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 第1部分

　　当垂老的晚清遭遇青春萌动的明治　　　

　　——评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甲午战争》　　　

　　旅日学者　李长声　　　

　　陈舜臣是东汉陈寔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做“梁上君子”的那位。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萃的日本小说家。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说。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等。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的中国近代史。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做“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定。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BOOK。◇欢◇迎访◇问◇　　

第2节：从大历史的角度反思中国的“奇耻大辱”　　　　　　　　　

　　从大历史的角度反思中国的“奇耻大辱”　　　

　　——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甲午战争》出版　　　

　　1894年那场发生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距今已有115年，但它带给国人的震撼却从未被削弱过。　　　

　　一百多年前，战争败讯传来，海军出身的思想家严复“中夜起而大哭”，　谭嗣同更是忧愤非常，挥笔写下：“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一百多年后，冰心老人在写《甲午战争》时，一边哭，一边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真可恨！真可恨！”　　　

　　一百多年来，国人一直在反思这个奇耻大辱，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伤痕。重庆出版社近日出版陈舜臣的《甲午战争》，将从大历史的角度反思中国的“奇耻大辱”。　　　

　　陈舜臣祖籍台湾，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曾在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学印度语，后凭借《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太平天国》、《风云儿郑成功》等作品成为日本历史小说大师。甲午战争不仅是陈舜臣写作中国近代史小说不可避开的话题，更关系他的命运。他曾说：“我是台湾人，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二十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查清究竟如此玩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　　　

　　陈舜臣的跨文化身份，他的学术教养和文化良知，使得他能够站在历史与文化的高度审视甲午战争，这与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因此，《甲午战争》的主角不再局限于中日政治人物如袁世凯、李鸿章、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还有朝鲜的金玉均，作者想借此呈现出当时东亚动荡的细致面貌；在小说的叙述重点上，作者不落窠臼，没有过多描绘战争过程，而将大量笔墨花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国际情势分析、战争后面的外交策略和权益考量上，以强大的驾驭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叙述出这场战争的深层导因。　　　

　　陈舜臣认为清政府高层对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的清政府认为日本国内党派斗争激烈，不会有余力出兵朝鲜。作者认为，这种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他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从来没有从华侨那里吸取宝贵经验。他们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陈舜臣写历史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定自己亲自前往有关国度、地方做实地调查；一切有关资料和史料都一一过目，融会贯通。因此，他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远比一些历史学家要正确、有深度得多。韩国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看陈舜臣的《甲午战争》，以史为鉴，居安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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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陈舜臣为什么不热？　　　　　　　　　

　　陈舜臣为什么不热？　　　

　　北京晚报：沈沣　　　

　　今年日本历史小说热，市场更喜欢日本作家的日本历史小说。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海音寺潮五郎的日本历史小说规模化被引进，其中标志性的作品是13卷本、550万字的《德川家康》。电脑游戏迷的亚文化原来也可以成为主流读物。　　　

　　可是没有理由解释同辈分的陈舜臣为什么不热？一个旅居日本的华裔作家，他写的中国史在日本近50年影响不减。难道国内读者觉得，看一个日本作家写幕府将军的家务事，远比陈舜臣写鸦片战争在今日更有参考价值？　　　

　　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涌现的日本历史小说家，一个共同点是都同时写作中国历史题材，比如司马辽太郎的《汉风楚雨》、《项羽与刘邦》，海音寺潮五郎的《蒙古来了》、《孙子》，井上靖的《苍狼》、《敦煌》，再早年代还有吉川英治的《三国志》。这些作品形成了日本历史小说家的传统——左手写日本、右手写中国，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当代的日本历史小说家。　　　

　　司马辽太郎推崇陈舜臣，他说：“能以外国人不同的民族性说服日本人的，只有陈舜臣！”司马辽太郎和陈舜臣齐名。他们同校毕业，在大阪外国语学校，司马辽太郎进的是蒙古语科，陈舜臣是印度语科，高司马辽太郎一级。　　　

