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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一个主谋逼死他们母亲的人，会如此行事。这种说法几乎全部出自后人的臆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细细翻检史料，皇太极主政十七年间，几乎所有王公贝勒都受到过严厉处罚。皇太极最有出息的儿子豪格曾经三次受到过降级、罚款的处分，而多尔衮只受到过一次。
事情发生在公元1641年即大明崇祯十四年、大清崇德六年三月。当时，皇太极确定了对锦州长围久困的战略，下令部队轮番围困锦州，由远渐近，最后直逼城下，意图迫使锦州守军弹尽粮绝后不战而降。谁知，时间一久，锦州城内被围的人们受不了，城外围城的人们也受不了了，结果，领兵主帅多尔衮和豪格等助手商量后，私下里决定放官兵轮流回沈阳探家。兵员减少后，害怕城里的明军乘虚劫营，又将包围线后撤了三十里。结果，事实上等于撤除了包围。
皇太极知道后勃然震怒，整整一天都在大发雷霆。他把多尔衮等人调回来，不许进城，在城外听候处置。从多尔衮、豪格开始，皇太极一一点名痛斥。他对多尔衮说：“我加爱于你超过了所有诸子弟，好马任你挑，好衣任你穿，好饭任你吃，比对谁都好。就是因为你勤劳国事，能够恪遵朕命。如今，你让我怎么再信任你。”多尔衮和豪格被骂得狗血淋头，诚惶诚恐地自请死罪。最后，多尔衮的睿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一万两白银，夺两牛录；豪格的肃亲王爵被降为郡王，罚款八千两白银，夺一牛录。其他三十多人受到处分。
几天后，多尔衮等人去衙门办公。皇太极细细询问起来，结果，情况比听汇报时还要糟糕。当时，有人辩解说，是为了能够睡好觉才后撤的。皇太极怒火万丈，把多尔衮等一帮家伙当场赶将出去了，说：“你们赶快回家吧，那样就可以睡好觉了。”并下令，不许他们上朝，说是自己不想搭理他们，相见争如不见。
最后，多尔衮诸人拜托范文程等多次求情，方才挨过这一关（《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多尔衮的才能和功绩是公认的。皇太极执政时期，多尔衮在一系列战略性军事行动中，均有上佳的表现，从而，令皇太极对他“特加爱重”，也为自己赢得了崇高的地位与威望。史书上说他“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公元1638年即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派遣他为“奉命大将军”，率清军左翼兵伐明。多尔衮铁骑纵横山西、河北、山东三省，“自北京以西，千里之内明军皆溃散逃遁”。在长达半年时间里，“转掠二千里”，“旌旗所指，无不如意”。大明总督、著名的卢象升和那位为了给监军太监祝寿而喝了一百杯酒的总督吴阿衡，就是这一次战死在多尔衮手下。洪承畴和孙传庭也是这一次被急急调离围剿李自成的第一线，从而，导致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并死灰复燃的。这一次，多尔衮攻克山东重镇济南，前后只用了一天时间，生擒德王朱由枢，并陆续攻克城池五十余座，杀死两名总督级大员，在五十七次战役中全部获胜，俘获人畜四十六万余，黄金四千多两，白银九十七万余两。在八旗铁骑先后五次大规模绕道伐明的军事行动中，多尔衮指挥的这一次战果最为巨大。他的军功，使素以勇猛善战著称的豪格、阿济格、多铎等人全部相形见绌。
多尔衮另外一个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他曾经对大学士刚林回忆说：“以前经常看明朝的朝报，下面的人糊弄皇上，皇上的旨意也糊弄下面的人们，最是可笑。越看越不得了，索性不看了。”（《多尔衮摄政日记》，六月二十九日。）表明了此人的文化素养与政治敏感。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5）
崇德元年第二次征服朝鲜时，皇太极因为汉山城久攻不下，不得不先行回国。当时，朝鲜王国的宗器、社主、宫眷和群臣之家眷财产都在江华岛上。多尔衮率领刚刚组建的水师一举攻克江华岛，俘获朝鲜王妃、王子、宗室、妃嫔等七十六人，群臣眷属一百六十六人。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这些妃嫔、宗室、眷属待之以礼，并派兵护送，将她们交还给朝鲜国王。结果，朝鲜国王立即率群臣出城投降，并对多尔衮的温文有礼、冷静老练大加赞赏。这一年，多尔衮只有二十四岁。
天聪九年，多尔衮为皇太极和大清朝立下了一个特殊的功劳。
这一年九月，多尔衮率军征伐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残部。他临之以威、施之以谋，导致林丹汗余部不战而降，并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二百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当年朱元璋派遣大将徐达北伐时，元朝最后一位皇帝元顺帝逃离北京，将这个宝贝带到了蒙古草原，顺帝死后便下落不明。有学者认为，明成祖朱棣之所以五次远征蒙古，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这个东西，以便证明自己夺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是天命使然。他至死也没能如愿。二百多年后，一位牧民在草原上放羊，发现一只羊连续三天不吃草，一个劲儿用蹄子刨地。这位牧民在羊蹄子刨的地方一挖，挖出了这玩意儿。遂辗转落到了林丹汗手中。据说，林丹汗之所以以统帅四十万蒙古铁骑的成吉思汗自居，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长生天授予使命的玩意儿。
