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她那个时候的表现，确实不如艺术类院校和播音主持专业的选手水平高，但如果以这样的考试方式选拔的话，我、白岩松、崔永元、张斌和刘建宏等人，别说在校读书的时候，就是毕业几年之后，也不会有人让我们做主持人。这就好像任何高等学府里也没有“总理”、“部长”、“总经理”专业一样，有些行业的人才，是需要时间和实践发现、检验、培养和提高的。
还有两个小伙子，参赛的项目是足球解说。一个是山东的，虎头虎脑，小眼睛，模样可爱，阳光，他的复试是我考的，给我很深的印象。以我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个可造之才，语言的节奏、文字的处理能力、思维反应速度、足球知识的积累等等都不错。还有一个上海小伙子，在东方卫视做过实习生，形象不是很俊朗，但对足球狂热痴迷，声音非常好，我认为可以拿来练一练。这家伙面对11个评委的时候，比前一轮复赛时，单独面对我和另一个评委的时候，显得过于亢奋了，说话有点儿狂妄、出格，给人印象不好。因为这个表现，他没有过关。我还是投了他一票，年轻人嘛，都是有个性的，可以理解；个性如果调整好，用对了方向，比没个性的人更容易成才。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缺个性，而是太没个性。
一位评委在他走出去之后说：这小伙子太紧张，因为自卑和慌乱，导致他太亢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可是却没给他机会。
那个山东小伙子，半决赛的时候也是太紧张，恰好被问的问题是他的知识盲区，没有发挥出来。
这三个学生都没过关。他们与我非亲非故，但是他们仨的经历让我感觉到人生的残酷。人的一生虽然有主观努力和个人实力的原因，但机遇完全是上帝安排的，有时想帮他都帮不了。机遇面前并都不是人人平等，我坐在掌握他们“命运”的位置上都感到残酷。
在360进72的复赛时，考场来了一个中戏播音主持专业的女生，文艺方面很有才艺，对体育一窍不通，我很客观地告诉她，你的未来不在这里，谢谢你来参与，你不要干这个，人为什么要干不适合自己和不擅长的事情呢？她说我可以学啊，可以学体育知识啊。我说这样你就太累了，有很多课是没法补的，不是我们不喜欢你这个人，而是你不能走错路。
她坚持给我们进行才艺表演，抱进来一个大古琴，古琴太大，没法上火车和飞机，又怕托运摔坏了，家人用汽车从1000多公里之外的家乡送过来的。她弹了一段高山流水，著名的古琴乐曲，很棒。她名叫张宁，与羽毛球冠军同名，很好记。她弹的时候我认真地听，表示对她的尊重，可是后来还是很无情地否定了她。我告诉她，你不要干这行，人民群众需要你出现在革命文艺战线的舞台上，而不是在这里。
评委难当（2）
我是出于良知，出于正确客观的考虑，没让她继续在这个比赛里耽误时间。
2005年夏天，有一天晚上跟朋友去钱柜唱歌，进大厅时迎面碰见她，她高兴地冲我打招呼，问我：黄健翔，你还记得我吗？我说当然记得，你是张宁啊，弹琴的那个。我猜她对我不会有什么埋怨，多年以后她一定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
说起那3个被淘汰的学生，我没有指责其他评委的意思，也没资格指责。我想说，在这种艺术范畴内的评比当中，确实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量化标准。我只是感慨人生命运的残酷：有时机遇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平等的，左右一个人命运的偶然因素太多，难以预料和把握。此后我也没和这3个人有过联系，早忘了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我坚信一次受挫决定不了全部，只要你具有真正的实力，不断努力，机遇终究会眷顾到你的！祝他们好运！
解说大赛最后18名选手录节目的时候，我已“激情”不再，完全是以平和冷静的态度完成了评委工作。
我认为这个节目的整体设计有缺陷，在“超级女生”出台之后，更形成一些鲜明的对比。同样是真人秀，还占据央视这么好的平台每日播出，却没有达到较好的效果，有很多值得总结学习和提高的地方。
我以为关键是没有抓住真人秀最本质最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现场评委与选手面对面口试的对话过程就是超级女声成功的重要部分，而我们的节目却忽略掉了，浪费了这些好素材。
另外体育解说不如歌唱更大众化、文艺化，脱离了体育比赛本身，就失去了表演价值，与“超女”相比是一个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弄得好，应该比实际播出的效果要强。
我的同事张斌有着尖锐的观点和勇于表达的个性，他是这次大赛节目的总主持人。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次解说大赛是“既没有办出好看的节目，也没有选出优秀的人才”，他有资格说，我深表赞同。诚然，解说员的业务，不像歌手，现场开唱就能比出谁好谁坏；解说需要实践积累，初期看的是潜质，可能有人起点高，但发展潜力差，不会提高；而有的人起点一般，但是能看到上升空间，特别是身上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更需要给他们机会。
这次当评委的经历，让我有个想起来后怕的念头——按照比赛标准，当年的我水平不见得就比这些选手高，我能有今天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命运的眷顾，完全是老天给的机会啊！真是要谢天谢地谢人！
