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同日军作战。这件事可在众人面前提议，主战派逃离北京者，一律问斩。”
于是，在重臣会议上，恭亲王说：假如议和破裂，主战派大臣都应以紫禁城为据点，血战到底。说也奇怪，自从恭亲王说了这话之后，主战派的调子确实不那么高了。
当然，这样做是为了给媾和签约铺平道路。李鸿章和恭亲王的互相配合，在宫廷里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清政府代表团的气氛比当初缓和多了。李鸿章遭暴徒狙击一事，使一般日本人对代表团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来，其中有皇后制作的绷带。下关西部的渔民送来玻璃鱼缸，里面装着七十多条活鱼。甚至有些日本人还做出赎罪举动。
当然，说穿了，这并不是惋惜李鸿章的遇难，而是行刺事件使日本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他们害怕对媾和不利。对此，陆奥在他的《蹇蹇录》中也有所记载。
清政府代表团近来感到日本人的敌意缓和了，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许多。而且，国内对于代表团据理力争的情况也有所了解。过去指责李鸿章是卖国贼的骂声，由于李鸿章的遇刺而逐渐消敛。强硬派的攻击之词丧失了说服力。
接到皇上批准签约的电报，住在引接寺的清政府代表团成员们顿时都如释重负，若不因为是处理战败媾和，必须谨慎从事，真想举杯庆贺一下。
“签了条约……就马上……回国！”李鸿章把电文放回桌上，摘下眼镜，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事情可算办完了！”李鸿章独自喃喃地说道。
4月15日第五次会谈（加上在病床上的那一次为第六次）之后，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觉得疲劳不堪了。
那一天，他拼出最后一点力量，要求把二亿两赔款再减少五千万，为一亿五千万两。
“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了，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嘛！”
伊藤不想再谈下去。
“那就再减少两千万两吧。”
然而，伊藤一个劲儿摇头。
赔款当然是用清政府的单位来表示。清政府是银本位，但没有货币。有一种洋银在市面上流通，是以墨西哥银元为主的外国银币。还有一种马蹄银，是小银块。按纯银称量，纯银五百七十五格令（约三十七克）为一两，叫库平两。所谓“库平”，是保管在户部的标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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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节：终场与开幕（3）
战争之前，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为八千九百六十八万余两，岁出为七千九百三十五万余两（据《清史稿·食货志》）。由此可见，日本的要求对于清政府来说是多么苛刻。
伊藤首相同意把作为条约担保的占领威海卫和奉天两地改为只占领威海卫，清廷支付驻兵费由年二百万两减为五十万两。
4月10日和15日两次会谈，日方委员陆奥外相因病未出席。
签字仪式在4月17日举行，这天正好是甲午日。战争爆发之年的1894年是甲午年，所以中国一般把这次战争称做“甲午战争”。甲午之年爆发的战争，于次年三月的甲午之日收场——签署媾和条约。
签字仪式只不过是一种形式，陆奥外相也抱病出席。
再没有可议的问题了，这一天，他们只谈些非正式的闲话。作为正式的国家代表，为结束战争的和谈而来，因此，尽管李鸿章在十年前缔结《天津条约》时就认识了伊藤博文，也必须避免议题以外的闲谈。在谈判中，有时似乎也谈些闲话，但双方都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纯粹的闲谈。
签署已毕，不管再谈什么，条约也不能变更了，于是，两国代表第一回东拉西扯起来。
“陆奥阁下，病好些了吗？”
“平素很少锻炼，时常闹病。”陆奥答道。
“大概是公务过于繁忙，操劳过度吧？应该适当把工作交给训练有素的部下去做。事无巨细，外交大臣一个人都掌管，岂能有休息时间？阁下还年轻，今后工作的日子长着呢，要多多保重身体呀！”
通译刚把李鸿章的话翻译完，伊藤博文就插嘴道：
“我们都不能长生不死，的确应该让部下适当地分担工作，可是，收罗人才不容易呀！听说中堂阁下那里俊才如云，令人羡慕！”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北洋派”的存在，是人人皆知的。甚至有人说，李鸿章把中国的一多半人才都笼络在自己手下。
“如云？”李鸿章微微一笑，露出自嘲的表情。
在场的人当中就有北洋派的主要人物——伍廷芳、马建忠、罗丰禄、徐寿朋、于式枚……
