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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崇祯十五年四月，松山、锦州相继失陷，杏山、塔山、宁远危在旦夕，李自成、张献忠们也在中原、湖广一带闹得如火如荼。直到这时，崇祯皇帝方才征求首辅大学士周延儒的意见，是否需要和满清讲和。周延儒深知自己这位皇帝的秉性，知道他从不肯为臣子们担当，何况是这种涉及到江山社稷、千秋名节的大事，搞不好自己就会成为皇帝的替罪羊。于是，我们的内阁首相低着头，仿佛睡着了一样，任凭皇帝催问，死活就是不开口说话。气得皇帝拂袖而去，只好私下里命令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与皇太极秘密和谈。皇帝让他“便宜行事”，就是自己相机行事看着办的意思。然后，再三再四地叮嘱陈新甲一定要保守秘密，“密图之”，不要让外面的人们知道。
此次议和，明朝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将近一百人。他们担心满清方面不友好接待，还特意携带了四十余车米面粮油等生活必需品。没想到，皇太极对此次议和高度重视，他专门安排大臣出城远迎三十里，接待规格极高，几乎是天天盛宴款待，令全体明朝使团成员大喜过望。从现有史料判断，很难说皇太极是在施展计谋。
当时，满清决策层包括皇太极都不敢相信大明朝是真心议和，认为只是缓兵之计。为此，皇太极专门请洪承畴辨认笔迹，确认大明朝的官方文件确实出自崇祯皇帝的手笔，这才十分认真地开始谈判。此时，清军正在趁松锦之战大胜之余威，进攻宁远等地，皇太极马上命令前线停火，以便为和谈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至此，满清高层大体以希望达成和议为主，只是在议和条件上看法不同。在这些人中，原为明朝官员，后来投降满清的张存仁、祖可法等人的看法较有代表性。
他们建议皇太极，应该就此机会最大限度地得到实际利益，在土地上以割让黄河以北为上策，割让山海关以东为中策，割让宁远以东为下策。在经济上以迫明朝称臣纳贡为上策，令蒙古各部索取旧有财政补贴为中策，互市贸易为下策。
皇太极十分清醒理性。他专门致信朝鲜国王征求意见，认为要明朝称臣纳贡根本不可能，只要能够达成和议，他愿意去掉皇帝称号，尊明朝为上国，自己愿居属国地位。他明确表示，大清征服的地盘已经巨大，足够统治，征伐战争给双方都带来痛苦，他无意继续打仗，也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只要既得地盘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其他事情都可以以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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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霾（3）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皇太极开出的议和条件在军事上基本以维持现状为主，在政治上做了较大让步，在经济上要求通过互市占些便宜，应该算不上特别苛刻。特别是，在给崇祯皇帝的长信中，皇太极态度持平，隐隐暗示出只要大明诚心诚意讲和，自己还可以作些让步（《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一）。
就这样，双方实际想法已经十分接近，若就此达成合约，大明将立即从腹背受敌的窘境中解脱出来，得到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后来的中国历史很有可能将就此改写。
谁知，就在此前后，大明朝廷内外接连发生了几件怪事，使这最后喘一口气的机会也就此丧失——
陈新甲秘密派往沈阳议和的代表尚未返回，朝廷中已经开始议论纷纷。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就是：“堂堂天朝，何至于讲和输款？”坚决反对对清讲和。
有一天，一群监察官员在朝房里见到内阁大学士谢升，大家谈起了对清关系。谢升告诉他们：“关于议和的事儿，大家不必多说了。皇帝在奉先殿里抽签，请求上天指示，已经下决心了。”说完，又叹息了一句：“皇帝太喜欢耍小聪明，才导致天下坏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帮监察官员听到这个消息，再加上大学士如此诽谤皇帝，立即义愤填膺，纷纷上书弹劾谢升，说他“诽谤君父”，“大不道”等，前后达数十封。致使朱由检大怒，下令将谢升开除公职。
这边厢沸沸扬扬尚未平息，陈新甲派去谈和的人偏偏赶在此时回到了北京。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陈新甲竟是如此粗心大意的一位国防部长。他看完来人带回的报告后，随手放到桌子上，就出去办别的事情。他的仆人以为那是一份朝报，便让人拿去传抄。结果，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士大夫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纷纷认为这是误国、卖国之举，络绎不绝地上书弹劾，要求严加惩治。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于是，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国防部长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陈新甲。）
