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
曹秋林摇摇头，脸色铁青地转头扭颈冷眼四下观望，没发现可疑人物，遂压低了声音对四人说：“你们看住这里，所有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小姜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他的顶头上司、楠角镇派出所所长老许的支持：“小袁说得对，我估摸也是这么回事。将军坟这几年今非昔比，人了兴旺，引来了一批扒手，尤其是汽车站，三天两日发生扒窃案件。眼下的这起案件，无疑是其中的一起。”
泥坪冈派出所的张所长也表示赞同这个观点。接着，“先锋厂”公安处的几个侦察员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荣德问芙蓉镇派出所的庄所长：“老庄，你认为呢？”
庄所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一向沉默寡言，每次开会总是最晚开腔，说起话来一副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起政治性扒窃案，也就是台湾或者外国敌对势力派来的特务所作的案件？”
“不可能！”“先锋厂”公安处副处长刘城断然而语：“为什么说不可能呢？因为核试验基地的机要通讯员送试样一举向来是严格保密的，基地从来不提前通知我们，他们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没有先兆，也没有规律性，连我们公安处都无法估摸，敌特分子又是如何知晓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应予排除，而把立足点放在一般扒窃案这条线上去侦查。”
庄所长想了想，点头笑道：“也有道理。”遂放弃了原先的观点。
接下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讨论：案犯是什么人？大家议下来，一致认为那个扒手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征——一、从外形判断，虽然尚不知是男是女，但不会是老年人或者少年，不是形同乞丐的角色，也不会是穿着阔绰、惹人注目的角色。
因为据曹秋林回忆，他在抵达汽车站后曾检查过，密件还在；十来分钟后，当他检票进站时才发现遭窃。在这段时间里，没有老头、少年、乞丐、阔佬之类的人在他身边转悠过，否则，他定会留下深刻印象的。
二、从作案手法看，既然能扒窃内插袋里的东西，那肯定是一个有着丰富临场实践经验的老手，可能曾落入过法网。
三、将军坟地处深山，并非交通要道，与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就“江湖黑道”而言，绝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这个地方的。而案犯是个扒窃老手，很难想象他会放弃在其他交通便利、易于逃逸且油水又足的作案地而来将军坟这种地方一试身手。因此，案犯应当是一个熟悉将军坟地区而又不大习惯在较远地方作案的人，他多半就在将军坟地区亦即前述三镇范围内。
案情分析会据此决定：就在楠角镇、芙蓉镇、泥坪冈三镇也就是将军坟地区进行严密调查，凡是有过偷窃行为的人，不管是否处理过，都须查明在案发时间内的去向。对上述人员中有过扒窃前科的角色，则须予以重点调查。另外，鉴于将军坟地区有从上海、北京、重庆、贵阳、长沙等地来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大约八百余名，这些人中有少数是有过偷窃行为的，自然也在调查范围内，考虑到知青自由散慢，说走就走，来去无踪，从而会给侦查带来困难，所以从即日起由所在公社的革委会下令暂时停止外出，一律留在各自听在的生产队。
接着进行人员分工：“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坐镇侦查指挥部抓总，指挥并协调侦查工作。副处长刘城率四名侦察员去楠角镇；另一副处长周晓良率四名侦察员去芙蓉溪。公安处刑侦科长马有福率四名侦察员去泥坪冈。公安处刑侦科李平副科长率两名侦察员去将军坟侦查。上述四地的派出所和公安特派员积极协助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
吴荣德宣布完毕，目光闪闪扫视众人：“还有什么问题吗？……好！事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各个组每隔四小时，不管是否查到线索，都必须和指挥部通一次电话，报告工作情况。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午夜12点钟，指挥部都会把全局侦查工作简况向各组通报。散会！”
围绕将军坟分布的三个镇中，芙蓉溪距将军坟最近，大约有十八公里。所以周晓良小组最先开始工作。芙蓉溪派出所庄所长性格内向，惯于腹中琢磨，记性极好，他一回到派出所，请周晓良等人落座后，马上吩咐内勤：“把这几年里凡因盗窃而抓进来过的那些家伙的材料都拿过来。”
材料取来了，牛皮纸袋叠起来有近一米高。庄所长边用一块干抹布拭着上面的灰尘，边把几个卷宗袋扔在一边：“路上我已经琢磨过了，芙蓉溪符合会上列出特征的角色就这五个。其他这些，都是掘壁洞撬门的主儿，又是乡下人，手指粗得像擀面杖，专门给他们办个培训班只怕也学不会扒窃手艺。”
侦察员查阅这五份卷宗，这五人全是芙蓉溪户籍，都会扒窃且被拿下过，其中三人因屡教不改已被判刑，押解外地服刑。一人在去年又一次扒窃被抓后被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在镇清洁站监督劳动。另一人是北京知青，下乡三年来先后在芙蓉溪、将军坟、楠角镇等地扒窃作案数次，被所在大队及芙蓉溪开会批斗过，今年以来未发现作案迹象。
周晓良说：“这五个，都要查一查。”
庄所长说：“那三个劳改的估计不会出问题，因为若是他们越狱脱逃，劳改队肯定会立即火急来电要求我们协查的。现在并没有电报，说明他们都在那里好好待着，没有作案时间。要查的，是何十四和陆文龙。”
周晓良等人深以为然，于是马上着手调查。先是外围密查，两小时后得知如下情况：清洁站那个被监督劳动的坏分子何十四，昨天晚上向单位请假，说今天去镇郊三里坪大队探望患病的亲戚，今晨一早就离家了，现在还没回来。知识青年陆文龙，阴历年前去北京探亲，至今未返队，假期已满，也未来信续假。
周晓良和庄所长商量后，决定双管齐下：立即发加急电报去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查陆文龙的行踪去向。派员即往三里坪大队，传讯何十四。
这时已是薄暮初上，从芙蓉溪到三里坪都是山间小道。派出所民警和清洁站副站长共三人匆匆而去，行至镇外大石桥，只见一个黑影迎面而来。副站长待对方走近，定睛一看，正是何十四，当下拦个正着：“何十四，来得正好，派出所去一趟！”
何十四的身躯受惊似地动了一动，双目不敢正视三人，讷讷道：“我……我没做什么坏事啊，怎么又要上派出所了？”
“废话少说！叫你去就得去！”
当下，一个民警带何十四去派出所，另一民警和副站长仍去三里坪，向何十四那个亲戚调查何当天的活动情况。派出所里，庄所长、周晓良等人正在吃着简单的晚餐，见何十四带到，马上三口两日执下饭菜，扔下饭碗就开始讯问。侦察员问姓名等开场语时，庄听长打开了何十四带着的那个挎包，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一个干荷叶包。打开荷叶包，见是斤余左右的腊猪耳，庄所长凑近闻了闻若有所思地眨着眼睛。
这时，侦察员问起了何十四当天的活动情况。何十四已经恢复了镇定，口齿清楚地回答：“我今天去探望姨夫了，他是三里坪大队的社员，这一阵生了病，我怪惦念的，就去看看他。我向站里领导请过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