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撞到百叶窗上，有点儿晕晕乎乎。劳伦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十分温柔体贴，让我惊叹不已。在那以前，我也曾绊绊撞撞，伤着自己，可谁也不会在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无动于衷。对我来说，能如此生活在一种温情柔意中，其本身就是一种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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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1）
不久，如晴天霹雳，一次大战爆发了。当时，劳伦斯正和两位朋友在英国北部的湖泊区观光，而我则独自在伦敦。劳伦斯赶回来后，我们同鲁普特？布鲁克和埃迪？马什一起吃了一顿饭。鲁普特？布鲁克的皮肤白皙得出奇，而且动辄就脸红，带着一种奇特的忧郁美。他是来同我们一起住的。甚至在那时我就想：“他什么样的生活都经历过，一定已经烦了。”他从来没显得高兴和满足过。记得埃迪？马什说过：“我们担心终有一天会爆发战争，但也许外交部和厄尔？格雷已经改变了这种形势。”
但我们还是无法相信他的话。战争……
温斯顿？丘吉尔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带血的和平重新开始了。”
然后，便宣了战。起先，它似乎只给人带来激奋。真是的！还激奋！起先，谁也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到底会带来什么可怕的结果。
我们在查林道车站看见一列列满载士兵的火车向前方开去。女人们脸色苍白，神色紧张，却强装出勇敢，抑住眼泪在那儿同她们的儿子或丈夫告别。这不由地使我因这些可怜的妇女而抽泣。我并不关心这些士兵，那么多的士兵是英国人，俄国人抑或是法国人。在这里，国籍只是一种偶然，永恒的却是悲哀。
劳伦斯对我的眼泪感到害臊。
他自己也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战争而困惑不解，茫然不知所措，人也变得精神和抽象起来，对外界失去了知觉。而我这个从小在德国军国主义的“战鼓”声中长大的人则因此而被吓坏了。
劳伦斯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战斗。但他却竭尽全力在谴责这次“世界大战”。非人性、机械、纯粹的破坏！莫名其妙的破坏！
当劳埃德？乔治执政以后，劳伦斯完全丧失了对他的祖国的信心。那个非英国的劳埃德？乔治竟然代表了英国的威望？这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战争，又是战争！劳伦斯感到，这无异于一种致命的疾病，人类尊严的崩溃。而我只是感到害怕，所有基本的本能消失了，安全丧失了。
一天晚上，我们从一位朋友家回来，走过汉普斯特德时碰到了一大群人。天空上，乌云翻卷，一架德国飞机在头顶飞过。当时我想：“这架飞机上说不定坐着我年轻时一起跳过舞、一起玩耍过的德国人。如今他们给这儿带来了毁灭和死亡。要是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知道我也是德国人的话，非把我撕成碎片不可。”
我们神色黯然地回家了。在那么多的恐惧面前，我们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在偏僻的伯克郡找了座别墅住下。可即便在那儿，也不时地有人对我们不放心。甚至当我们在附近的树篱旁采摘黑草莓时，也会有警察突然在我们背后的灌木丛里冒出来，询问我们的身份。劳伦斯，这个在写作中那么勇敢无畏的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把他视为一个邪恶的人物？我以为，这不是他的行动诡秘，而是因为别人的阴暗心理。有一个女人甚至吹嘘说，她曾把我们作为间谍撵出了康沃尔。
我们住的地方靠近吉本和玛丽？坎南的磨坊，到默里家也不过一小时的路程。在黑森森的冬夜，我们会穿越光裸的树林和只剩下死白菜根散发着腐烂味的田地，去看望他们了。