由于这一番周折，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自然没有了下文。于是，当年十月，他第五次派遣大军###明朝。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机会挽救自己了。
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势力，也已经由河南发展到了湖广一带的广大地区，几乎遍布中原地带。
面临内忧外患，大明帝国和它的崇祯皇帝已经大体没有了有效的制御手段。此时，距离朱由检把自己吊死在景山那棵树上，还有不到一年半时间。
公元1643年，是为大明崇祯十六年，大清崇德八年。这一年，大清朝发生了许多令历史无法忘怀的大事——皇太极去世，福临继位，多尔衮由辅政王晋为摄政王。大明朝也在焦头烂额之中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时刻。
那位孙传庭，由于耳聋在监狱里被关押了三年多。如今，皇帝也顾不得追究他是否真的耳聋了，将他放出来重新起用。最早，先是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一年五月，命令他兼任总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制应天、凤阳、安庆、河南、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并仍然兼任陕西三边总督，赐尚方宝剑。就此，至少在理论上，孙传庭成了有明一代军权最大的重臣之一。
可惜，此时他的头衔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他掌握的军队只有陕西一地的秦兵而已。而这些部队组建的时间并不长，粮草、器械、训练都不充分。因此，从兵部尚书开始，不少人告诫他千万不可浪战，不可孤注一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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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霾（4）
无奈，此刻的皇帝仿佛已经不是三年前抓他的那个皇帝了似的，一方面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级，另一方面则不停地逼迫他尽快出击，以便挽狂澜于既倒。皇帝似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到了他的身上。以至于有人甚至当面对孙传庭说：“督师要是再不出兵，锦衣卫的人就该到了。”意思就是他可能会被皇帝再次关进监狱。孙传庭仰天长叹，说出了那句和古代名将同样绝望的话：“怎么办？怎么办呐？我当然知道这是有去无回。可我能怎么办？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还要再回去面对那些监狱看守吗？”
当年十月，多尔衮由辅政王成为摄政王的同时，孙传庭仓促出战，对李自成取得了一些胜利，随后，大败。最后，在当年自己几乎消灭了李自成的潼关，再一次与李自成决战。结果，全军覆灭，孙传庭本人于激战之中阵亡。
这一年，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周延儒被皇帝下令赐死。这是崇祯皇帝继杀死薛国观之后，第二次处死首席大学士，由此，朱由检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一位杀死两个宰相的皇帝。
说起来，薛国观能够当上首席大学士和多尔衮还有点关系。公元1638年即大明崇祯十一年、大清崇德三年，多尔衮率军闯入大明腹心地区达七个月之久，对大明的打击空前巨大。前面曾经提到的卢象升、吴阿衡两总督之死，洪承畴、孙传庭被调离陕西前线，李自成、张献忠有了喘息之机等，都是因为这次战争所致。当时的首席大学士在此期间举措失当，从而丢掉了首辅的职位。于是，薛国观坐上了这个位置。
在帝国制度下，有三种人是轻易得罪不得的，一是皇亲国戚，二是太监，三是特务组织东厂与锦衣卫，其道理不言自明。这也是这个国家不配有什么更好命运的重要原因。谁知，这薛国观当上首辅之后，却一举把这三种人全都得罪得不轻。
有一天，皇帝和薛国观聊天，谈论起如今社会风气太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君臣之间不胜感叹。薛国观叹息说：“假如东厂和锦衣卫能够恪尽职守的话，贪官污吏们就不会如此胆大妄为！”此话一出口，站在边上的提督东厂大太监王德化便吓出一身冷汗。薛国观一言不慎，便一举把太监和东厂特务双双得罪。从此，东厂的大小特务们就开始恪尽职守地严密监视起内阁首相，并不时把薛国观收礼受贿的事迹报告给皇帝。
不久，君臣二人为经济窘迫、军费没有着落发愁。薛国观便给皇帝献了一策，他建议皇帝发行“国债”，向大臣和皇亲国戚们借钱。这家伙特意举出了一个离皇帝很远的亲戚侯爵李国瑞为例，说他拿出四十万两白银应该不难。这李国瑞是崇祯皇帝曾祖母即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后人，素以有钱著称。当时，李国瑞正在和弟弟李国臣闹别扭。李国臣就放出风去，说他父亲死时留下了四十万两银子，自己应得二十万两，可以全部捐献给皇帝充作军费。皇帝一听大喜，立即下令勋贵们捐资助饷。