张斌所说的“没选出优秀的人才”，可能指的现阶段，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可造之才，张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另外，也是如今观众要求的起点高，参照标准不同的原因，在我和张斌、刘建宏这代人出现之后，在体育频道要想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的人，要超越我们，起点要更高。不像我们刚出现的时候，1995年、1996年，观众比较宽容，体育解说从广播时代刚进入电视时代吧，大家比较懵懂，所以我们干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期盼有人超越我们，希望再有新的解说风格出现，但是这需要时间。体育解说是多种素质结合的边缘学科，这种人才可遇不可求。我不是否定专业的科班院校，但是不能只靠学校一条路来培养，还应该在实践当中去探索发现和锻炼。至少现实证明，观众比较认可的、喜欢的解说员，很少有播音主持科班出身的，从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蔡猛，到刘建宏、张斌和我，包括更年轻的贺炜、于嘉、洪刚和甄诚，没有人是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的，也许这和以前的专业院校没有主持人专业有关。
所有这些，再次让我感慨命运的不可捉摸。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力量，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经历这一切，我更相信任何事情不会十全十美，我享受着“爱好即是工作”的幸福，同时，必须承受不能像普通球迷那样率性而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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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辞典
2000年的时候，《开心辞典》刚刚推出，黄安做主持人，因为他的出场费太高，节目组就想从台里选人，找到我，想让我录几期，试试镜。还有一个候选人是王小丫，她当时已经是二套节目财经报道的主持人。录节目时，请了一些台湾娱乐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如现场导演、切换、造型师等，参与节目把把关。我录了3期，王小丫录了3期。
在录制过程中，大家对我的评价都非常好。在节目录完之后，大家吃饭庆祝的时候，台湾的导演和策划人当着节目制片人郑蔚说，他们没有想到，在大陆还有我这样的男主持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吴宗宪，也没看过他的节目。他们说我这种长相是典型的“面傻心贼”，长得很忠厚很老实的面相，其实有冷冷的搞笑的暗坏，就像当时台湾最当红的主持人吴宗宪，他就是这类长相，表面是标准的正面人老实人的样子，但心里是挺坏挺歪、会搞笑冷幽默的。他们还跟郑蔚说：“他的现场反应、搞笑环节把握非常好，我们一直不相信他是做体育主持的，我们以为他就是做娱乐节目的，他做得太好了。”
在酒桌上郑蔚就问我，能不能长期固定给这个节目做主持人，我说要问体育中心领导。后来我去请示马国力，他说，偶然帮他们客串一两期还可以，如果固定做是不行的，你要么调离体育中心，到经济中心，我就不管你了，要么你就留在我这儿，不能给他做固定主持人。
一个栏目是需要固定主持人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的符号。当时郑蔚非常努力，甚至请了经济中心的主任，主管副台长出面，打了非常正式的邀请报告给体育中心。当时是2000年前后，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平时没节目，周末有转播，这种娱乐节目录制起来3天就把一个月的录完了，一周一播，集中4天能录出两个月的来，时间完全能排得开。可是领导有他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这种局面下，郑蔚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
虽然我录像的时候满场爆笑，笑料包袱不断，一个接一个，跟参赛选手的交流和提前沟通，接他们的话，都非常好，大概两个小时就录完一期，很快很顺，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很轻松，一边工作一边由衷地发出笑声，效果极好。可是由于我不能再去做这个节目，郑蔚们只能把样片的剪辑有倾向地处理了一下，要给领导看，要放弃我，用的都是我表现不佳的镜头。要知道电视的后期剪辑可以把一个人剪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的，就这样播出了三集，从播出来的节目看，我真是傻乎乎的，因为既然已经决定放弃我，所以就这样做了。
北京一家报纸，不久就登了一篇文章：《黄健翔的主持空间有多大》，他们提出的也是善意的批评，针对那时候主持人串行、反串现象比较多，出于爱护我的目的，希望我恪守本分，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许是看了我那三集《开心辞典》很“不开心”，才发表如此的议论。
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小丫，还在她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里做过嘉宾。那是一期春节特别节目，我与其他主持人一起答题，赢电脑捐给贫困地区小学。
后来有一阵子常约上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唱歌，包括王小丫、撒贝宁、阿丘等人，一起K歌，挺高兴。做主持人之后，私生活空间挺小，挺压抑，外出常被人指指点点，大家聚在一起玩，还能够放松一点。大家轮流做东，请客吃饭唱歌。有一次，王小丫撒贝宁说，下次该我们请客了。拖了两年，也没兑现过。撒贝宁说请我们喝王八汤。过了半年，我们问他王八养了没有？再过半年又问，王八多大时才给我们喝汤？又过半年，问他王八是不是下蛋了？最新的版本是，当别人催问小撒，什么时候请大家喝汤的时候，他沉痛地说：王八已经在海啸中壮烈牺牲了！王小丫经常关手机，或呼叫转移，真是对她“失望”。
