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福泽谕吉将这场战争称作文明与野蛮之战，在他眼里，日本是文明的，中国是野蛮的，日本战胜中国，正是文明对于野蛮的胜利。当他听说《马关条约》中，中国政府同意将台湾割给日本时，便立即着手设计日本对台湾的占领方针，很快便完成《台湾永久化的方针》，希望日本可以借侵台之机，扫除台湾土地上一切“蒙昧之蛮党”，日本应牢牢把握所有的殖民权力，将整个台湾日本化。
日本人好学他国先进之道举世皆知，但在学习过程中却一直都注重保持自己的文化。资本主义制度本和封建皇权水火不容，可日本人却将天皇专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这让日本的改革成效显著，也让日本社会中的封建因素较完好地保留下来。对明治天皇影响匪浅的封建大士族们加固着中央的权力，武士道精神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结合起来，人们对天皇的崇敬与日俱增，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极速膨胀。福泽谕吉的思想正是明治维新这些特点的集中反映。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曾做过这样的统计，1878年，也就是福泽谕吉写就《通俗国权论》主张日本进行对外战争那年，日本的军费已占了国民经济收入的16％，11年后，这一数字竟接近30％。
对等级制度的尊敬和依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特点，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等级不仅对日本人适用，对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福泽谕吉对世界的看法就受这种传统的日本思想影响颇深，他认为，世界之所以存在国家，只是为了保护其土地上人们生活的安全便利。国与国之间应该不分你我，互通有无，这也是文明的要求。世界是所有人的世界，国家也是所有人的国家，倘若一个国家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外界交流，那么这个国家无疑是将世界共有财产据为已有的自私国家，是妨碍了世界幸福的国家，而别的国家也有权力以武力撞开它的大门。福泽谕吉的这一理论直接影响了日本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理论出台。
甲午战争的结局，让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对中国来说，为比自己强大甚多的西方列强的大枪大炮攻破，尚在预料之中，而为曾经对自己崇拜有加，并一度和自己一起被西方人欺辱的日本打败，就太让人震惊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也开始放眼世界，一些当朝重臣还发起了规模甚大的洋务运动，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认真之心一点不亚于日本，但这依然没有改变于洋务运动中建造的先进船炮在日本军舰的攻击下沉没的悲惨事实。一些中国人愕然惊醒，意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制度下，即便拥有和西方不相上下的技术，也无力摆脱落后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始公车上书，和光绪皇帝一起展开维新变法，一些革命派人士也积极筹划推翻清王朝的计划。
而在海那边的日本则举国欢呼，士气大振，虽然在觊觎辽东半岛许久的俄国的干涉下，日本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利益，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人对外扩张的决心。
对日本人来说，连中国这头在千百年中统领亚洲的雄狮都如此轻而易举地为日本打败，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不容置疑，日本有理由也有实力实践自己的野心，偏居大海一隅的日本就要走出去了，不仅要称雄亚洲，还要称霸世界。军国主义的狂热情绪不可遏制地弥漫到国家各个角落，日本人心底的好战之火剧烈地燃烧起来，为这种热烈的民族情绪感染，一些思想家也“顺应时代”，肆意宣泄着自己的帝国理想。
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4）
高山樗牛曾被日本人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他出生于1871年，既对日本落后挨打的状况有所体会，又目睹了日本维新后的强大。作为文学家，他的文章语言优美，细腻祥和；作为思想家他的言论大胆激烈，极端狂热。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大力宣扬爱国思想，主张“君民一体，忠君爱民”并将对外扩张作为日本人表达爱国之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1897年为甲午战争大为鼓舞的高山樗牛和志同道合的友人一起创办了大日本协会，并以《日本主义》为宣扬思想的阵地，他认为日本应当让传统的神道教成为统摄全体国民的至高宗教，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悉数排除。
高山樗牛在31岁时就去世了，但他所宣扬的日本主义却牢牢地扎在了日本土地上，并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完善愈发顽强。而当时盛行在日本国内的除了日本主义外，还有国粹主义。
明治维新之时，很多日本人为欧洲国家的强盛赞叹，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较为浓厚的媚外情绪。在上流社会，人们以过西式生活为荣，纷纷脱下和服、木屐换上西装、皮鞋，首相伊藤博文还邀请了400多名宾客在鹿鸣馆大开奢侈华丽的欧式化装舞会，而日本在对西方外交时表现出的软弱姿态，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三宅雪岭提出了国粹主义，要求“发扬日本特有的精神，振兴日本固有秀质，以此维持国家的独立开放。”国粹主义者让日本人重新开始冷静地审视自身的特点，反思对欧洲文化的态度。
