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顺治皇帝去世时，天下的治理还远远没有达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程度。多尔衮入关后，确曾实施过一些善政，用当时人们的说法形容，就是解天下于倒悬，令多年备受荼毒的人民“立有乐生之心”，就是说，灾难深重的人民有了活下去的愿望。但是，从多尔衮摄政到福临亲政的十八年间，也实行过一些真正的暴行恶政，成为人们新的痛苦根源。其中，最为历史所诟病的就是圈地、投充、逃人等恶政恶法，还有初露端倪的大规模文字狱与政治迫害。
圈地从多尔衮入关之后的当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目的是将京畿地区即北京周边包括今日天津、河北部分地区的无主荒地清理出来，安置入关后的八旗将士。当时，这一带地方有大片土地为明朝皇室、藩王、勋贵、太监们所兼并，经过战乱，许多变成了荒地。以此安置八旗将士似乎也无可厚非。
玄烨亲政（2）
然而，圈地令下达后，在执行过程中却演变得一塌糊涂，成了事实上无代价掠夺当地人民土地的、名副其实的恶政。圈地所到之处，原来的主人立即被驱逐出去，房产田地被无偿占有，甚至妻子儿女都有被强行留下为奴为仆为妾的。当时，中央政府下令，为了保证满、汉民众不至于发生纠纷，要将他们的居住地分开来，因此，要求地方政府务必根据土地质量，给那些土地被圈给满人的汉人以补偿。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口惠而实不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由此，造成京畿地区大批人口流离失所。一时间，各种史籍中，充满了当地人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土地撂荒、吃糠咽菜的记载。
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产生了一个怪怪的社会现象：投充。
所谓投充，指的是自由民自愿投到满人门下充当奴仆。这种现象在当时的京畿地区曾经大量出现。中央政府听之任之，多尔衮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可以“为贫民衣食开一条生路”。实际上，愿意给人做奴做仆的天生贱骨头应该不是很多，这种反常现象一定是因为迫不得已才会发生，和汉族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有关，和八旗军兵的威势胁迫有关，可能也和逃避徭役赋税有关。因为投充为奴之后，这种徭役赋税就可以豁免，至于其定额是否转嫁到别人头上，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汉人不得不给满人种地、做奴做仆和当差纳税的局面。
除上述者外，另外一项名声很坏的恶法就是逃人法。早在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女真人就曾经以暴力将大量汉族自由民转变为自己的奴隶。因此，这些奴隶的逃亡，也就成为困扰后金政权与大清朝的一个大麻烦。当年皇太极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把大批逃亡汉人交还给明朝，不肯将他们遣返后金。如今，这种逃人现象愈演愈烈。顺治初年，甚至几个月间就有数万人逃走。为此，清朝中央政府制定了极为严酷的逃人法。并在兵部里设置一位副部长，组成庞大机构专门缉捕逃人。
该法令的主旨在于保护满族人的财产不受损失，因此，就将惩罚重点放到那些收留或藏匿这些逃人的人家身上。这些人不但自己会失去性命，就连左邻右舍的十户人家也都要被牵连同坐。
大清朝册封的四大汉族异姓王之一耿仲明，曾经收留了一批汉族逃人，结果被发现，最后，这位为大清朝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王爷不得不自杀谢罪。广西巡抚，相当于今天省长的郭肇基被查出藏匿了五十三名逃人，结果，这位省长被处死，家产全部没收。
当时，有一些满、汉流氓勾结起来，假扮成逃人，躲藏到一些殷实人家，然后，再以检举揭发相威胁，以敲诈钱财。史书记载说，为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并且，花样翻新，到了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一些绝望的逃人，也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了自杀一途。康熙八年的清代官方史书记载说：“八旗家丁上报的自杀人数每年都不少于两千人。”（《清史稿》列传五十，朱之弼）。同年，亲政后的康熙皇帝曾经对这些旗人家中屡屡发生的奴仆投水、自缢事件发出过谴责和警告（《清圣祖实录》卷三十）。
顺治年间，有一位名叫李裀的监察官员，上书皇帝，认为逃人现象有“七可痛心”，建议国家改变一味的严刑峻法。他说得精辟而微，充满了忧国忧民的一片赤诚。谁知，经过满清诸王贝勒讨论，竟认为李裀虽然是监察官员，应该允许他发表意见，他所说的一切，按照法律也无罪，但他说的“七可痛心”却情由可恶，因此，应该处死。就是说，法律这玩意儿，必须服从权贵们的感觉。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太不光彩，但在利益和名声之间，他们选择了利益，然后，企图以强力来堵住大家的嘴，似乎以为这样一来，不光彩就会变成光彩了。孰不知，如此一来，事情只会变得更糟，不光彩也变成了加倍的丑恶。并且，留下了极深的隐患。最后，皇上开恩，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流放到了令人谈而色变的宁古塔。第二年，这位忠心耿耿的监察官员就死在了那里。
玄烨亲政（3）
细细追究起来，这些恶政之所以没有引发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大约和基本局限在京畿地区有关，就全国的情形看，似乎面积没有那么大，涉及到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而已。
