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心都是恨；如果被人欺负了，则总想着报仇。总之是属于那种“放不下”的类型，所谓的“问题儿童”。有一次，弟弟看见我冲上楼梯，一把死死抓住一个比我胖大得多的小姑娘的双臂，那骂不绝口的小姑娘居然被我的气势吓坏了，“哇哇”大哭起来。我这才鄙夷地松开她走下楼去。弟弟对我佩服极了，想想我那时是什么样子啊，苍白，奇瘦，绰号叫“香棍子”！
童年的理智还没有健全起来，发作大多是盲目的。当然其间还是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的“认死理”。我认为自己是诚实的，家人却认为我在某件事上“撒谎”，由对骂而导致挨打，情感就如水库里的水倾泻而下，一定要闹出个真相来。但你又如何证实真相呢？真相不能证实，家人当然不相信，也不会去调查，家务太多，他们太忙。这个我是不想的，闹了再说。最后当然是没有结果，自己惨败。课堂上，后排男同学调戏我，乱吵，老师过来后，不说他反说我这个一贯守纪律的学生，就因那男同学出身好，是她的红人。我气急败坏，一顿乱辩，还哭起来。老师沉下脸来，训了我几句就走开了。大概她既有点看不起“出身”有问题的我，又觉得我难缠。事后我记恨了好几天。
一旦爆发，我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因为里头有疯狂的成份，就如被刺激发疯的奔马，必得要跑累才会停下脚步。我想，这种暴烈应该是来自血液里头的遗传吧。据说我的老外公是个疯狂的暴君，一发疯就用刀砍我外婆，我亲爱的外婆被他砍得遍体鳞伤。我继承了这种非理性的暴烈，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之下，我没有变成外公那样的疯子，而是让自己的理性监控着体内的那个狂人，在文学的王国里肆意发挥，创造了奇迹。我的理性和逻辑能力来自父辈的遗传，我曾是我父亲的得意的作品，他手把手地教过我哲学——野马皈依了强大的理性，两方面的合力构成了我的才能。
青年时代，在街道工厂做事的时候，因为受到那个厂长的欺负，无计可施，我就和另一位女同事在车间里破口大骂，整整骂了一个晚班，后来还赌气旷工，又到厂部门口当着厂长的面挑衅了一下。其结果是不了了之，并没有扣我的工资。像这一类的大爆发就远远不是盲目的了，那里面是有谋略的。当然也是对于压迫的反抗。踏入社会之后我一直为社会所排斥，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的反抗。
我的性情是改不了也不想改了，它就这样慢慢转化成了我的写作的方式。我每天都要在写作中爆发，叛乱，和起义，然而，这种爆发，叛乱和起义却又是于朦胧中朝着某个方向的皈依。所以不论我写下什么，都可以从那里头看到多年前那个哭声响亮持久，异常躁动的婴儿的影子。这个婴儿长大起来之后，竟成了最善于用铁的逻辑来约束自己的人。我就这样在自我囚禁中得心应手地发挥着。毁掉老外公的暴戾也就这样成全了一名艺术工作者。但我并不能预测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的逻辑崩溃，就像我父亲老年的情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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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复仇
魔鬼名叫记忆，住在深不见底的地方。我们在每个人身上看见它的痕迹。然而我们看到的那些，都是表层的、外在的记忆，比如儿子长得像父亲啦，几代人有同样的嗜好啦，父债子还啦，癌症基因啦之类。然而这记忆还有另外一种，它在人无法探测到的处所兴风作浪，到最后关头才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人。这种记忆是超出常识的预测的。认识这种记忆，则是文学和艺术工作者的毕生工作。
我身上装着一个火药桶，这实在有些不相称。因为我内向，瘦弱，害羞，多愁善感，又爱冥思遐想。据说我出生不久，就以夜间爱哭闹为最大特征。哭一通夜不消停的情况是常有的（从我后来养育儿子的经验判断，很可能是缺钙引起的神经方面的痛苦，但那个年代缺乏医学常识，所以不知道原因）。哭并不说明我就没有忍耐力（我的忍耐力很强），只不过是我要将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外界。我在身体变化之际死命地啼哭，我是一个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但我相信，我从来不无缘无故地哭，我应该是一个爱笑的婴儿，有一张照片纪录了我灿烂的笑容，那可是我唯一的一张婴儿照片。然而我因为爱哭在某种程度上不受欢迎——这个世界不欢迎有传达能力的婴儿，人们喜欢那种静悄悄的，不劳动大人的婴儿——这是我们文明古国的风俗。
再大一点，表达自己给就我带来灾难，受到大人们的制裁。虽然挨了打，还是要反抗，要表达，欲望是如此的强烈，愤怒可说是刻骨铭心。我身上的那股“要说话的”冲力，必定是经过了无数代人的积累而发展出来的。中国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制裁的社会，但魔鬼是不会死亡的，无论经过多少代。就文学艺术在本土的命运来说，棍子底下出天才应该是一个规律。当然这棍子，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无形的情感的压迫。似乎我一直初衷不改，压而不服，是属于乖张，“难养”的那一类孩子。也许是因为时候快到了，我身上所负的使命已显露出基本的风范？在后来，“说”，终于成了我生存的方式。