虽然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和三宅雪岭的国粹主义都在鼓励日本人重拾民族自信上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却有着明显的区别。在高山樗牛看来，国粹主义者的眼界未免狭窄，目标也未免渺小，他们只关注于日本国内，只知道宣扬国粹，而没有看到日本在“广袤世界中一国的地位”，缺乏世界角度的宏伟抱负。保存国粹极其必要，但为了保存国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排斥西洋思想就难免陷入“排外主义”的尴尬境地。
在对待日本的传统上，高山樗牛反对“唯我独尊”，认为只要是对日本有益的东西就不必在意它的出处是东是西，应摒弃所有偏见审慎取舍，相反，对那些阻碍日本前行的因素，即便出自日本自身的传统，也要毫不犹豫地丢弃。他对那些“日本主义是狭隘的排外精神”的说法嗤之以鼻，并认为日本就是世界主义，是立足天下放眼世界的公理。
生在甲午战争后的日本主义，恍若一面镜子，折射出日本人对甲午战争的复杂心态，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自高自大，尽管在日本国内也有部分思想家察觉到任这种自大情绪蔓延高涨的危险，也有人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满心忧虑，但这些冷静之声都被举国的狂热情绪淹没了。年轻气盛的高山樗牛比福泽谕吉更为激进，在他眼中，日本不仅仅是“移向西洋”的文明国家、还历来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他将日本人和靠海盗起家、建立了大英帝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等同起来，大力赞扬日本人的尚武传统，并将古老的武士道精神和对外扩张的目标集合在一起。
不过初用战争证明了自己的日本，此时依然对横行亚洲的西方各国心怀顾忌，他们虽然愈发看不起亚洲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没能放下对欧美人的恐惧。高山樗牛甚至认为欧洲人今天对周围国家的所作所为，早晚有一天也会施加到日本身上。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也是人种的竞争，白种人是不畏惧道德宗教的，他们惯常用伸张人道的旗号掩饰恶行，英国虽与日本结成同盟，可这种同盟却脆弱不堪，日本人还不能掉以轻心。
对亚洲国家自大，对欧洲国家自卑，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一种微妙心态。对达尔文主义颇有研究的，也是这一时期影响甚大的另一位学者加藤弘之的话，精妙地反映了这种心态。加藤弘之认为欧美人是上等民族，他们势不可挡，并已经占据了亚、非、澳、美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总有一天会将世界收入囊中。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便只有欧洲人这一种人种了，不过，日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不同，他们和欧洲人同属上等人，“是和欧洲人一起横行于世界，将天地万物归我所有的伙伴”。
德富苏峰则是“日本膨胀论”的领军人物，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前后时期的思想差若天渊，早期的他曾希望日本政府能从藩阀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希望日本人也能拥有像西方人那样的自由民主，但从甲午战争酝酿之时起，他就成为对外侵略的坚定支持者，并沿着侵略之路大踏步地走了下去。1943年，为表彰他对日本法西斯做出的“卓越”贡献，日本政府特授予他文化勋章。当然，日本战败后，德富苏峰也被当作战犯受到了中国的指控。
虽然“膨胀”一词可以说是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最流行的词语之一，但综观整个日本，论起对“膨胀”的热爱，使用“膨胀”的频繁程度，却没有一个人能与德富苏峰相比。早在甲午战争前，德富苏峰就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膨胀”一词了，譬如他曾形容甲午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的良机”。并认为通过这场战争，日本可以在东洋建立国民“膨胀”的根据地，让世界了解“膨胀”的日本，让日本上升至和其他“膨胀”的国家同等的位置，并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激烈竞争。
这种个性突出的“膨胀”之说类似于福泽谕吉后期思想中的“伸张国权”，同是鼓吹侵略，“膨胀”二字又比高山樗牛“日本主义”、福泽谕吉的“文明战争”更让人印象深刻，也更具煽动性。当时的日本思想家普遍将“强兵”当作“富国”的必须手段，而所谓“强兵”，就是要侵略扩张。德富苏峰认为“膨胀”可以让日本上下更加团结，让日本国民的精神愈发振奋，而甲午战争刚好可以一改日本300多年来“收缩”的旧貌。
日本是亚洲最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这让日本人大为自豪，而在这一时期，日本确实也成为亚洲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战场上论成败，取决于国家的强弱，而非国土面积的大小。日本人希望重塑自己在世界面前的形象，日本的不少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重塑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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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脱亚入欧，大国心态的膨胀（5）
三宅雪岭等国粹派人士致力于对传统文化光辉一面的挖掘，希望日本人不要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大妄自菲薄，而是注意到自己文化中的财富，为自己自豪。德富苏峰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正是这些日本传统文化束缚住日本前进的步伐，日本若要成为“膨胀的国民”、“伟大的国民”就必须毫不犹豫地将传统文化抛弃，全盘西化。既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汲取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像西方国家一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