这些恶政恶法和恶劣行径，在当时中央政府发布的政令中，曾经被解释成入关之初的不得不为之举。然而，一直没有可能受到谅解，也一直受到抨击，成为大清朝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令人很难理解的是，偏偏在今天，居然有学者为此辩护。这些学者不但认为这是不得不为之举，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用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作为依据，认为两相比较起来，八旗圈地算是好的多了。
这就太过分了。
恶政就是恶政，有理由也并不能改变其恶的性质，有理由也无法令恶政变成善举。如果一个人做了一百件恶事，另一个人做了十件，难道就可以由此认定，与那一百件比较起来，这十件已经不能算是恶事了吗？难道曾经有人做过一百件恶行，就可以构成另一个人做十件恶行的理由吗？学者的良知在于应用人类普世价值，揭露恶行产生的根源，而不是为其寻找理由，更不能为其辩护。
这些恶形恶状恶声恶气的恶政恶法，毫无疑问属于令人发指的暴政，应该受到永久的诅咒。事实上，在当时，这些恶政就已经变成了一根高度敏感的导火索，并引发了康熙皇帝与辅政大臣之间的激烈冲突。
玄烨继位之后，每次临朝，他都会坐在高高的御座龙椅上，在不绝于耳的“万岁”声中，俯视着趴在地上叩头的文武百官。那时，他既不能理解那些军国大政，也很难参与其讨论决策。他一般只是在礼仪官员的辅导下，主持各种礼仪性活动而已。所有政务全部由他父亲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请示祖母孝庄太皇太后裁决。他只是个挂名的见习皇帝。
顺治皇帝的遗诏中，对大清祖制有两项重大改变。
其一，由皇帝自己指定继承人，废除了诸王贝勒大臣推举后继皇帝的制度。这一制度，始自努尔哈赤时代，在皇太极时继续得到遵守，在入主中原十八年后的福临手中，终成历史。其二，将皇室直系血亲诸王贝勒辅政，改为由八旗重臣辅政。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诸王贝勒是旗主，是主子，旗下众臣不管立过多么巨大的功勋、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仍然是奴才。这个改变意味着，从此以后，国家大事要由奴才们去主持，而主子们只能站在一边看着了。就这样，入关十八年的大清朝，神速地完成了向大明朝学习与效仿的整个过程，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成绩不错的学生。
努尔哈赤制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柄”国政制度，在皇太极手中变成诸王贝勒共“议”国政，如今，在福临这里，则变成了皇室宗亲、诸王贝勒共“看”国政。他们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力基本被剥夺殆尽。当年，在大清崛起过程中，发挥过绝大作用的贵族共和体制，现在，大体上只剩下了一个淡淡的、令人忧伤的影子。
这个改变，肯定是接受了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教训。其潜台词不言而喻：让那些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离皇位最好远一点，免得招惹他们想入非非。若是在心猿意马当中，再冲出一匹多尔衮式黑马来的话，他们可就真的受不了了。中国皇家的神经敏感而脆弱，需要细心呵护，远没有一眼看上去那么坚强。
另外一个潜台词可能就是一个如意算盘了。这种安排的设计者大约认为，这些辅政大臣终究都是奴才，诸王贝勒们则永远都是主子。奴才们撅着屁股干活儿，主子们在边上看着。奴才不敢乱来，而主子又不累，岂不是天经地义、一拍两好？其实，这真的是一相情愿。在当时，这绝对是一个令主子寒心、令奴才惶恐的改变。后来，亲政后的康熙小皇帝艰辛地对付满朝乱局时，没有一个亲王、贝勒伸出援手，逼得小皇帝只能用一帮子小孩子，开玩笑似的拿下鳌拜，应该就是这种情形的逻辑后果。
史书记载说，顺治皇帝的遗诏发布后，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立即带领其他三位辅政大臣，跪拜在诸王贝勒面前说：“国家大事，从来都是只有皇室宗亲才能协助处理，我们只是些异姓臣子，哪里能够担得起？还是请诸王贝勒爷一起分担的好。”诸王贝勒的回答简单而意味深长，于五味杂陈中醋味十足，说：“诏旨说得明明白白，谁敢干预？”（《清圣祖实录》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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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烨亲政（4）
就这样，大清朝轻轻完成了自己入主中原后的一个巨大政治转变。后来的发展表明，这个转变，远不是像此时表现的那样轻而易举。从一般情形判断，从此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就和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了。那些位高权重的顾命大臣们，能够得到善终者并不是很多。因为，这种帝王政治传统自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如钢铁一般坚强，屡试不爽，百发百中。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的命运，早已在这种逻辑中成为命中注定。能够逃出这种宿命的人，鲜矣哉！唉！