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没有钱，把房子拆了，然后，把家里的破铜烂铁统统摆到大街上叫卖，说是要换钱帮助国家度过难关。朱由检听说后，怒火万丈，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另一位重要的皇亲国戚周皇后的父亲也是到处哭穷，周皇后为了帮助自己的丈夫，也为了帮助自己的父亲，悄悄给了父亲五千两银子，于是，皇后的父亲勉强捐出了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北京后，据说，在周皇后的父亲家里，敲剥出的数字是五十三万两白银。
就在皇亲国戚们人人肉痛不已时，皇帝的第五个儿子生病了。据说，病中的皇五子看见自己的高祖母李太后，如今是九莲老母菩萨，她老人家责备崇祯皇帝对外家不好，所以，先降灾皇五子，如果皇帝不痛改前非，还要让所有的皇子都死。过后，这皇五子真的死了。这虽然是太监、宫女、外戚们联手玩的把戏，却也是最有效力的把戏。崇祯皇帝大受刺激，立即册封李国瑞的儿子为侯爵，归还了所有捐献钱财，并在心中切齿痛恨薛国观。
大风霾（5）
有一天，皇帝命令薛国观为自己起草一份谕旨，薛国观交上来后，皇帝很不满意，当场将那份草稿扔在地上，并一一历数薛国观贪渎舞弊之情事，命群臣议罪。最后，薛国观被皇帝下令开除公职，遣送回乡。
这薛国观在职期间可能的确敛财有术，离开北京时，装运财物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东厂的特务马上报告给皇帝，皇帝遂下令将他捉拿回来处死。于是，薛国观成了大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继洪武皇帝朱元璋处死胡惟庸、嘉靖皇帝朱厚熜处死夏言后，被处死的第三位宰相职级的人物。时人与后人普遍认为这薛国观罪不至死，死得有点冤。他死后，皇帝下令不许家属收尸，将尸体扔在那儿长达一个月，致使遍体蛆虫，腐烂不堪，臭气熏天。
周延儒是一个在帝国官场上几上几下的老官僚，属于那种好事坏事都掺合着做过一些的人物。他的死，自有其取死之道，却也很有点让人不知说什么好。周延儒死后，和大名鼎鼎的严嵩一道被列进了《明史》中的“奸臣传”，后世一些史学家认为有点莫名其妙，觉得此人似乎还没有这样的资格。
崇祯一朝十七年，总共使用了五十位内阁大学士，史称“崇祯五十相”，就是崇祯皇帝有五十位宰相还亡了国的意思。讥讽的味道很重。
周延儒在崇祯三年九月，曾经出任过一次内阁首辅，当时，朝廷内党争剧烈，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是非善恶的底线，衡量国家事务与用人的标准大体上以是不是自己人为准绳。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他的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以至于他家的祖坟都被人在夜里掘毁，宅院也被人纵火烧掉。在朝中为首相的周延儒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口碑很糟。三年后，在一场分辨不出是非善恶的官场倾轧中被罢官还乡。
八年后，崇祯十四年二月，国家局势一天比一天糟。一批东林党和复社的人投资几万两白银为周延儒活动，终于使崇祯皇帝想起了他的若干好处，于是召他回京，第二次出任内阁首辅。此次受召的有三个人，其他两人，一个坚辞不就，另一个到京后立即告病回乡，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地前来上任。据说，他的儿子告诉父亲，自己夜里梦见去世的母亲披头散发地抱着自己哭泣，儿子极力劝阻父亲，不要复出。周延儒表示，此次复出，自己将要竭尽全力做好事，以报效皇帝，报答那些寄希望于自己的人们。
周延儒复出后，的确做了不少善事，譬如减免各地历年积欠的赋税，为一些冤案平反昭雪，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等等，史称“都人大悦”。这些是导致后人为他名列《明史》“奸臣传”抱不平的主要原因。却也为他后来遭祸，埋下了伏笔。帝国官场之乖戾吊诡实在令人一言难尽。
崇祯十五年元旦，文武百官朝贺完毕，崇祯皇帝请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们站到西边的尊贵位置上，崇祯向周延儒深鞠一躬，说：“我以天下拜托先生。”然后，又给大学士们鞠了一躬，说：“自古以来，只要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太平的。”在大明帝国，这是臣子们从来没有受到过的崇高礼遇。可见，崇祯皇帝对周延儒的期待有多么殷切。
然而，此时的帝国官场早就不是周延儒第一次当首辅时的模样了。现在，官员们不但以是不是自己人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而且，还一出手，就要力图置不是自己人的那些人于死地。周延儒在得到一批人拥护的同时，也受到了不少人的憎恨。譬如，锦衣卫首领骆养性便是最可怕的一位。原因很简单，周延儒奏请皇帝制止东厂、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使这些大小特务们的权限大受限制，断了财路。他们无法不恨得牙根痒痒。
不久，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议和不成，导致清军再一次大规模进犯。一位名叫熊开元的官员当着皇帝的面，指责首辅和督抚大员们在清军内犯的问题上负有罪责。皇帝命令熊开元写一份奏疏。结果，熊开元的奏疏写得不痛不痒。当时，清军尚未退去，皇帝正为此焦头烂额，看到奏疏后极为恼火，下令锦衣卫逮捕熊开元。偏偏这熊开元是锦衣卫最高首长骆养性的同乡，骆养性遂借审讯熊开元的机会，把周延儒的隐私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