一次大战（2）
坎贝尔曾来我们这儿度过了一个周末。他在伦敦时那么高贵文雅，如今戴了一顶旧的便帽，腋下夹着一根很粗的手杖。在我看来，他很像一个爱尔兰流浪汉。他还在为他的“阿尔兰”故乡而悲悲戚戚。
圣诞节到了。我们用冬青树和槲寄生把小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又是煮、又是烧、又是烤、又是煎地做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坎贝尔和科特里昂斯基来了，默里夫妇来了，格特勒和坎南夫妇也来了。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饭后，我们在摇摇晃晃的地板上跳起舞来。吉伯特昂起头，高声唱道：“我感到，我感到自己像天上的一只鹰。”
科特里昂斯基满怀深情地唱起了他的希伯莱歌曲，而凯瑟琳娜则拉长了她那张古怪的脸，唱起了一首哀歌：
我是个不幸的人，
落进了煤洞里，
跌折了我的腿，
还因为偷煤而关了三个月。
我是个不幸的人，
即便天上下着汤，
我也没有匙子，
唯有一把饭叉。
她还用法语唱道：
你的糖汁很甜，小蛋糕，
你的糖汁很甜。
别大声嚷嚷，小蛋糕，
这屋子并不属于我们。
我很喜欢这歌的曲调。可一当我试着唱时，劳伦斯马上制止了我。他觉得这歌的节奏太快。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欢快的聚会，在接下去几年里，我们都不曾这么高兴过。
到了春天，我们去苏塞克斯同梅内尔夫妇住在一起。我们很喜欢他们家的那些孩子们。当时，莫尼克就住在我们隔壁。我们住的房子是维奥莱特租给我们的，我只隐约记得艾阳丝？梅内尔的形象，脑子里只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她由维尔弗莱德引着穿越草坪，就好像比阿特丽斯在但丁的引导下默默地向前走去一样。
此间，我听到了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可我对什么人也没说，只是让它成为我的秘密。后来，我把消息告诉了劳伦斯，他只说了一句话：“你总不至于期望你父亲陪伴你一生吧？”当时，伯特兰？拉塞尔给劳伦斯发来邀请，请他去剑桥大学。劳伦斯早就十分向往能去剑桥一趟。当他回来后，我曾问他：“你在那儿做了些什么？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回答说：“嗯，到了晚上，他们一边喝红葡萄酒，—边在屋子来回地踱着步子，大谈巴尔干形势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对那儿的形势一窍不通。”
也正是那时，我们见到了奥托琳娜？莫雷尔太太。她对劳伦斯一生影响极大。她那深刻的文化氛围，漂亮的房子，以及社会地位对劳伦斯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些日子里我甚至想过，“也许我必须离开劳伦斯，让他到她那儿去。他们俩在一起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到？而我，则无权无势，一个德国佬，无名小卒。”奥托琳娜的别墅在大战期间是许多人的避难所，在那些没有自由的日子里是一座自由的堡垒。
后来，我们在希思的维尔租了一套小公寓。就在那时，《虹》出版了，并马上又被禁了。我听到这消息，就感到仿佛有人从事了谋杀，在地球上扼杀了一个崭新的、自由的声音。我本以为这部小说会广受欢迎，可以被视为一种对陈腐、乏味的作品的突破，一种进入全新和未知世界的方法。劳伦斯正是用他全副身心艰苦地完成了这部小说。谁知道竟遭到了谴责，没有人站出来替它说话——真是可悲之极！他们说劳伦斯是性表现狂。甚至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劳伦斯究竟是怎样看待人体，怎样试图拯救堕落的性的天使。在他看来，性已经坠入了水槽，应该把它拖出来。当你知道什么是他心头的火焰，又看到他的同胞怎样压制那火焰时，心里该有多么痛苦！“我再也不会真情实意地写一个字啦，”他曾苦涩地说，“写出来的总归是不合时宜的。”曾几何时，他心中的火焰确实被压了下去。
一次大战（3）