索尼是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祖上是海西四部中哈达部的赫舍里氏，他和父亲、叔叔三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是后金最有学问的文臣之属。索尼被指定为首席辅政大臣时，已经历经四朝，在满清历史发展的几个关键时刻，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年，清军第一次打到北京城下时，与千里赴援的袁崇焕发生激战，豪格冲入护城壕内血战，几乎被困死在北京城下，索尼曾经冒着炮火箭矢杀进去救援，抢出了豪格。
皇太极死后，在三官庙中，索尼面对多尔衮，明确表示，除了皇太极的儿子，别人谁也别想染指皇位。在诸王大臣的推举会上，他和鳌拜率先发言，拥立皇子。福临能够继位，这位索尼发挥了极大作用。
多尔衮摄政时期，当初和索尼一起盟誓扶助幼主的两黄旗大臣中，有几位陆续靠向多尔衮，索尼不卑不亢，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在多尔衮几次又打又拉时，索尼丝毫不为所动，表现得忠诚而且正派。最后，多尔衮没有办法，找了个罪名，抄了索尼的家，把他撵回沈阳，让他替皇太极看守、打扫陵墓去了。
福临亲政后，立即起用索尼，封一等伯爵，提拔他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主管内务府，成为大清朝皇家事务的大总管。如今，皇帝临终托孤，命他为首席辅政大臣，表达了皇家对他的高度信任。
苏克萨哈是满洲正白旗人。他的父亲与叶赫贝勒金台吉同族，属于叶赫那拉氏，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不久，就投奔过来，是努尔哈赤的额驸——驸马。就是说，苏克萨哈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他是在满清之间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之战中，因作战有功而崭露头角的。后来，在跟随多尔衮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表现出色，被多尔衮提拔为议政大臣，很受多尔衮的信任与重用，大体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样子。
多尔衮死后，这厮率先揭发多尔衮潜怀异志、图谋不轨，凭此反水之功，受到福临的赏识。清算了多尔衮之后，福临将实力最强的正白旗收到自己手中，替下了原来上三旗中的正蓝旗，从此，两黄旗加正白旗便成为上三旗。苏克萨哈也从多尔衮属下的奴才，变成了皇帝的奴才。后来，在平定湖广地区农民军残部的战斗中，屡立军功，被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因为有公主的儿子这一层关系，所以苏克萨哈的排名仅在索尼之后，成为位次第二的辅政大臣。
苏克萨哈与鳌拜很早就结下了儿女亲家，可是，两个人气味不投，鸡对鸭讲，大事小事都说不到一起去，动不动就吵得不欢而散。本来这两人相见争如不见，谁知不是冤家不聚头，如今二人一起成了辅政大臣，从而，为掀起一场绝大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遏必隆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努尔哈赤身边最显赫的开国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曾经救过努尔哈赤的命，努尔哈赤为了酬谢他的特殊功勋，将自己最喜爱的和硕公主嫁给了他。所以，遏必隆也是努尔哈赤的外孙子。
这个遏必隆很倒霉。他的一个侄女嫁人后，没有生育，就把一个仆人的女儿弄过来，谎称是自己生的。结果，被人告发，遏必隆知情不举，犯了包庇罪，世职被夺，颜面扫地。后来，凭借出色战功好不容易熬出头来，偏偏多尔衮摄政时，他的一个侄子又揭发他对两白旗不满。当初，皇太极死后，调重兵守皇宫，防范两白旗，可能就有他的参与。结果，他又被撤职查办，再一次弄得很不好看。
玄烨亲政（5）
多尔衮死后，他向福临伸冤，从此，重见天日。又因为受过多尔衮的迫害，所以特别受信任，陆续被提拔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到成为名列第三位的辅政大臣。
后来，因为鳌拜的牵连，遏必隆第三次灰头土脸，被列举出了十二款大罪，判处死刑。好在康熙皇帝玄烨宽宏大量，让他最终体面地得到了善终。
最后，就是因为惹出无数事端，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大名气的鳌拜。
鳌拜也是满洲镶黄旗人，是努尔哈赤开国五大臣中费英东的侄子。这是一员极为凶猛的战将，年纪轻轻就被赐为巴图鲁——勇士称号。毛文龙在朝鲜皮岛创立的敌后根据地，因为后金军队不习水战而对其无可奈何，多年以来始终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汗王的心头之患。后来，在皮岛被攻克的战役中，这个鳌拜就是先锋主将。据说，进攻前，这厮发誓：若拿不下皮岛绝不活着回来！结果，他身先士卒，冲杀在第一线，终于一举将皮岛拿下。他就是因为这一战而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此后，在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役中，他战功极多。定鼎中原之后，考察诸臣功绩，鳌拜获得最高一等。
皇太极死后，他和索尼一样，是最坚定的拥立皇子一派。有人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在多尔衮摄政期间，连续三次受到惩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对两白旗如此不满。但不管怎样，他肯定是因为上述原因而受到福临的特别赏识，从而被任命为议政大臣兼领侍卫内大臣，并最终成为排名第四位的辅政大臣。
从后来的发展看，福临的这个选择很难说是有政治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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