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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来到了马龙的房间。我看见克里斯蒂安和他父亲正在争论着什么,克里斯蒂安站着,马龙坐在椅子里。我的记忆里永远刻有这幅父亲和儿子的画面。他们看上去在争吵,两人都显得非常紧张。我不知道以我当时的状况我如何能感觉到这些。我感觉到了,而且我还大喊快叫医生!快叫医生!但马龙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喊什么,他这时几乎和克里斯蒂安吵了起来,求我停止喊叫:塔丽塔,住口!住口!求求你!这是我最后的记忆,然后我失去了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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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4(2)
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家里到处都是人。我很快就知道他们是警察,他们要带走克里斯蒂安。那么杀死达格的人是他了。他开了枪。原来让我担忧的焦味不是因为烧了纸,而是开了枪。克里斯蒂安和夏安回家之后,他开枪打死了达格。就在他们回家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可是为什么呢?他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呢?
两年以后,马龙在美国法官杰斯内和布朗面前提供了关于这个晚上的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补充我记忆的不足。
之前我有一会儿时间没看见克里斯蒂安了。他来给我看他为夏安和达格买的短袖衫,还说他要带他们去姆索和法兰克餐厅吃晚餐。我想他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见我的。
夏安和达格长期以来一直争吵不休。这天晚上,他们又吵了架。所以达格不愿意和夏安一起出去吃晚餐。他非常生她的气,或者她在生他的气,我记不清了。我能说的是,克里斯蒂安本想带他们两个人去吃晚餐的。……
克里斯蒂安对我说:“达格死了。”我开始根本没在意。他又说:“爸爸,达格死了。他冲手枪扑过来,手枪走火了。”我注视着他,我知道确实发生了什么事,他没在开玩笑。他拿出手枪给我看。我想闻闻手枪,看它是否已经用过,枪已经卡住了。我说:“把它带走,拿去修理一下……”我记不清楚我确切说了些什么。后来,我又说:“把子弹卸下来。”他卸空了子弹。我用鼻子闻了闻,注视着手枪,问:“他在哪里?”以后的事,我的记忆就很模糊了。我震惊极了。
事实上,我当时不知道达格和夏安打过架。夏安打了达格,达格也打了她,而且有时打得很猛烈。夏安在晚餐时告诉克里斯蒂安她和达格之间有太多的妒嫉。达格在妹妹怀孕的时候还打她,这让克里斯蒂安非常气愤。他爱夏安,对她保护有加,她的另一个哥哥特赫图也一样。
我可以想象克里斯蒂安和夏安的晚餐是如何度过的。她向他详细描述了达格的凶暴,而他一边听一边喝酒。我以前听过夏安向特赫图抱怨,只是,特赫图知道冷静对待。他很了解达格,他知道夏安如何能让达格怒不可遏,也知道夏安同样可以十分凶暴。但克里斯蒂安没有这份冷静。他非常气愤,可能决定去找达格问个究竟。他可能想吓唬他,威胁他,所以拿出了手枪……
这天夜里,一个警察询问了我。我完全记不清我对他说了什么。后来,马龙的一个女朋友给了我一些安眠药,我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我奇怪自己在睡前居然没有想到夏安。她当时在哪里?她在做什么?马龙和克里斯蒂安什么时候来到达格的尸体前?马龙什么时候报了警?
后来,她吃了药也睡着了。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显得筋疲力尽,没有说一句话。我想到达格的父母,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想到夏安的命运……她才二十岁,竟经历了如此多的不幸!上帝,这是为什么?我们做了什么坏事要接受如此的安排?马龙似乎还在震惊之中,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电话。他怎么还有力气打电话呢?他给达格的父亲打了电话。雅克,达格死于一场意外。他们和克里斯蒂安吵架。有一把手枪,走火了……完了,我们无能为力。我非常抱歉。他为克里斯蒂安找来了自己的律师,后者以后可能要睡在监狱里了。马龙费尽力气才得来了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如今又要为他不受牢狱之苦而斗争了。
广播、电视和报纸都在大肆宣扬白兰度家族的惨剧。马龙曾梦想在远离好莱坞的特提阿洛阿安度晚年,现在却根本无法走出穆赫兰大道上的家一步。成群的摄影师和记者监视着这座房子。后来他告诉那两名美国法官有一件事情实在难以恭维。在这一切混乱,这一切悲痛之中,报纸试图从中大捞钱财。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可以逼人自杀。但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让人无法忍受……
两个星期后,夏安决定回塔希提。她已怀孕八个月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不能再离开她。但她坚持要独自回去,所以我答应了。