但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想起了Ａ．Ｓ？弗里尔里夫斯的话：“劳伦斯就像一个已经在前面走得很远的人，正因为如此，世人觉得他十分渺小。”提到他对劳伦斯的评论，我不由地想起了赫勒克利特斯的话：
以弗所的成年人还不如统统自己吊死，把城邦留给嘴上无毛的小伙子去管理，因为他们已经把哲人，即那些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驱赶了出去，还振振有词地说：“我们这儿不需要出类拔萃者；如果出现这样的人，那就让他去别的地方，与别人为伍吧。”
大战期间，人类最杰出的人物都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也是处境艰难。很自然，劳伦斯那种扭曲的、易怒的情绪统统由我来承受。一时间，他的温存不见了，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粗暴地对待我。而这一切又都使得他萎靡不振，病恹恹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找不到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希望和欢笑。他不喜欢希思的维尔，也不喜欢我们在那儿租的那套小公寓，他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其他任何事物。而无论什么地方，到处都是战争，战争……战争，我们实在是腻透了。
康沃尔
在离征诺尔不远的康沃尔，我们找到了一座名叫特里格森的别墅。同往常一样，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避难所，在那儿安起了家。我们租了那所房子，每年的租金为五英镑。我们把房子装饰得十分漂亮，把墙涂成淡淡的粉红色，把壁橱涂成深蓝色。房子里还有一间前厅。所有的屋子都很小，但比例适中，安排得很合理。
壁炉很美，上面刻着两个斯特福德郡人，正骑着马去市场。墙上挂了一幅刺绣，那是奥托琳娜？莫雷尔太太按照邓肯？格兰特的画绣的，画面是一株长着鲜花的大树，树上还有鸟群和野兽。在起居室后面，有一个黑乎乎的贮藏室。楼上是一间大屋子，像轮船甲板上的大客舱，俯视着大海。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吹来的大风不时地震撼着这座坚实的小房子，发出呼呼的响声，雨水也会赶来冲刷，有时，门会被撞开，雨水一直洒到屋里。
我仿佛又看见凯瑟琳娜？曼斯菲尔德和默里坐在一驾马车里，坐在那堆着高高的货物上，沿着小巷向特里格森驶去。凯瑟琳娜看上去很像个要去外国定居的移民。我挺喜欢她那衣服，尤其是那身缀着金色蜂点的黑装。
同默里夫妇一起在圣拉维斯用几个先令去买那些做工精美的家俱实在是一桩乐事。那儿的渔民因为想买现代化的东西，所以都在那儿出售他们的旧家当。我们买了不少东西，用绳子把所买的东西捆在一驾摇摇晃晃的马车上，沿着坑坑洼洼的道路运回家。我想买的最合算的是那只用一先令买来的床架子。然后，在我们这儿以及住在不远另一座别墅里的默里夫妇那儿开始了漆椅子、擦铜器、修旧钟、整理食具柜的活儿。总之，得把我们买的一切安放妥帖。当默里夫妇安定下来以后，我老喜欢和凯瑟琳娜一起走着去征诺尔。她很讨厌大风，总是跺着脚地诅咒。后来，我们坐在阳光照耀中的毛地黄下，尽情地交谈着。拿她的话说，就像两个印第安勇士。我们俩喜欢在一起干事情。还记得她曾把椅子统统漆成黑色，睁大眼睛说：“瞧，这些椅子在举行葬礼呢。”她向我述说了不少她生活的经历，但总是那么悄悄地，似乎只信任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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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4）
凯瑟琳娜、劳伦斯和默里发现了一个地方，一个我们都准备去居住的绝妙的胜地。那就是拉纳尼姆。
只要一提起拉纳尼姆，劳伦斯考虑的是到了那儿我们的生活就能有新的精神；默里考虑的是船以及船上的设施，那条船将载着我们去拉纳尼姆；而凯瑟琳娜则看到了那些我们必须携带的五颜六色的包裹。