撒贝宁是“麦霸”，总唱很高很难的歌，震得大家不能唱，我们只能起哄叫好。阿丘也唱得不错，他的粤语歌唱得特别好，《上海滩》、《霍元甲》，语言地道，味儿特足。有一段时间，我们轮流给王小丫和撒贝宁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做东啊？这两人互相推诿。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把他们忘记了。其实，也有那么两次，小丫和小撒准备好了约大家，可是我们因为各有各的节目，有人出差有人直播，总凑不齐，大家爽约了。可是，我们大家总是把账赖在他俩头上，好像人家真的很不情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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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拒绝
《艺术人生》节目组在2004年要制作的一档新节目叫《文化访谈录》，他们的制片人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做主持人。认真听完他们的方案，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首先，体育中心不让我们到其他中心做节目，特别是做固定节目的主持人，这已有过先例。其次，他们设计的访谈话题正襟危坐，不够轻松，不够娱乐化，而我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宽，我自己心里没底，觉得很多话题我根本把握不了，太大了。
结果，节目组的人告诉我，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可以请高层领导出面摆平。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只希望我像个读书人那样斯文地坐着和聆听，只要我的知名度和形象，可以借助我的人气把节目带“火”起来。
我感激他们对我的认可。但是，我还是坚决而近乎粗鲁地拒绝了他们。我说，那样的说话方式太假了，我说不了那样的话。平时，我爱说和所说的都是“又歪又邪”、“剑走偏锋”的话。其实，他们的班底和我都是一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他们看中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些特点。但是为了让节目能够上马，必须先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去设计策划。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节目上马以后，再慢慢地调整。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因为这个节目起点太高，调子定得太正统主流，而我是个说话经常“捅娄子”的人。于是，当他们“恋恋不舍”地“纠缠”着我、试图说服我的时候，我用很“无情”的方式挫伤了他们，让他们最终放弃了我。这也是我做人很不成功的地方之一。
后来《文化访谈录》节目播出了。有一次某个节日，这个节目的制片人给我发短信问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曾经不够友好地拒绝过他们。于是我回短信，祝贺他们节目开播，并为当初的“粗鲁”表示歉意。她回复说，我当初所说都是对的。这个节目就像当初我说那样，变成了一个远离设计者与初创者最初理想的东西，而且，她本人，也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就会说什么话，一个节目同样如此，我想她应该是理解我的。只不过，她和另外的一些我所尊敬的同龄人，比我更愿意为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去做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注定了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路，也在所不惜。而我，是害怕这样的失败的。
多“彩”人生
2001年10月，财政部推出中国足球彩票，我们这些足球工作者，纷纷应邀给媒体做预测，设计方案。于是，也有人跑来问：你们要是买足彩，肯定会中大奖吧？你们是研究这个的呀。总有这样天真的人。
有一天，我在我们家小区里散步，碰到一个邻居，问：你要买足彩肯定中奖吧，你也告诉我，让我也中大奖啊。我说我要是买了就中奖，早就不上班了，中它几期500万，还上什么班啊？我说的是实话，别人听了，还以为是不给别人面子，耍大牌。也有朋友买足彩时打电话问我，这场比赛你觉得是买三还是买一啊？我开玩笑说我外号是“三一零”，你就都买吧。
看得懂球，跟彩票买得中是两回事，因为足球比赛的偶然性太大。我在2001年底给一个网站足彩版设计了1024元的小复式投注方案，贴到网站上了。而我是从来不买的，我已经从足球里挣了钱了，如果我再中足彩大奖，那上帝就对我太偏爱了，命运之神会夺走其他的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结果就是这一期足彩揭晓之后，网站编辑给我打电话说“黄老师，你设计的方案中了一等奖，你自己买了吗？”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这要是500万，还不得悔青了肠子！还好，没有大冷门，都是常规的结果，大奖只是3万多不是500万，不然得后悔死。不知道是不是照我的方案买的人多，结果中奖的人太多，造成了奖金的下降，如果是那样，中奖的人也骂我。
2002年下半年，“惨剧”真的发生了。
我的一个朋友在公司组织大家集体买彩，每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