连个动静也没有。我们怎么知道你们在演戏？”
大伙一想也对。所以，一吃过晚饭，文工团员们就敲锣打鼓，叮里咣当叮里咣当地弄出很大的动静来。还真有效果，妇救会来了，青救会也来了，群众都是有组织地来的。演员们高兴极了，马上演戏。可是演着演着，群众越来越少，最后，又只剩下几个小孩在打架。
演员们又找群众调查原因。有个妇救会的同志不客气地批评道：“我们这个地方经常唱大戏，唱小戏，我们都爱看。可你们在台上都说的是什么呀？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看得没意思了，就打瞌睡，瞌睡了就回家嘛。”
演员们沮丧透了，郁闷极了，演戏的人，最怕没有观众看。大伙辛辛苦苦创作的独幕剧《一心堂》和《沉渊》，向全校师生汇报演出时，很受欢迎。可眼下群众怎么就看不懂呢？时任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朱德，用他那温和的口气对演员们说：“哎呀，这个事很简单嘛，他要看大戏，你们就演大戏；他要看小戏，你们就演小戏。”苏伟撅着嘴说：“不行啊，人家演大戏要有服装，得有大衣柜、头盔什么的，我们什么都没有。人家演小戏是用山西话，我们一句都不会说怎么办？”
朱总哈哈大笑，指点说：“很简单嘛，老百姓喜欢看打鬼子的戏，你就编个游击小组打鬼子嘛。”演员们一听在理，积极性又回来了。而且，他们立刻创造性地扩展了朱总司令的意图。他们把群众都熟悉的西北民歌填上新词，编出《打败鬼子好回家》的游击队歌曲。这下群众听懂了，连小孩都会跟着唱了：
开荒的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
织布的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大嫂嫂，老爸爸，丈夫娃娃不要惦记他，
我们努力耕织，不少他们穿吃，打败鬼子好回家。
朱德这个带兵打仗的人，轻轻松松几句话，就给抗大文工团开创了一条新路。看到演员们兴高采烈的样子，朱总司令又说：“管他什么的，老百姓喜欢的，你就唱；老百姓喜欢的，你就演。为人民服务嘛。”
有了朱总司令的“为人民服务”这个大方向，抗大文工团茅塞顿开，一下子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一下子看到了这支队伍潜在的力量和价值，一下子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热情，收都收不住了。
在通往太行山深处的县城平顺、壶关的路上，二三十张年轻的面孔冒着瓢泼大雨在行进。这两座县城几乎成了空城，群众躲鬼子都跑了。因为这是个新开辟的根据地，部队需要群众回来配合工作。于是，文工团员们发挥作用了。他们冒雨沿街高唱救亡歌曲，一曲接一曲，一唱就是一天；他们三五成群，敲着锣鼓，扭着秧歌，穿大街走小巷；他们每到一个村庄，就提着石灰桶、锅灰桶写墙头标语，画墙头画，写墙头诗。他们用歌声唤回躲鬼子怕鬼子的群众；他们用工整的美术字，揭露日寇的罪行；他们用青年学生的满腔真诚唤起群众的抗日热情。他们每天的行装都很简单，工作、学生和生活的全部家当都背在肩上。胡琴在身上挎着，锣鼓在肩上背着，画笔和颜料在柳条筐里提着。他们走到哪儿，节目就在哪儿上演。《打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