　　日本历史小说家都高产，陈舜臣也一样。1987年日本讲谈社出版他的全集，有27卷之多，2000年另一家出版社推出他的历史短篇集，就出版了5卷。　　　

　　没有日本历史作家像陈舜臣这样写作贯穿整个中国历史，有代表性的是他的《小说十八史略》，去年底由新星出版社分5册推出。　　　

　　陈舜臣的大历史写作是以近代史为起点的。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是《鸦片战争》，并认为是自己的代表作，紧接其后他又写了《太平天国》、《日清战争》等近代史作品。正如陈舜臣所说：“《鸦片战争》是我的出发点。”　　　

　　陈舜臣的近代史作品可推荐两种。一本是今年年底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鸦片战争实录》，不是小说，是笔记体，重庆出版社计划在明年推出他的小说《甲午战争》和《太平天国》。另一本是去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青山一发》，主人公是青年时代的孙中山。　　　

　　陈舜臣和其他日本历史作家的不同就在于他的特殊身份。他是出生在日本的华裔第二代，祖籍福建，故乡是台湾，他的这个学生时代都是和中日战争同步的，可以想见在这个非常时期来自殖民地的“日本国籍”给他带来的身份困惑。“我是台湾人，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二十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我想再一次查清究竟如此玩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这是他为什么以近代史作为历史写作开端的理由。　　　

　　陈舜臣的推理小说在国内拥趸更多。陈舜臣的第一部作品《枯草之根》就是推理小说，一鸣惊人，获得日本推理界的大奖第7届“江户川乱步赏”。既写推理又写历史的日本作家，另一个被中国读者熟知的是《人间三部曲》的森村诚一。　　　

　　陈舜臣总是被问，写推理小说和历史小说的区别。他自己说没区别。陈舜臣的推理小说，其实也没有离开中国历史背景，比如获得直木奖的《青玉狮子香炉》从辛亥革命讲起，《长安日记》的杀人事件发生在唐玄宗时期，《北京悠悠馆》则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大概是以推理小说起步的原因，他的历史写作讲求逻辑，而不重演义。　　　

　　日本历史小说家都把三国演义当《圣经》，所以他们下笔都很有倾向性，都把个人的精神与人生观强烈地注入到作品，对比井上靖的《风林火山》、海音寺潮五郎的《上杉谦信》和新田次郎的《武田信玄》，他们对川中岛合战的两方就有明显主观的偏颇。陈舜臣不同，他是日本历史作家中最重“史”的一个，他的小说叙事快速，对白简单，甚至很难说是小说。未必恰当的比较，写作方法类似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　　　

　　陈舜臣的随笔集《日本人与中国人》上个世纪80年代在国内有三个版本，算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陈舜臣在《日本人与中国人》中，他说“打从遥远的史前时代，中国人就以人的力量控制着自然界，尧、舜、禹等治水成功的被称为圣人，他们的事业没有借助神的力量。因此，中国人似乎变得更崇拜圣人而不是神。”　　　

　　日本小说家，比如山冈庄八更爱“塑圣”。山冈写《德川家康》，把德川家康写成了超凡脱俗的人生先知和道德楷模，无论何事上都会给德川家康找一个伟大信念的理由或说法。陈舜臣的作品不重传奇，而重表达史观，再加上文风简洁，看不到山冈那样的“粉太厚”。　　　

　　出版商把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当做商战谋略书来卖，让一个几百年前的幕府将军来指导现在的中国市场能行吗？这是生拉硬扯出来的现实意义，这样还不如再读一遍高阳的《胡雪岩》。读历史是为了明是非，不是为了做买卖。这一点陈舜臣确实不如山冈，他谈的林则徐或孙中山，都不像买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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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提督与青年（1）　　　　　　　　　

　　提督与青年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丁汝昌见了，笑道：　　　

　　“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比草鞋是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