在康沃尔，我们和默里夫妇的关系十分和谐、融恰。记得凯瑟琳娜一看见我放在窗台上的高大的毛地黄就会激动起来。从那以后，每当我见到毛地黄，就会想起凯瑟琳娜。
一天，阳光灿烂，我们坐了一条小船去海上游荡，唱起了两重唱：
摇啊摇，摇起你的船，
高高兴兴地，
顺着溪流而去。
人生就是梦戏。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会那么地使我激动。很奇怪，这些歌词竟是如此地具有意义。我在唱歌时无法将我那部分唱好。对此，劳伦斯大为光火。
我们面临的还有那么多，那么多。而一切，又都是那么美妙无比。在当时，我们那么穷，不名一文，默默无闻，但同时我们又是那么地富于幻想，有那么多的欢乐。在当时，唯有劳伦斯对此有抵触情绪。他认为他的梦想就像小小的蒸汽，眼前唯一的现实就是战争，一场社会渣滓占据最高权力、拥有一切财富的战争。他的心灵顽强地想了解这一切，可到最后，它只能死死地攥着自己的信仰，攥着它自己的未知的上帝。
我知道他必定会终身带着这种遗憾。我也知道他因为他的理想而吃尽苦头，尽管我自己也不无悲惨，而且，这主要是由他造成的。
他希望人们能像他们刚被上帝造出来时那样原始如初。
在现实生活中，不是违背自己，而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适当地调整自己。他从来不让我打字，这我一直很不高兴。尽管我们很穷，可他从不要我打一个字。“人应该做他想做的事，只有那样才可能把事情做好。”
在大战的第一年，康沃尔并没有完全受战争的影响。但是，慢慢地，就像章鱼的触须一样，战争之神悄悄地爬了过来，把我们包围了起来。我的周围到处是怀疑和害怕，就好像一个人呼吸了严重污染的空气，走在沼泽地里一般。
有一回，我和劳伦斯一起坐在海边的岩石上观赏海景。我被清新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所陶醉，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撒脚奔去，我的白围巾在风中飘扬着。“停下，停下，你这个傻瓜！”劳伦斯在后面喊了起来，“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会以为你是在向敌人发信号吗？”
瞧，我竟把战争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有一位从圣伊弗斯来的倒霉的警察，他必须爬山涉水来几次，一遍又一遍地检查劳伦斯的证件，看看他是不是真正的英国人，他母亲是不是英国人，至于他父亲的身份当然确切无疑的。那个警察有一次对我说：“呵，太太，我多希望能有胆量表达自己的思想，可我却不能那么做。”可他对我送给他的豌豆和大豆则照收不误。这些蔬菜是劳伦斯在农夫威廉？亨利的帮助下开垦播种的。菜长得很好。大战期间，不少人从我们地里获得了蔬菜。卡蒂？贝里曼是一位随时准备帮忙的朋友。她做的藏红色蛋糕和烤填兔是我们最好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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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大战（5）
我们几乎没有钱。那些日子里，到处吃香的都是投机商以及诸如此类的人，劳伦斯这样的人和他的作品并不那么受人欢迎。记得他曾写信给阿诺德？贝内特，说：“听说你很看重我，看重我的天才，那就请给我一些工作吧。”
阿诺德回信说：“是的，我认为你很有天才，但为什么我非给你事儿干不可？”
战争似乎把劳伦斯赶到了绝望的边缘。他曾被人叫去审查。事后，他告诉我说：“那些人什么都不穿，只穿着衬衣，你都想不到那情景有多么寒碜。”当他重新回到小屋同我在一起时，他是多么地高兴啊！
劳伦斯很喜欢附近农庄里的人。那些人的凯尔特性格简直让他着迷。他会整整一小时地同威廉？亨利交谈。亨利是农民的长子，长得高大英俊，面色红润。
在那些日子里，劳伦斯对我很有怨气，原因是我身上的那点日尔曼性格。在那荒芜的地方，在那小小的花岗岩屋里，我感到十分孤独。劳伦斯常常会撇下我，一个人走着去农庄，在那儿同威廉？亨利聊天，或者给他的弟弟斯坦利上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