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服务。有时，是我把他逼进更深的层次，激起他内心的冲突。这时，如果我走开了，事情就会很糟糕。他最恨我走开。而我则会这么告诉他：“你把我当作一个‘解剖兔子’的科学家。我成了你的‘试验品’。”
1913—1914年（2）
我们想再去意大利走走。
第二年冬天，我们在靠近莱里西的地方找了一座名叫“菲谢利诺”的小别墅。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更有南方风味的意大利，像吉普赛人那样在那儿小住了一个时期。这一切总是更富有探险性。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到处都是橄榄树和各式各样的蔬菜。这片土地缓缓地伸向海湾。我们常常在海湾洗澡。那里还有一条平底船，劳伦斯喜欢坐着这条船，乘风破浪驶向大海。这时，我总是呆在岸上望着他，像一只在孵小鸡的母鸡，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如果你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就在那儿淹死吧。”
雪莱就是在不远的地方淹死的。在高高的岩石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吊床里，欣赏那些漂亮的红帆船里的渔民，还有那些从斯培西亚来的潜艇。我们雇了一个女佣人，叫艾丽德，她照顾我们的生活，也很忠爱我们。她的母亲弗丽丝也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她们对我们非常忠实，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市场替我们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对我们绝对地负责任。艾丽德感到悲哀的就是劳伦斯有时会穿着旧衣服出门。这时，她会飞快地追上去，递给他一件外衣，“穿上，洛伦佐，穿上，洛伦佐。”逼迫他穿上。这一点就是我也做不到……当我在圣诞节带她在斯培西亚买东西时，她对我殷勤备至，仿佛她是在侍奉意大利的皇后，这实在使我懊恼不堪。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有一次，我们在沃特菲尔德家观赏他们漂亮的古城堡“沃拉”。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屋子之大，简直让人感到可怕。相形之下，我们的两张床显得那么渺小，我们只得将它们拼起来，以便在偌大的空间里造成一个较大的位置……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城堡高居于马革拉河之上，河水怀抱着城堡，在下面缓缓地流去……宽阔的城墙上，长满了盛开的鲜花，形成一种但丁式的黎明，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菲谢利诺别墅只有三间小屋子，一个厨房。我竭尽全力想把它搞得尽可能舒适。其实，我怎么做都关系不大，因为我们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在外面用餐，长时间地散步，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屋里，在楼下生个火炉。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主要契约永远是对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看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大是小，都有其自身的魅力。
但我们也遭到一些沉重的打击。纽约的米切尔？肯尼迪替美国买了几册《儿子与情人》，给我们寄来了二十五英镑的支票。当时我手头正好缺钱，劳伦斯便对我说，“这钱你就留着用吧。”我把支票拿到斯培西亚的一家银行兑现，可他们对我说，支票上的日期是涂改过的，必须退回纽约重开。支票退了回去，可一直没有再寄回来。就这样，十二年里劳伦斯没有就《儿子与情人》拿到美国的一分钱。这种吝啬使得劳伦斯终日默默地生气——其实，这种事还是不去想的好，忘掉算了。既然无能为力，又何必去为此而耗费精力呢？可我在当时却像个傻子，因为自己感到了失望而大谈特谈这事儿。后来，我们又碰上了不少这类令人沮丧的事。尽管他的工作风险很大，可他还是接受了十分微弱的经济地位，而我想，我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善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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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3）
在斯培西亚海湾周围有不少别墅，我们在那儿碰到了不少那儿的主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些人大多很友好，可我对劳伦斯说，“我不喜欢说假话。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结婚，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不再会喜欢我们了。”