我身上被镇压的冲动一旦爆发，就达到疯狂的地步，欲望或愤怒往往是以“反弹“的形式发挥出来。即，如果不去刺激它，它就潜伏在那里，一旦被刺激起来，它就如决堤的洪水。我想，既然它是存在的，而又被以凶残的方式镇压在深渊，那么，要伸张自己，表明自己，就只能是以疯狂反扑的形式了。从儿童到少年时代，周围人总觉得我有那么些不可理喻。这个模式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运用，终于有一天进入了我的创作。每天，我都在导演着镇压与反弹的好戏；每天，我都要以此来测试我的理性的张力和欲望的强度。我在硝烟弥漫中去获取最高的享受。
至今我仍记得我在某些阴惨的夜晚，口中发出的那些诅咒。我愿自己变成蛇蝎，变成狼，对压迫我的一切施以可怕的报复。我要说，吐出我胸中埋藏了千年的污秽之气。那不就是孩童自发进行的演习吗？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不由自主地演习一次，如同某种致命疾病的发作。当发作越来越疯狂之际，自制力也随之越来越强。当然，其结果总是爆发，而不是湮灭。
意义与虚无
我感到幼儿园就像一个鸡笼子，当然那时的我还未见过鸡笼子，这是现在回忆起来的感觉。我惶恐地站在那里，周围是那么的嘈杂，我无处可呆，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幸亏外婆来了，外婆在栅栏那里叫我呢。我奔向外婆，口里高喊：“外婆！！”外婆俯下身凑在我耳边说，她将一个饼子放在X老师那里了。她要我过一会儿去向X老师要了来吃。她说完后就匆匆离去。我重又陷入鸡笼子似的地狱。这些人，我不认识，也不喜欢，为什么要将我放在这个地方啊。中午睡午觉时，我睡不着，烦躁又情绪低落。X老师过来了，用手按着我的眼睛强迫我入睡。我心里惴惴地想，我的饼子呢？她为什么不给我吃？我不要睡觉，我不要睡！那几天宛如梦中，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分辨不清。似乎是，大家唱了歌，排了节目，做了游戏。但那一切都同我无关，我只想外婆快来，我还想着那个没吃到的饼子。我不知道老师会要我干什么，我害怕。也许是由于由外婆建立起来的情感世界突然从我周围消失的缘故，那么小的我的确感到了茫然和虚无。就连唯一的情感象征物——那个饼子，也从未出现在这个陌生之地，我感到它神秘地、永远地消失了。后来的日子昏昏噩噩，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印象，可见我情绪是多么低落。也许，我体内的时钟完全停止了。这就是我三岁时在幼儿园的短暂生活。看来那时我的世界是由情感维持的，没有了情感，世界也就不存在了。也许那是我的初次堕入虚无？
第二次发生在我生儿子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完全没经验的母亲，而且没人指导我如何带孩子。我紧张、神经质、日夜不安。儿子的一点点小毛病就可以将我吓个半死。很快我就失眠了，到后来完全不能睡觉，一睡着就看见恶鬼来抓我，他就站在屋角那里，怎么也不离开。所以我就宁愿不睡，也不敢睡。几个月下来，儿子长得白白胖胖，我瘦得像个骷髅，走路轻飘飘的。即使儿子长得那么好，我还是担心得不得了，一点都轻松不下来。同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我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哪怕让我睡一个完整的觉也好啊，再不要让我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挨了。每天，我神情恍惚地干那些琐事，一件又一件，一件又一件。只要儿子一发出哭声，我就变得失魂落魄。我担心灾祸降临，就仿佛逼真地看到了毁灭。也许，那是轻度的产后抑郁症。由于体质的急剧下降，那段时间的确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两年后，是文学救了我。当然我自己也从未放弃过挣扎，未放弃过东山再起的念头——那才是我的本性。
第三次堕入虚无的深渊发生于父亲去世期间。由于我对他的死有深深的负罪感，我便被自己的制裁彻底打垮了。只要我睁开眼，我就在推理——本来可以如何如何，之所以发生这事，是因为如何如何。在那些瞬间，就连写作也变得暗淡了。写，是生命的勃发，但当时我感到在死神的铁腕下，生变得无能为力了。只要我入梦，我便在反驳父亲已死这个无法变更的事实。不变更这个事实，我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根基。父亲啊，你为什么要死呢？何况并不是寿终正寝？你一死，我的心也随你死去了一大半！那段时间里，我告别了文学，因为不再感到生命的涌动，心底充满的，是生的茫然，生的屈辱。然而时间一天天挨过去，反弹的契机终于出现。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我又拿起了笔。在我的笔下，死神出现了，但他不是真的死神，是一个扮演者。是的，那个扮演者就是我，我终于战胜自己了 。复仇的浪涛在笔尖涌动，一个又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出现，我又恢复了写作的能力！我要写，因为我仍要活下去，我改变不了死亡的事实，但我可以活在我的故事里，而且那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活！就这样，在我坚定的、对他的丝丝入扣的描绘之中，死神隐退了。谁能挡得住艺术家那不顾一切的正面进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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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画的境界
