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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北上（1）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在孙中山、段祺瑞未到之前，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１０月２７日，孙中山分别电复冯玉祥、段祺瑞，答应立即北上。给冯玉祥的复电称：“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给段祺瑞的复电谓：“公老成谋国，定有远谋，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孙中山还没有认识到皖奉军阀的本质，对于第二次直奉战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因此，１１月８日，他对日本记者说道：“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孙中山自己认为，他和段、张之间的主张，“现已大致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去甚远。 孙中山之所以应邀北上，其主要目的是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这是孙中山一生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认为此时“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他决定抓住不放。因此，毅然决然地“单骑到北京，就是以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 １１月１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４日，孙中山分别复电冯玉祥、张作霖等，数日后即轻装北上。同日，冯玉祥特派代表马伯援赴粤迎接孙中山。 １１月１０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提出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认为实现国民革命的关键在于人民掌握武器，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认为国民革命“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因此，要“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要“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必须说明的是，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３年６月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政治口号。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宣传他在《北上宣言》里的政治主张。１１月２５日，他在日本神户出席东京、大阪、神户各埠国民党人联合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表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不过要以后真是和平统一，还是要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必须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① 这一切，都说明孙中山的北上，是具有坚定而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的。 而与此相反，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欢迎孙中山北上，是在做表面文章，是在欺骗舆论。他们一方面做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虚假姿态，另一方面却在紧锣密鼓地召开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等北方军阀的最高级会议，准备在孙中山到京之前，把全国军政最高权力首先抓到手里，把孙中山排斥在国家政权之外。 因此，在孙中山于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北上宣言》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就已经在天津召开了天津会议。在会上，段祺瑞假惺惺地表示，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他对联军统帅及国民军元帅均不便就职，非受全国拥戴不受任何名义。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只是封建军阀惯用的欺骗人民的伎俩而已。 果然，１１月１５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略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拥戴，业经一致认同。”“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 １１月１９日，新疆、江苏、陕西、山西四督理、热察绥三都统等，均复电拥段为临时执政。同日，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刘镇华、杜锡珪、周荫人、蔡成勋、王普、李炳之再次联名电请段祺瑞早日出山，解决国是。这是西北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再次公开表态，催促段祺瑞尽快出山。 过了两天，１１月２１日，这位声称“非俟中山北上不商建国大政”的段祺瑞通电，准于２４日就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政府，期于一个月内召集各省代表善后会议，再由善后会议产生国民会议，解决一切根本问题。这个善后会议，是段祺瑞等军阀的一个发明，用它来抵制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第二天，段祺瑞入京。２３日，黄郛摄阁通电总辞职。 ２４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就职宣言称：“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志，内谋更新，外崇国信。”他提出了“外崇国信”的卖国媚外的对外政治主张，以与孙中山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外政治主张相对抗。 至此，段祺瑞亮出了他的两张底牌，对外是讨好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对内是讨好封建军阀的“善后会议”。这是与孙中山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孙中山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段祺瑞等军阀已经在舆论上和策略上做好了抵制孙中山的准备。他们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强权政治逼迫孙中山就范。 孙中山对此是有精神准备的。他在北上的途中，不断地重申他的政治主张，就是向北方的军阀们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实，早在１９２２年４月，孙中山在广州接见苏俄代表达林时就透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而奉系军阀也只是把孙中山“当做一个可以远交的朋友而已”。孙中山和张作霖都是心中有数，心照不宣的。因此，等待他们的会见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山北上（2）
１１月１３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北上。途经香港、上海、神户，于１２月４日抵达天津，欢迎的各界团体有一百多个，群众一万余人。段祺瑞派许世英代表到天津欢迎，冯玉祥派熊斌代表到天津欢迎。 孙中山到天津，住在张园。向欢迎的各界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因病由汪精卫代为宣读。表明在天津休息几天，即赴京。到北京的目的，无权位观念，完全为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并促使各国取消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在北上的途中，已经了解到段祺瑞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所作所为。这时又听到许世英向他报告段政府“尊重条约，外崇国信”一类的卖国主张，大为气愤，很严正地对许说道：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想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欢迎我！但是，出于礼貌，孙中山还是向段祺瑞发出一电，表示谢意。段祺瑞也复电致以问候。 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如何处理和张作霖会面的问题，摆在孙中山的面前。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采纳了随行人员的建议，决定亲自访晤张作霖。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作霖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了往访的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进言：“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①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 ４日下午，孙中山去会晤张作霖。