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献给皇太极，对于皇太极和后金臣民的影响极大。他们全部真诚地相信后金汗国确实得到了上天的护佑，而皇太极也就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在“服膺天命”的崇高名义下，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
公元1655年，是为大清顺治十二年。正月，副理事官彭长庚评价多尔衮说：“太宗创业盛京，同事诸王俱树勋劳，而睿王之功为冠。”（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十二年正月。）当时，正值多尔衮死后遭到清算之际，这番话对多尔衮来说，应该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多尔衮才被推到了皇太极死后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上。
此时，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国，声势浩大的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还有如日中天的大清朝，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逐鹿于中国大地上，已经接近最后大决战的前夜。致使皇太极身后的权力继承变得格外敏感而关系重大。倘若处置不当，为争夺皇位而发生内斗的话，这个政权的前途就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本来，按照推举制原则，就能力、威望、地位与实力而言，多尔衮最应该被推举为最高权力继承人。偏偏此时的情形已经与努尔哈赤死后大不相同。经过皇太极十七年经营，如今的大清早已不是当年的后金。从人性的层面考察，当年，当所有大小贝勒在代善的带领下，拥戴皇太极即皇帝位，誓死效忠，并全体匍匐在他脚下三跪九叩首时，这一切改变就已经行进在不可逆转的过程之中了。
此刻，在组织结构、决策与施政程序、政策法令、思想观念上，大清政权已经深深地汉化了，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是大明帝国的缩微版。为此，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两黄旗大臣，坚定主张必须由皇太极的儿子继位。他们之中有八个人，聚集到三官庙盟誓，为达此目的，他们不惜以生命相搏。其中，还有人指名拥戴豪格。这就使事情变得异常棘手。
皇太极有十一个儿子，除夭折的三个之外，豪格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天聪三年，皇太极第一次绕道入关伐明时，在广渠门外，与袁崇焕的宁锦援兵发生激战，豪格勇悍异常，一直冲杀到了护城壕边上，令明军大溃。
多尔衮的爱恨情仇（6）
豪格也不仅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眼光独到，认为大明是需要首先对付的主要矛盾，并颇有创见地建议，应该想办法联合农民军，共同削弱大明的力量。（《清史稿》列传六，诸王五。）在当时，能够看到这一点的，在王公贝勒中几乎绝无仅有。
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二人一起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和他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在围困锦州被处罚时，多尔衮自请死罪，豪格的表态就很有意思。他说：“多尔衮是亲王，我也是亲王，因为他是叔父，所以命令他为主帅。既然他失策犯了错，我跟着他，自然也该死。”（《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五）这其中，很是别有一番滋味。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豪格曾经三次被降职和罚款处分，有一次是因为和岳托两个人在一起发牢骚，泄漏了皇太极的谈话机密，被皇太极抓住；第二次是因为有个家伙想拍他马屁，强迫一个蒙古部落酋长把女儿嫁给他，他不治那个马屁精的罪，结果，被父亲皇太极治了自己的罪；第三次就是因为锦州战役，和多尔衮一起被处分。三次被处罚之后，他和多尔衮一样，又凭借战功或出色表现恢复了原来的爵位。
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豪格似乎比多尔衮具有更加充足的理由成为皇位继承人。他的支持者之多，已经成为多尔衮不得不顾忌的力量。
另外一个因素肯定也在两大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着潜在的、重大的作用，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可能不太和睦，甚至很不和睦。因此，两黄旗的八位重臣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位。史书记载说，两黄旗八大臣的中坚人物、精兵护军首领“图尔格等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遂调动三个牛录的精兵，全副武装“保护”住了宫门，致使形势变得剑拔弩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酉。）
这就是十四日凌晨，多尔衮离开三官庙时所看到的情形。