十几天后,我又见到她了。她和朋友阿尔贝托在家里,非常快乐。阿尔贝托是一个意大利的时装设计师,几年前来到了塔希提。他对夏安完全是出于一种叔叔或哥哥的友情。今天,我知道当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对我们的忠诚和安慰,我可能无法承受纷涌而来的残酷。
达格死于1990年5月16日。6月26日,夏安的儿子出生了。她给儿子取名图其。我寄希望于这个孩子能给她的生活带来生机。但就在孩子出生的两三天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她打了一个女护士,然后还要把孩子放到冷水水龙头下面。我们不给她孩子,她开始大叫,砸东西。于是,我们把她带到瓦亚密精神病医院。第一次,医生们决定让她住院。
夏安被关在了瓦亚密,图其被儿科收留了。医生们似乎非常担心。他们告诉我母亲吸的毒品为孩子留下了后患。我怎么能够同时照顾母子俩,家里的迈米提和拉亚图阿,还要兼顾特提阿洛阿的工作呢?儿科医生看我忙碌的样子,非常友好地告诉我:塔丽塔,别担心小孩子,他在这里很好。还是多照顾他的妈妈吧。这正是我一个星期以来所做的。我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夏安身上。我心爱的女儿被关在这些条件极差的房间里,里面的人呻吟着,在房间里大小便。每天我都给她带去香烟、干净的衣服和香水。有时,她看见我来的时候很高兴,我们说些话。有时,她不想说话。后来,我再也无法忍受把她独自留在这里,没有妈妈的抚爱。我辞去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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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4(3)
现在,图其已经在家里了。不久,医院同意我接回夏安。开始的几天里,夏安似乎很平静地重新见到她的房间,她的孩子和她的妹妹。她没有微笑,有点冷漠。但她对图其很温柔。我好几次看到她安静地在听迈米提和拉亚图阿闲聊。我学会了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即将发作。然后我把孩子抱在怀里,因为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念头。我给阿尔贝托或特赫图打电话。特赫图住得离家不远。我也不知道他对夏安说了些什么,或许什么也没说,他是非常寡言的一个人。但是只要他一来,夏安就会有所控制。她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对她的哥哥充满感情和尊敬。在她发病的时候,他是唯一可以接近她的人。阿尔贝托对她没有这样的作用,但是他的到来对我是一种慰藉。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他来保护图其,以防他受伤。
在1990年的夏天和初秋,夏安又多次返回了瓦亚密的精神病医院。她的医生认为她必须留在医院,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我知道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她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可能构成危险。但我看不出把她关在这个令人恶心的地方对她有何帮助。瓦亚密就是特赫图出生的那家前殖民地医院。自从玛玛奥医院修好以后,瓦亚密就被指派给这里唯一的一位精神科医生了。医院的环境肮脏,已经被蛀虫和潮湿损坏。我觉得只有疯子才会接受住在这里。他们如何治疗夏安的呢?他们只会给她大量的镇静剂。夏安一次次地住进医院,但我没有看出任何好转。
有时,我不知道她怎么又成了从前那个亲切、敏感而细心的她。一天早上,我们把迈米提和拉亚图阿送到学校后,准备回家。我听见她说:你不想我们一起去散步吗?我有话对你说……我们有多长时间没有说过话了呢?我开着车,同时试图捕捉她的目光。她的目光完全是正常的。好吧,我们去散步吧。
过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了一些话。妈妈,我不想活下去了。你知道,我想自杀……——夏安!啊!我求求你,别这么说。——你先听我说……在这个地方,带着达格的回忆,还有对我们恨之入骨的他的父母,我活不下去了。你觉得不是吗?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开始幻想去国外生活,离塔希提越远越好……但是我也做不到。我知道我会感觉非常的孤单。你看,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生活下去了……——夏安,你不能这样去想。现在,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你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需要你。达格从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你呢,你知道。他指望着你能照顾他的儿子,把他养大。如果你自杀,达格肯定会失望的。——妈妈,过去的事情太沉重了,现在也一样,我没有力气了,你知道吗,没有力气了……
达格的父母确实恨我们。在他们的儿子死后两个月,他们决定不能信任美国的法庭,而向帕皮提的法国法院提出了诉讼。一九九零年八月九日,达格的父亲在《巴黎竞赛》杂志上指责我们。记者问他如何看待夏安回到塔希提一事,他的回答令人害怕:我怎么看待?她的父亲和她的律师们把她遣送回去,不让她参加在洛杉矶的诉讼前听证会,她就没机会反驳她哥哥的证词。这是在遣送一个关键的证人……事实就是这样。她在塔希提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对我们的挑衅。