有那么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漂亮小姐亨廷顿，就为此而十分忧伤。“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她后来写信对我们说，“我自己觉得你们很不错。可我不得不对你们说：我相信你们错了，你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错误，一种罪孽。”她是那么地忧伤以致我都替她难过起来，因为她本人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而我还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接受了我自己，因为在我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直至今天我还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价值，整个社会游戏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标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社会游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菲谢利诺度过的那个冬天非常愉快。其间，劳伦斯写了《虹》。当时书名暂定为《姐妹们》。记得当时加尼特读了《虹》的手稿，对它不那么欣赏。为此，劳伦斯十分沮丧，认为加尼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对他说：“你是在打破旧的标准，开创新的天地。”有人说我毁了劳伦斯的天才，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劳伦斯总是那么忙忙碌碌，他教了我不少歌，我们在傍晚时分一起歌唱。他喜欢我嘹亮的嗓子。他自己唱起来声音很轻，但是，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以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方法绝妙地传达了歌的音乐和精神。
我们也在一起绘画。他作画时是那么地专心致志。用嘴舔一下笔，迅捷地画在纸上，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之中，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漫不经心地瞎涂一气，纯粹开开心而已。
我还记得我们的钢琴从斯培西亚运到那天的情景。大海上飘来一叶小舟，在海岬周围起伏波动。三个意大利人惊慌失措，生怕弄翻了船，把钢琴沉入海底。我们对此不无同情，因为那情景确实十分危险。最后，他们终于将钢琴搬上了海滩，把它抬到了我们住的别墅里。一路抬还一路欢快地喊叫着。
圣诞节来了。艾丽德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大约有十二三个。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歌，显得十分舒坦自在。艾丽德的老母亲用古老的对唱形式唱起了法国民谣。英俊的路易吉也来了，他那从树上摘橄榄的动作实在引人入胜。还有那位爱恋上路易吉的姑娘马埃斯特罗。糟糕的是姑娘门第略高一级，而小伙子并不喜欢马埃斯特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结合了没有，但我知道悲剧总是不断出现的。悲剧就像顽症，时时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世上还有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得到太多的幸福的。我和劳伦斯在当时似乎已超越了人类幸福的尺度。据我所知，年轻时期的劳伦斯本可以十分幸福，那时，战争尚未摧毁他对人类文明的信仰。他有一种对同胞的深沉而自然的爱……可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死气沉沉，他们机械式呆板的灵魂。
我曾经问劳伦斯：“什么是文明？这个人为的、我无法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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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4）
他回答说：“文明就像一棵从某一人种里长出来的树。它生长，开花，然后就势必要死去。”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劳伦斯是英国文明这棵大树上最后绽出来的一枝绿芽。不管怎么说，无论英国文明是否已经没落，我总还是希望它不要死亡。劳伦斯是英国文明的最后一枝新芽。如今，它已茁壮成长，刺破青天。
他总是那么绝对，那么不可置疑。“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是不会忽视我的。”他常常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尽管他们极想避开我，但他们终究做不到。”我想，事实也确实如此。
生命如此机械地延续着，它的发动机轰鸣声和其他噪声越来越意义匮乏，所有的生存意义都被淹没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聆听那些真正能够振奋生活的声音。我们对生活，对真正生活的感觉已经萎缩了。
每当我想到劳伦斯杰出的天才被人冷落，被人嘲弄，受到压抑、贬低，或者以恩人的姿式对他加以“保护”，我便不由地感到我们的文明是那么地愚不可及。事实上，我们多需要他啊！而如今，当他已经作古，他那对同胞的爱已经消逝那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感伤起来。那些批评家，真是的！假如他们当初不是批评而是接受劳伦斯的话，他们自己的生活又该有多么地充实！
在我们那幢别墅里，每天早上，我们迎着地中海升起的太阳起床，快乐无比，心旷神怡。起床后，我常常—个人穿越密密匝匝的橄榄林，去特拉罗镇寄信。一路上，总使我这个北方佬花费不少时间来观赏那些迷人的橄榄树。这些树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风采，各领千秋一时间。风儿吹来，更是上下翩然，变幻莫测。可有时，它们又静得出奇，黑黝黝的一片纹丝不动。在这种清晨，太阳把它绝妙的、颤悠悠的影子投在长满苔鲜的石子路上。在我的右边，便是浩瀚的大海。如果在这儿遇上基督和他的门徒的话，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吃惊的倒可能是他们。
如果可能的话，劳伦斯会谆谆教导人们如何去生活，如何因为生命本身而感激生活。他自己总是那么虚弱，比大多数人更接近死神。因此，对生活中每一美妙的时刻他都抱以虔诚的拥戴，事无巨细，一概如此。可以说，在和劳伦斯一起生活之前，我根本就不懂得生活。和他在一起，爱和爱的狂喜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总是尽可能多地接受生活的全都，即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十八年里，我们俩在其中得到平衡，享受了无数的乐趣。