当情绪、情感性因素充分发酵、膨胀到爆炸的临界点时，理智和理性的作用就必定微乎其微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时，只有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方才可能运用理性，化解危机。多尔衮一生之中吊诡之处甚多。但在此时，他的确表现出了这种品质。
两年后，当多尔衮已经成为摄政王时，曾经对满清亲贵讲述了当时的情形：
“昔日太宗死时，没有确立继承者，诸王、贝勒、大臣都寄希望于我，他们跪着请求我来继位，我说：你们要是这样说，我就要自刎，誓死不从，这才奉今天的皇上登上了皇位。”（《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二，顺治二年十二月癸卯。）
多尔衮在此所说的，可能大体是事实。几年以后的顺治九年，清算多尔衮时，那些拥戴他的人谈到了当时的情景：多尔衮的哥哥英王阿济格、弟弟豫王多铎和一批王公贝勒、高级将领确曾跪在多尔衮面前，请求他当机立断继承大位。他们分析形势，认为死心塌地拥戴皇子的就是两黄旗那些人，而甚至在两黄旗中，也有重臣拥戴多尔衮。因此，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多尔衮，不必畏惧两黄旗。（《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事实上，精明强干的多尔衮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双方的实力对比：两白旗全部拥戴多尔衮，两黄旗中，也有两位重臣支持多尔衮。而豪格虽然号称和硕贝勒，实际上真正属于他的兵力却只有七个牛录，尚不足半个旗，加上誓死拥戴皇子的八大臣，主力部队仍然不到两个整旗。（《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有两红旗拥戴的代善态度暧昧，很有可能是希望皇子继承，被皇太极从莽古尔泰兄弟手中夺来的正蓝旗情况不明，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则一面表示支持皇子继位，一面又说需要和多尔衮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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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的爱恨情仇（7）
在这种实力分布中，双方可能都感受到了形格势禁，都产生了投鼠忌器的心理。多尔衮若欲令智昏，强行继位，势必遭到激烈反弹。其后果无法预料。很有可能像我国历史上那些迅猛崛起的游牧渔猎部族国家一样，经过反复自相残杀之后，飞快地烟消云散在那广阔无边的山野大漠之中。
于是，八月十四日，皇太极死后五天，在大清帝国后继皇帝的推举会议上，出现了一个事先谁也没有预料到的结局。应该说，上述情形是这个结局的重要原因，这个结局则是上述情形的逻辑后果——
会议在今日沈阳故宫的崇政殿举行，诸王大臣们列坐于大殿的东西两门房。会议一开始，两黄旗八大臣中的索尼与鳌拜便率先提出，应立皇子继位。多尔衮厉声叱责他们没有资格先说话，勒令他们退出会场。
随后，英王阿济格与豫王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即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
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止是你一个人。”这种情形表明，努尔哈赤死前，可能至少在口头上确曾有过遗诏。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在反驳多铎的同时，顺便把豪格也排除出了候选人之列。
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礼亲王代善。”
代善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既然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应该立他。”代善也够狠，仿佛不经意之间，便堵死了多尔衮的路。
豪格说：“我福小德薄，不配担当大任。”然后，豪格离开了会场。
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于帝，衣于帝，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
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啦，皇帝在时，我都不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起身离开了会场。阿济格见多尔衮已经继位无望，也跟在代善后面走掉了。
留在会场中的多铎不再讲话，一直在观望中的济尔哈朗更是一言不发。多尔衮则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由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之后，我们即行归政。”
多尔衮的提议，显然满足了多数人的意愿，立即获得通过。大家按照惯例共同盟誓，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效忠皇帝，绝无异心云云。
这一段过程，在清代官方史书上失载，所以在《清实录》、《清史稿》中均无从查考。有一位朝鲜人质写的秘密报告留下了这次推举会议的记载。这位人质是朝鲜国王的世子，他在滞留沈阳期间，颇受满清王公贝勒们的礼遇，交游十分广泛，了解许多大清朝高层的秘辛，并不定期地撰写“秘密状启”报告给本国政府。其作用类似我们今天密级很高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