他还说:马龙·白兰度亲自导演了一个剧本,让人相信这是一次意外。他只是在电视的镜头前宣扬他儿子的无辜而已。这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做法。我的儿子在他家里像一条狗一样被杀,成了最纯粹的牺牲品。
最后,当记者问到他对法国法庭的期待时,他回答:寻求进一步的真相,让事件更透明。在达格遇害的时候,有四个人在白兰度的家里:马龙、塔丽塔、夏安和克里斯蒂安。我们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答。谁开的枪?是夏安,还是克里斯蒂安?是马龙策划让克里斯蒂安担任杀手的角色吗?在达格死后几分钟,夏安和克里斯蒂安坐在一起,克里斯蒂安搂着他妹妹的肩膀,而夏安泪流满面……这是重要的一点,他们中到底是谁开的枪?从一开始,他们就努力让我们认为克里斯蒂安是唯一的杀手。但这必须得到证实。夏安做了些什么?美国法庭以物证为根据,却掩盖了犯罪的动机。我希望,法国法庭能找出这些动机。
夏安感觉自己像被追捕一样。图其从出生的那天起,他爸爸的家就抛弃了他。父母俩在塔希提的报纸上说他不是他们儿子的孩子,因此他永远也不能进他们的家门。
《马龙我的痛我的爱》15(1)
1990年11月1日,夏安第一次尝试了自杀。我总是尽量不让她独自留在家里。这天早上,我让我的一个侄子来照看她,我就有时间去商店买点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我远远地望见我的侄子向我跑来。我的上帝!肯定出事了……可怜的孩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夏安把自己关在浴室里,他不敢跟着她进去,她吃了药,躺在地砖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哦!上帝!不!我扔下篮子,一口气跑回了家。我看见她在发抖,说不出话来,脸和手脚都发紫。我立刻想到住在我们家旁边的医生。我在侄子的帮助下费力地抱起她,把她抱进车里。医生一刻不敢停留地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来得及吗?他不敢说。我知道她吃的是什么药,但不清楚她吃了多少。
在从普纳奥亚到帕皮提另一边的玛玛奥医院的路上,我一直在祈祷,没有松开过女儿的手。她的脸上带着氧气面罩。耳边救护车的警报声呼啸而过,我的心在焦虑中挣扎,我们的车在人群中引起阵阵的骚乱,我试图让自己在这一切杂乱中冷静下来。我回想起在马龙对我说他想让我再生一个孩子的那天,我是那么的幸福。当我知道自己怀的正是马龙所期待的女儿时,我是那么的自豪。塔丽塔,我想让你给我生个女儿。再也别要儿子了,我的儿子已经够多了。当护士把女儿抱给他时,他感动得流泪……上帝,你知道这一切,我请求你,别夺走我们的女儿。我请求你。
上帝听到了我的话。一个星期以后,夏安回到家中。她像玻璃一样透明和脆弱,我不停地祈求上帝能帮助她。特赫图来看望她。他对夏安的自杀行为非常生气,他对她说:夏安,如果你真的想一死了之,你为什么不打自己一枪呢?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夏安他不愿再承受痛苦的折磨,她没有权利自寻短见。
几个星期以前,夏安受到在帕皮提任职的法国预审法官马克思·加提同谋罪的控告。而且法官还禁止她离开塔希提。法官的举措是否毁灭了她逃往异乡,重新开始生活的梦想,从而把她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呢?后来,当我试着想把夏安在1990年秋天经历的种种焦虑理清时,我才想到这一点。我知道以她的状况,她根本不可能认真地考虑远离家人,去国外生活。但把她滞留在塔希提,让她失去梦想,只能让她以死亡来寻求逃避。
十五天以后,11月14日的夜里,夏安再次自杀。
在她自杀的前一天,我似乎已有预感一样无法安静下来。我看见她状态极差,兴奋、焦虑、坐立不安。我担心她会伤害图其,担心再一次的灾难。我打电话叫来阿尔贝托。他立刻赶来了,而且说他就睡在我家。这天夜里,虽有阿尔贝托在,我仍然不敢放心。我没有去睡觉,而是坐在自己房间的门口。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告诉我不要睡觉,要熬过这一夜。于是,我坐在门口,仔细地听房屋里的任何动静,同时默默地祈祷着。
突然,上帝似乎想给我警告。我什么也听不见了,周围寂静无声,但有一种力量在驱使我站起来,跑到夏安的房间:她不在了!哦!我的上帝!快去叫醒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快起来,夏安失踪了……他立刻起了床。我们各自拿着一个手电筒。你从这边找。我去海边。我往潟湖的方向跑去,边跑边看,我喊着夏安!夏安!你在哪里?回答我!然后,我掉过头来,回到房子后面。那里漆黑一片。我来到夏安的窗户后面。那个地方有一棵树。我不由自主地朝树上看去,突然,我看见了她,她吊在树上……我的孩子吊在树上……我叫不出声来。奇怪的是,就在这天晚上,我还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危在旦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救她。这一直是困扰我的心病。我该如何反应?我有勇气舍弃自己的性命吗?我能头脑冷静,采取正确的行动吗?我记得这个晚上,我觉得自己一瞬间充满了力量,无比的力量和无比的信心。我抱住她的双腿,把她举起来,大声地喊道阿尔贝托,阿尔贝托,她在这里,快,快,拿梯子来!他拿来了梯子,我这才意识到如果没有刀的话,梯子毫无用处。我用力地往上举着夏安,对他喊道阿尔贝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