谁敢说劳伦斯在他短暂的一生里没有最充分地利用生活！他享尽了生活的乐趣。这是因为他有很深的现实生活感。他知道什么点燃了一个人生命的火焰，那不是罗斯牌高级轿车，不是第一流的大饭店、电影院。他额头不高，也不算低，但却以真正的天才把握了生活的核心。他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并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了这种价值观。我永远搞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这么不能理解他？或许更多的可能是大家误解了他。
我想，当一个人呆在栅栏之内时，他看到的只是栅栏，还以为它们很漂亮，很美，可一旦走出圈子之外，他就会发现世界之大，而栅栏在他眼里就只能是栅栏而已了。这时，他会吃惊地发现，这些本以为无法逾越的障碍其实是很容易翻越的矮小栅栏。至于那些在圈子里感到安全的人，就让他们去自得其所吧。栅栏不会计较，外面的大世界亦不会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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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5）
劳伦斯十分清楚世人对他的敌视。但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俩都不知道这种敌视到底有多少。可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对抗日益加剧。当时，我们自己很忙，很少地注意世人的态度。我们自己的世界、尽管在别人眼里显得十分渺小、寒碜，却是一个真正坚强而不可征服的堡垒。
此外，我知道，在劳伦斯看来，世上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东西，如歌德所拥有的在宇宙间“我将永存”的感觉。他知道“我就是Ｄ．Ｈ？劳伦斯，从头到脚都是我自己。我在这儿开始生活，并在这儿结束一切。我的灵魂就在我的体内。其余的一切皆不是我，但我可以同所有不是我的事物发生联系。我对我周围的其他事物的特性了解越多，我自己也就越充实。”
一想起那位“看着文献”评述劳伦斯，只看见劳伦斯有一颗病态的淫欲的心的美国医生，我就禁不住地想放声大笑。我想，他一心想发现的就是人身上的疾病。因为《恋爱中的女人》里的尤索拉和伯金大吃大嚼甜菜根、火腿、肉馅饼，这位医生便大为恐慌。我想，这恐慌其实存在于这位好心的医生自己心中，试想，甜菜根、火腿、野味肉馅饼本身又有什么可恐慌的？吃起来味道好极了，仅此而已。劳伦斯非常率直。如此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他痛恨所有淫猥之物。
在他看来，那些精美的内衣裤以及所有用来唤起情欲的东西都很无聊。这一切都是在搞阴谋诡计。为何要这样呢？真正有激情的人是无须任何挑逗的。
１９１４年春天，劳伦斯和我离开菲谢利诺别墅到了伦敦。
我们住在朋友戈登？坎贝尔家里。当时他的妻子在爱尔兰，他的家在肯辛顿。在那儿，我们常见到默里家的人，我们之间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讨论。凯瑟琳娜年纪不大，却很老成，像个早熟的孩子。我想不到她这么小的年纪竟有那么多的悲伤。可她同默里的关系似乎很新鲜，很年轻。
我们找了一个管家，科尼比尔太太，她老在地下室里高唱“永远明亮、美丽的天使”。
坎贝尔十分眷恋他的爱尔兰，他把那说成是“阿尔兰”。每天吃早饭，他总因为爱尔兰而忧心仲忡，郁闷不乐。
在一个天色森然的星期天下午，我们想去外面玩玩。我们上了一条泰晤士河船，出发去里士满。一同前去的有坎贝尔、默里、凯瑟琳娜、劳伦斯和我。船上还有一些衣衫褴楼的乘客，其中一人在簧风琴上弹奏“引路吧，仁慈的光”。听着这沉闷的音乐，我们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沉默。再往前行，只见一路上不少人从船上把硬币扔在那源远悠长、丑陋不堪的泰晤士河的泥水里，而等在河边的小男孩则潜入水中去打捞那些硬币。泰晤士河的泥水似乎浸透了我们的灵魂，没多久，我们便忍耐不住，弃船坐车回去了。在车上，平素颇有风度的坎贝尔因为想抢先而踩了售票员的脚趾头，引来售票员的喊叫声：“喂，别慌里慌张好不好。”闻之，我和凯瑟琳娜都不由自主地乐了。
终于，我和劳伦斯在肯辛顿登记结婚了。去登记那天，坎贝尔和默里陪我们一起去了登记处。路上，劳伦斯飞快地跑出出租车，去一家五金铺买了一枚新的结婚戒指。我把老的那一枚给了凯瑟琳娜。如今，她已戴着那枚戒指安眠在法国的枫丹白露了。
1913—1914年（6）
我们的结婚仪式十分简单。其实，我根本不在乎结婚不结婚。对我来说，那都一样。可劳伦斯却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成了值得让人尊敬的合法夫妇了。
那次初到伦敦，劳伦斯的写作已小有名气。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去认识那些有趣的人该多带劲儿呵！”可在那时，我的天哪，邀请我们去吃午饭的只是一些巴结社会名流的女主人。我的自尊心因此大受伤害。应该说，吃的还多少不赖，可你得坐在某位名字早已见报的人身旁，女主人根本就不知你是谁，是干什么的，还以为你是别的什么人，在你像小鸡那么被喂饱之后便把你视为累赘，希望早早把你打发走。因此，我和劳伦斯几乎不去这些场合。人们从来不知道和我们在一起会得到多大的乐趣。也许他们自己就根本无乐趣可言。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而处的。
有位朋友曾经问我：“劳伦斯和你来自不同的阶级，难道你没感到很不好相处吗？这种实际接触是否很难？敏感的你是否感到受到了委屈？”
我不知道是劳伦斯的天才，抑或是他自身作为人的素质，反正，我确确实实地感到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像他那么细致而敏感地意识到我的存在。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