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他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立即传谕部属，严加警戒。孙中山一行到了张作霖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出来迎接，派张学良把孙中山一行接了进去。张作霖这样做，本来是想摆摆威风，但却显出了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没有立即出来见面，等候许久，他才出来。张作霖意气傲然地自己坐在上座，显示出惟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气势。孙中山哪里受到过这般慢待？看到张作霖的一系列表演，心中自然不快。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陷入僵局。 经过一番静寂和沉闷，还是孙中山首先打破僵局，开口说道：“我来到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才开口说道：“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作霖说这番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张作霖的答话，使孙中山一行人十分难堪。 李烈钧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道：“事情虽然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的幸福，这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惟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作霖听到这一番解释，才露出笑容。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惟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局面。 就在这时，张作霖很神气地举起了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是端茶送客，就起身与张作霖握手作别。短暂的会晤就结束了。 从这次会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孙中山的北上是非常恐惧的。他表现得色厉内荏。面对孙中山一行国民党人，他不知道如何应对。因为孙中山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演说家。他的一行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卓越人才。因此，张作霖只有摆摆架子的能力了。说不上几句话，只好端茶送客，以免露怯。 １２月５日，张作霖到张园回访孙中山。张作霖一行，二十几辆汽车，卫士足有一百余人，戒备森严。孙中山正在静卧休息，孙科等走出来，婉拒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着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 于是，张作霖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都不是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放弃这个政策”。张作霖并表示愿意代孙中山疏通同外国人的感情，拍胸脯说道：“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这番表白，真是哭笑不得。因为他们之间的思想差距太大了，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张作霖还试图通过汪精卫动员孙中山妥协，他对汪精卫说：“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的，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呀。你可否请孙先生抛弃他联俄的主张，在我张作霖的身上，包管叫各国公使都和孙先生要好的。” 他在与孙中山会谈时，曾公然宣称：“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实行共产，则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共产党的立场。据孙中山的大本营副官马湘回忆，张作霖曾很诚恳地表示，决心追随孙中山，愿做孙中山的一个卫士队长。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张作霖的表态当真。其实，孙中山当时也不会当真的。孙中山不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威胁利诱所动，继续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１２月１８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段祺瑞的所谓“外崇国信”的卖国主张：“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是日，肝病加剧。１２月３１日，孙中山扶病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１０万人的热烈欢迎。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
南下宣抚（1）
张作霖入关以后，时刻不忘扩大自己的地盘。他瞩目的方向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商业发达，交通便利，他垂涎已久。但必须遇有适当的机会，才能下手。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里必须交代一笔，１２月１０日，应张作霖之请，段祺瑞下令裁撤各省巡阅使，改各省督军为督办，东三省军务仍由镇威上将军张作霖节制。 直隶这个地盘，奉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一直想控为己有。直隶是他的原籍。李景林，字芳宸，河北枣强人，１８８５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１９１４年任黑龙江陆军第一师参谋长。１９２２年任东北陆军第一师师长。１９２４年９月，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奉军第二军军长，并兼第二路司令。战后，１１月任直隶保安司令，执行省长职务。按说，到了这个地步，直隶这个地盘应该属李景林了。 但是，老于世故的段祺瑞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把这个地盘给他最信任的皖系部下卢永祥。段祺瑞的理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是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发难的，而且由于在与以江苏督军齐燮元为首的四省联军的战斗中失败，弄得无家可归，只得栖息于张作霖的麾下。卢永祥，字子嘉，山东济阳人，１８６７年生。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１９０９年任北洋第三镇第五协协统。１９１２年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１９１９年任淞沪护军使兼第十师师长，后加陆军上将衔。１９１９年７月，北京政府任为浙江督军。 １９２４年９月３日，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通电成立浙沪联军，在上海龙华设立联军司令部，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第一军总司令为何丰林，第二军总司令为陈乐山，第三军总司令为张载阳。直系的苏皖赣闽四省军队联合进攻浙沪联军。９月４日，张作霖通电###曹吴。９月７日，曹锟根据齐燮元、吴佩孚等电请，对卢永祥下###令。９月９日，段祺瑞发出通电，声援卢永祥、张作霖，谴责曹锟，略谓：“令四省攻浙，排除异己，连累无辜。”１０月１３日，卢永祥战败，通电下野，偕何丰林登日本兵舰去日本。 １０月２５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立即电告卢永祥从速回国。２９日，卢永祥偕何丰林由日本到达沈阳。张作霖请卢永祥恢复浙沪联军总司令头衔。这为卢永祥南下恢复原地盘埋下了伏笔。 显然，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坚定而忠实的嫡系。段祺瑞利用其手中的大权，不经协商，于１２月突然发表卢永祥和杨以德分任直隶的督办和省长，主动地给他找了一个好地盘。这其实是段祺瑞在京畿重地有意识地安插自己皖系的部下。张作霖措手不及，事情一时陷入僵局。 但张作霖深谋远虑，经缜密思考，提出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张作霖以解决长江各省问题为名，在天津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为奉军将领、卢永祥及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 会上，张作霖慷慨激昂，仗义执言，为皖系军阀卢永祥鸣不平。张作霖主动提出把苏皖两省地盘划归段派，由卢永祥掌控。张作霖保证派奉军护送卢永祥南下，经费由张作霖承担。张作霖信誓旦旦，要做到为朋友两肋插刀，毫无自己的私利可言。皖系军阀被张作霖深入角色的表演所迷惑，也至为感动。几经折冲，这个方案得到了段祺瑞和卢永祥的认可。这样，直隶督办就由奉系的李景林接替了。按照这个方案，除先数日已任命王揖唐为安徽督办外，江苏督办齐燮元被免职，任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随后又令其兼江苏督办。把卢永祥安排完毕，奉军也就有理由组织南下宣抚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