李鸿章真想反问一句：你是不是有意讥讽？可是，在这些“俊才”面前反问这话，未免太不知趣了。网罗了如云的俊才，最后还不是败给了日本……
“可惜是乱云哪！”李鸿章说道。
翻译卢永铭先译成“散乱的云”，接着又译为“破碎的云”。
“破碎的云？”伊藤博文刚要发笑，立刻又把张了一半的嘴紧紧闭上了。“破碎的云”就在他身边。
“他们作为个人，确实都是出类拔萃的。至于没能把他们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大云团，就只怪我老朽无德，惭愧之至。”李鸿章说道。
这并不是谦逊之词，他心里也的确在这么想。
他驱动这些俊才，总是以竞争为动力，现在他觉得很后悔。因为竞争固然可以磨炼才干，创造业绩，但作为一个集团，岂不是缺少了团结一致？他们没能为一个巨大的目标丢开小异，同心协力。
李鸿章同他的出身很不相称，特别重视民间谣传。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宣传机构，想了解人心动向，街头巷尾的闲话是重要资料。罗丰禄就专门负责收集北京和天津的街谈巷议。临来日本之前，他听来这么一句话：
“一个喽啰点火，另一个喽啰扇风，老头子忙着去扑灭！”
“老头子指的是我喽？”
“是的。”
“点火的喽啰可能是指袁世凯，扇风的是谁呢？”
“像是指盛宣怀。”
“唔，不错。”
李鸿章敲了一下膝盖，喜形于色，认为说得很形象。民间的眼力真不错，令人叹服。
在朝鲜点火的人确实是袁世凯，而在天津海关的盛宣怀，主战言行颇多，还不时弄来一些低估日本实力的情报。
两个部下当然都很出色，但他们从未同心合力过。这也是因为主子李鸿章尽量把他们分开，让他们互相竞争，各显其能。
“那位在朝鲜的袁世凯眼下在干什么？”伊藤博文问道。
“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卑微下属，我不曾留意。”李鸿章答道。
“原来他处于中堂阁下不注意的位置，太可惜了，这个人可是个干才。”伊藤说道。
提到袁世凯的名字，李鸿章怀疑伊藤是要求给这次战争的点火人以处分，虽然签约已结束，但提一点“要求”之类尚无不可。这些杂谈尽管在签字以后，李鸿章也让秘书把重点都记下。
他所说的“卑微下属”，是指袁世凯不处于对战争负责的地位，假如伊藤要求处分，就可以借此来推托。
然而，伊藤只是称赞袁世凯的才干，只字不提处分。
“那个年轻人竟让我们老练的竹添公使喝了不少苦酒，真是年轻有为，可惜我手下没有这样的人才！”伊藤说道。
沉思良久，李鸿章仿佛终于想起来似的说：
“有一次听说他在沈阳那一带，管运输之类……”
袁世凯在哪里，李鸿章知道得最清楚。被暴徒击伤后，从国内来了许多慰问电，其中也有袁世凯发来的。
袁世凯正在沈阳。他所负责的兵站总部位于沈阳西北约六十公里的新民府，从那里到临近前线的辽阳之间，设置了十二处兵站，以接力方式补给军需。袁世凯一般住在中间站的沈阳。
“这就是湘军和淮军的下场！”周馥说道。
周馥是直隶按察使，比道员的袁世凯品位稍高，出身安徽，给李鸿章当幕僚也比袁世凯早些。
从前线逃回来的湘军和淮军，在三十年前，曾镇压了太平天国军，因而赫赫有名。
“两军当年比今天强吗？”袁世凯问道。
“那当然。”周馥似乎受到了侮辱，愤然答道。
“他们变弱了？”
“是啊！”
“若是不间断地加以训练，军队很快就能变强。训练好的士兵再训练新兵……总之，我认为训练可以使军队强大。”
“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心里想的，纸上写的，都合情合理，一旦着手去干，可就……”
“为什么实际干就不行了？”
“你问谁？你这家伙比谁都清楚！”
“哈哈哈，当然！”
不用周馥说，袁世凯知道那原因，而且知道得非常清楚。除了“腐败”，还能有别的吗？曾国藩和李鸿章年富力强的时候，湘军也好，淮军也好，都保持着正规军队所没有的紧密团结，无愧于精锐之名。
腐败究竟从何而起呢？
“不是训练问题，是军队的管理问题。”袁世凯似乎在自言自语。
“对，完全对！”旁边的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突然大声插嘴。他现在也是兵站的负责人之一。天天看到一群群丢盔卸甲的败兵逃来，他冥思苦想，追究原因，终于找到了同一结论。
腐败先从金钱上开始。
军队就好像包工合同制一样，带一百人的队长，国家支给一百人的兵饷。实际上，队长手下只有七十人，那三十人的兵饷被他私吞了。当然，他也要有两三名得力部下，也得分一些给他们。有七十人还算是好的，只有实数的一少半的，并不罕见。
侵吞兵饷的军官们心里有鬼，说不得硬话。士兵们觉得受了愚弄，拒绝接受严格训练。
这样，军队自然就无法管理好。想改善，必须建立一套杜绝舞弊的管理制度。可是，军队的干部们怕失掉既得利益，不欢迎改革。
清军就是在这种腐败的基础上同日军交战的。
“失败是必然的！”周馥说道。
这也是在场的袁世凯和胡燏棻两人想要说的话。
“假如现在给我一万兵，训练一年，一年之后同十万国军打一仗，我准能打败他们。”袁世凯说道。
“是啊，你应当造就一支自己的军队！”胡燏棻起劲儿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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