直到好久好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眼里的世界是三维画般的，也就是说，我一直就是用三维的方式在看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包括表层的，日常的存在，也包括深层的，人们往往看不到的存在。
由于缺乏模仿能力，我对表面事物的观察从来就不是细致的，有逻辑性的。在我眼里，人也好，事也好，往往都是混沌的，边缘不清晰的。我最做不好的事就是那些手工活，技术活。我脑子里面完全没有先后的次序（时间），也没有具体的安排（空间）。我拥有的，只是一腔盲目的热情，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我记得有一次我目睹了父亲修理一把油布伞的全过程，当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暗暗下决心要自己来实践一次。后来趁家里人出去了时我大干了一场。结果呢，一败涂地。不是布剪得太小了，就是铁丝断了，线太细了。所有的事都没有做出充分的估计，临场发挥时都反对我。最后只好放弃，其沮丧感刻骨铭心。不错，我是观察了父亲那种有节奏，有逻辑性的劳动，我也将那种节奏和逻辑吸收进去了，可是细节呢？那些细节我全部忽略了，我根本就没看清。漫长的岁月里，我在家务，手工活等等工作上反复训练自己，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同那些能干人比起来还是有本质的区别。那时我不明白，这个短处正好是我搞创作的长处。由于我看不清事物的表面构成，不能将逻辑推理运用到它们上面去，我的另外一种能力便大大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冥想。
冥想使我能够在感知事物之际更深入事物的本质，也使我能够始终保持一颗童心，对生活中的谜充满了好奇。比如我在五六岁时同外婆的交流，我倾听她的故事的方式，就是这种冥想的产物。具体的故事情节，通常包含的意义之类被我记下来的极少，而某些特殊的语气、暗示（连讲述人自己也不知道的）之类则铭刻心底。我所进入的意境非常接近于文学的意境。
冥想还赋与了我整体把握事物的能力。逻辑性并没有丧失，反面在“去伪存真”的观察中成为了更高级的东西。是的，我终于能够轻易地“发现”本质了。我发现的是语言、文学、人性的深层结构。我的小说表面看上去混沌、陌生、怪异，没有结构，这个表面正是我平时所感知的事物的表面。只要读者定睛凝视，很可能某种结构就会逐渐凸现在眼前。那种深层的逻辑，远远高于表层的逻辑，因为它是立体的，向着未来无限延伸的。长久以来我养成的习惯是，听人说话总是倾听“弦外之音”，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表达自己的普遍风度，也只有这样听才能弄明白对方的真正意思，否则往往一头雾水。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在表达自己时能达到我们这样曲里拐弯的程度。你盯住对方的嘴，你领悟的不是对方吐出的词语句子的表面意思，而是通过想象捕获的别的意境。我的这种有意识的训练使我在人群中越来越孤立，但我自己的情感积累却越来越丰厚。谁愿意自己的隐秘心思被别人所洞悉呢？那种常常是模糊的、连自己也无法确定，仅凭本能冲动发挥的情绪，往往是见不得人的，谁要将它们挑明，谁就是恶人！我就是这样一个生活中的恶人，我的训练有素的深层思维的逻辑性，使得我不但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这种超常的发挥让我在日常生活中一次次惨败，最终却使我能在写作中战无不胜。
我小说中的人物的面孔都不清晰，那里面所发生的事物在时间上暧昧不明，但一切都遵循某种强大的规律，方向性非常明确。这就是我所体会到的真实，我的写作直奔真实的主题，将表面的种种愚蠢、无逻辑的规定撇开，切入事物的内核，并将其一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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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我对写作的外部条件是最不讲究的。一般来说，不但可以没书房，甚至可以连桌子都不要，将笔记本放在膝头上，坐在小板凳上写，而且我的抗干扰的能力特强，哪怕楼上在搞装修，我也可以听着电锯切瓷砖的噪声工作。能否有作品，并不取决于这些外部条件，仅仅只是取决于我内部的能量是否发动得起来，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状态或姿态。也许我在作家里头是最容易进入状态或以某种姿态做自由运动的人吧，我很少感到过在这方面有大的障碍。
很久很久以前，我五六岁时，我们有一只勤下蛋的黑母鸡，外婆告诉我们如何用手探鸡屁眼，以确定里头有不有蛋，这样就不会让它生野蛋。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隔一阵又去探黑母鸡的屁眼。那是一只很乖的鸡，我一唤它它就来了。哈，有一个硬硬的！过一会它就进鸡窝了，我就在外面耐心耐烦地等，遐想，还用手伸进窝里去摸它，爱抚它。那时鸡蛋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啊，在孩子的想象中无异于金子！终于，它在里头叫出了声，接着就摇摇晃晃地出来。我俯下身去看鸡窝，在那稻草的阴影里头躺着圆圆白白的小东西！唉，还有什么事比得上那种狂喜啊！回想起来，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