一个人若想得到他人的承认，首先就要承认自己，一个人若想自信地矗立在他人面前，首先要拥有自信。国家也是如此，一个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国家，是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的。国粹派担心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否定会挫伤日本人的自尊，让日本人愈发自卑，而国粹是日本人重要的力量来源，要重塑日本的国民精神，首先就要弘扬国粹，用日本的传统文化滋养日本人。
国粹派人士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向日本人展现了一个美丽异常的日本，让很多正为西方文化惊叹的日本人蓦然发现自己曾一度忽视的本民族之美。但也正如德富苏峰的支持者们所说，美丽的风景对残酷的国际形势无能为力，日本过去、现在、未来都不能靠美丽的风景而生。
相比国力的强大，对当时的日本来说，赢得西方国家的尊重似乎更加艰难，白人的态度依然傲慢，西方国家强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也依然生效，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日本人的感情。古代的武士们可以为了一句辱骂的话拔刀相向，捍卫自己的尊严，可近代的日本人却要忍受西方列强的轻慢。郁积于胸自然要发之于外，甲午战争之前，大部分日本人都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对日本如此高傲，是因为它们将日本和亚洲其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的国家等而视之，若日本再不做出什么举动扭转西方国家的这种错误看法，那么亚洲他国的遭遇总有一天也会降临到日本身上。
日本没有办法用武力纠正西方国家的“错误”，转而将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原因归咎到中国和朝鲜身上，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对日本做出不义之举，日本还是称二者为自己的“恶邻”，福泽谕吉甚至明确表示，政府应该立即和这些“恶邻”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德富苏峰对此大为赞同，并认为对这些“恶邻”动武，则刚好可以体现“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德富苏峰曾说：“如果我国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惊人的胜利，（西方国家）的误解便可迎刃而解，我国的真实形象、人民的特征就都能像迷雾散尽后的晴空、清朗的山色那般清晰分明。”德富苏峰把重整日本国际形象，让日本彻底挣脱被侵略命运的希望寄托在甲午战争上。
甲午战争最终以日本的胜利告终，这让德富苏峰兴高采烈，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让日本扬眉吐气，“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等词接连出现在他的文中，而这些都不能表现他的喜悦心情，日本很好地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实力。德富苏峰内心深处的日本无限放大，急剧“膨胀”，而在德富苏峰眼中，此时这个战胜了的日本完全无愧于这种“膨胀”了的形象。实际上，日本并没有达到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标准，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得到西方列强的承认，否则就不会在战争胜利后屈从于俄国，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是作为随军记者参加了甲午战争的德富苏峰没有料到的。但德富苏峰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番言论却反映出其作为思想家的眼光的长远，在辽东半岛的经历让他感触颇多，他认为“商权”是比武力更能推进日本“膨胀”的手段，19世纪后半叶的战争本来就是商业活动的一种，正如人们总用战争形容商业一样。他希望辽东半岛能成为日本商权的延伸地。日本发起的甲午战争向西方列强发动的种种战争一样，都以商业为目标，中国地广人多，物产丰富，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宝地。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不长，但一直为领土狭小苦恼的日本人却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意识到，中国对其商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和今天不同，在充满了硝烟和战火的19世纪，开拓海外市场几乎和侵略战争是同义词。既然弱小的国家无力抵抗，强大的国家便也无所谓公义道德，可以堂而皇之地挥舞着长枪短炮，损人利己。德富苏峰用“文明”的外衣，包裹起侵略的实质，让甲午战争看起来格外“神圣”，他像福泽谕吉一样，将中国划入“野蛮社会”的范畴，认为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就是让中国得沐“文明的恩光”。在他看来此刻的日本和传奇一般的古罗马帝国没什么不同，古罗马帝国影响了地中海诸国，日本也将履行在东亚和南太平洋播撒“文明”之光的义务。因为日本人是这一地区唯一一个具有政治组织能力的国民，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具有国家观念的国民。大日本的民族精神需要进一步“膨胀”。
甲午战争刺激了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无论是德富苏峰、高山樗牛，还是福泽谕吉，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都自觉地接受并吸纳了西方列强的侵略策略——列强间为伙伴，被侵略的国家没有权益。日本人在惊惶间被武力轰开了国门，举目望国际形势，却只见侵略与被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