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磁场带，我们会又一次受其偏转力地带的保护，我闭上的眼睑会又一次提供黑暗。
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飞行医疗诊所里，医疗研究者们在进行一项有关宇航员健康的长期研究。对每一个宇航员来说，三个与年龄相匹配的屏幕健康控制项目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依次进行的。然后每个人接受年度的生理研究，包括实验室研究。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宇航局，直到我死于飞行事故。这个研究是被设计来判断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宇航员是否会提高一个人的疾病率与死亡率的。
宇航员真的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频率，比如得骨癌吗？尽管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宇航员与对照组之间没有发现主要的差别。我希望我的数据不会改变结论。
在床上躺了14天，高烧的次数已多得数不过来之后，我恢复了健康——正好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当我回顾前一年，发觉所有的挑战都很杰出，所以似乎这一年以平淡来结束不太恰当。
肺炎作怪是一个更加恰当的结尾。
但在这一年中我学会了很多。我不会再对地球上的自然财富感到不以为然。我不会再轻视健康的身体、日常的舒适、或者安然的生存。这些都是福祉。
文森特·梵高有一次评论说，他在画中使用颜色不是为了努力去精确地模仿自然的颜色，而是表现自然在他身上所引发的感情。对梵高而言，绿色代表安宁、镇定、和平。
梵高是多么正确啊！我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没有什么比绿色更加平静安详了。没有什么比在我的后花园里，就那么躺在草地上看着头顶的树叶摇晃来打发时间更加令人放松了。品味地球这种简单的美丽。没有什么享受比我脸上的一阵凉风，一道阳光，比树叶的沙沙声更加神奇了。
27。“在‘和平’号上飞行，您…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经常询问自己有关在“和平”号上经历的问题：“那有趣吗？”
我总是想坚定不移地回答是的，但总不能使自己那样回答。我觉得说“不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无用的人。但我的诚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和平’号上有趣吗？”“不，不是这样的。”
我很忙。所有的担子都落在我们的肩上，压力丝毫不减。那不是娱乐时间。实际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当我们不修理瘫痪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太空行走和无数的实验——超过100个。我睡觉时眼睑上粘着传感器，来记录我快速的眼球运动的睡眠，而头皮上则粘贴着电极，来记录我的脑电波图像。
但如果问题被提出，“在‘和平’号上飞行，你高兴吗？”我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的。我们是占领太空的先锋。我在太空中，能够看见地球，和令我们不可思议、终生难忘的宇宙。飞船的发射与着陆，太空行走，在联盟号太空舱内飞行，科学的成就感，是的，甚至是那场大火与差点的相撞，都是会伴随我一生的非凡经历。我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看到地球的全貌扩大了我的视野。我看见美丽的蓝色的亚德里亚海，连绵的巴尔干山脉。我希望我能够将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与南斯拉夫地区的领导人接到太空中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分隔着他们，只有人为的界限。我已经当了20年的美国海军军官。我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我也从太空中看到了没有被分割的地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间的战争没有意义，现在，无论何时我观察任何形式的冲突，都试着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理解随之而来。
我学会了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必然。当飞机误点时，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坐着等待。我可以拿起美味的三明治，不再从吸管中吮吸脱水的食物。椅子很舒服，摆在地板上。有空气，我不用重新冲气、过滤、分析其氧气成分或压力，或者担心是否足够维持我再活几个小时。我不用只看见两张脸，而是有几十个人在身边走过，或者更好的是，与一个我以前从没有交谈过的人展开对话，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很相象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人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没有意义的差别上。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不同，理解那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一起呆在地球上，从太空遥望的时候，地球并没有被零碎地分开，而是以一个惊人的整体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几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于区分彼此和为我们的一点差别斗争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该每天数数自己的财富，不要相互争吵。
在“和平”号上，我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确信如果在某个环境下人类可能生存，那么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恐慌；我的心跳不会加速。相反地，我会平静地估计形势，像我受过的训练一样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那种自信至今存在。没有什么挑战是特别巨大的。我已经学会人类可以度过任何障碍，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难，为其创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听信那些说我们不能改变的人。每当我听到一个生意人说，“我们总是那样地做生意；现在要改变太难了，”或者另一个人开始说“我不能改变；我总是这样，”我反对这种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地球人变成了太空人。飞行对我似乎像走路一样自然。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无法限量的。我们能够改变。
最后，我在一艘太空舱里——五个月在最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不可逃避地在一定大小的太空舱里，我和两个以前冷战时的敌人肩并肩地生活——而且我们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值得一提的争吵。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困境教会我们只有共同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活下去。人类可以相处。我们可以与自己有不同文化的人，与可能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工作。我不再接受与此相反的观点。
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和人类的本质。我们能够远远地超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有实际意义甚至可能的程度。
在我从“和平”号返回地球之后，无数安全评论委员会的人问我，“送下一个美国宇航员去“和平”号安全吗？”
我总是回答说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暗示说，我在美国宇航局中并不是一个级别足够高的人，或者，我猜想，美国政府评估所有的效应，包括政治效应，都与这个问题的坚定回答相联系。
也许忽视美国太空项目赢得的重要科学与行动知识的程度，美国政府认为参与俄罗斯的合作性太空项目是坚守“和平”号的充分理由。或者，我们的政府想通过“借款”的幌子给予俄罗斯国际援助，而把宇航员送到“和平”号上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政治策略。
我曾读过报纸报导，送给俄罗斯太空计划的美元是作为阻止俄罗斯政府向伊朗提供军火，或者向印度提供导弹的手段。尽管我与这种交易没有利益关系，这些报道与我在战壕里观察到的也确实没有什么矛盾，当俄罗斯不守信用后来又运送武器，或背叛协议时，我们仍视而不见，继续试图包容俄罗斯。
尽管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是否要继续让美国人呆在“和平”号上，我能以一定的权威，评论在“和平”号上应负担的风险。当我在空间站的时候，风险水平陡然攀升，真实存在。在我回到地球之后，我告诉无数美国宇航局的安全评判小组和独立安全小组，我认为“和平”号上的风险程度实际上比俄罗斯太空署宣布的要高得多，风险程度比已知的或者是美国宇航局官方知道的，也显著地高。“和平”号原来被设计只维持5年。而在我逗留的时间内，它已经在太空中超过两倍的时间了。
然而，高风险并不必然等同于“不去”或者“不安全”。登上月球是一次高风险的探险，但很值得。风险只是方程的一个因素。利益是另一半。
在利益的一方，我很清楚地知道，使用“和平”号的科学能力与提高我们在对接与长期太空飞行方面的操作技术的能力正在减小。在前进号飞船与“和平”号相撞之后，“和平”号超过一半的电力供给已不复存在。经过证实，失效的还有“和平”号上惟一两个有科研能力的太空舱中的一个光谱舱。
这些损失在两个方面会降低将来的科学产出率。第一，没有足够的可依靠的电力来发动残留的太空舱上的科学设备，许多有意义的实验不能再进行。第二，没有光谱舱，与一半以上的科学设备相连已经不再可能。除此之外，因为单纯地为保持空间站存在而要进行的修理就需要很多时间，宇航员进行实验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