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 第52部分

这样等了大约半个小时，傅索安听见排污管内传来一声异响，马上下意识地打开了操纵盒的开关。只过了两秒钟，“死亡老鼠”就“死亡”了。

傅索安长吁了一口气，眼前浮现出小马他耳的可爱脸容，脸上不禁绽出了一层笑意。

次日上午，傅索安返回“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为防止引起克格勃的怀疑，她没结掉“拜敦饭店”的账，让房间留着。她回“西伯利亚人”号，是为了借用船上的电台向莫斯科报告昨晚遇到的“突发情况”，请示下一步应该如何办。照她估计，因马他耳只在香港再逗留一夜就要飞返贝鲁特了，所以克格勃已经来不及再派人专送一件“死亡老鼠”暗杀工具来了，所以这次行动算是泡汤了。

“西伯利亚人”号货轮的那个大胡子政治委员见傅索安神情轻松地回来，心照不宣地和她热烈地握手，并要设午宴款待。傅索安对他说，她还得上岸去，因为“那桩私事”还没办完，她是来船上往莫斯科拍电报请示事情的。政治委员连连点头，当下亲自陪同去了船上的电讯室，让那位真正的报务员跟自己去办公室谈话，腾出电讯室供傅索安使用。傅索安用船上的大功率电台往莫斯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谍报局局本部拍发了一份密码电报，报告了“死亡老鼠”投入工作时的不幸遭遇，请示下一步应当怎么办。

两小时后，莫斯科方面拍来了一份密码电报，指示傅索安立刻返回“拜敦饭店”，将有人送来“工具”，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傅索安一看之下，暗自吃惊，寻思克格勃对马他耳真是恨之入骨，必要置其于死地。看来克格勃的专家在制定暗杀方案时已经考虑到“死亡老鼠”的弱点，作好了应急准备，已经另外派人带来了一套甚至二套“死亡老鼠”。这样，今晚马他耳三口难逃丧命之祸了，因为傅索安在获得第二套“工具”后，必须行动，否则定会引起克格勃的怀疑。傅索安在返回“拜敦饭店”的途中，坐在出租汽车里怔怔地想：对于马他耳一家三口来说，这也许是命运，命运之神安排他必须在今晚死在香港。

傅索安回到“拜敦饭店”，用钥匙开门时稍一留意，不禁暗吃一惊：上午出门时悄悄粘在门和门框之间的一根头发已经不见了，这表明有人进过房间了。是谁进去过？是服务员？想想似乎不可能，因为她出去时特地向服务台关照过，让不要打扫房间。一般说来，服务员是不会违背客人的意愿的，况且少打扫一个房间对于服务员来说乃是求之不得之事。但傅索安倒是希望真是服务员违背了她的意愿，不过开门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副未打扫过的凌乱景象，傅索安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出问题了！不过，她毕竟是受过克格勃谍报学校的正规训练并且有过特工活动实践的，惊慌之后马上冷静下来，稍一定神，立刻警惕地在房间各处仔细检查了一遍，未发现异常情况。接着检查那口皮箱，拉手没被打开过，上面的暗记原封不动，傅索安总算松了一口气：暗杀用的那个操纵盒已经带到轮船上去了，箱内都是可以公开的物品，即便被人打开过也没什么害怕的。

傅索安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多了一个和文具盒差不多大的铝合金盒子，一头连着一根金属链条，用一把密码锁锁在皮箱内的扣钩上，只有打开密码锁，才能开启盒子。盒子上面放着一张名片，上面印着英语，傅索安看了看，是“拜敦饭店”老板的。这种名片在大堂的每个茶几上都有一大叠，让客人自取，等同于做廉价广告，以拉回头客。傅索安把名片拿到台灯下面去仔细观察，结果发现在左上角拐角处有一处蓝色圆珠笔点过的痕迹，顿时大悟，意识到此是暗号，表示这张名片有花头，多半是用密写药水写了什么话。

她从口袋里取出钢笔，把里面的墨水（那是一种特制的显影药液，同时又能作普通书写墨水用）滴在名片上，然后用酒精棉花球轻轻拭开，涂遍了整张名片。稍停，又把名片拿到台灯下去照了十来秒钟，名片表面的空白处果然出现了一行俄文字：用你的学号开锁。

傅索安依言用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的学号一试，果然打开了密码锁。铝合金盒子里，上面仍是一张同样的名片，然后是装着一些不规则形状的金属片和一个状如手电筒的塑料，下面是一张手写的中文说明书和一张图纸。傅索安仍用相同的方法显示出写在名片上的指示，一看，是让她根据图纸和说明书把盘内的东西拼装成一架“玩具飞机”，那是一架可以预选固定飞行方向的电动弹射式滑翔机，机肚里有一颗烈性定时毒气炸弹。预定好飞行方向及爆炸时间后，从傅索安所住房间的窗口把“飞机”弹射出去，它会自动撞向上一层楼那个房间的窗玻璃，使之碎裂散落，它便从那个位置飞入房间，爆炸后四下散开的用剧毒药液淬练过的金属碎片具有极强的杀伤力。指示的最后说必须在今晚完成这项任务。

傅索安看过以后，一颗心便在胸腔里狂跳不已，倒不是为马他耳一家，而是为自己。不是为今晚，而是为昨晚——克格勃能够派人用这种方式把密杀令和武器送到放在房间中的皮箱里，那么说明他们在香港已经就此次行动安排负责监督的特工了。她深知克格勃特工的本领和所拥有的间谍器材的种种威力和神奇，担心自己的行径已被他们所觉察，如果这个担心确实存在的话，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想到这里，傅索安不禁后悔起来，责怪自己枉为特工，却犯了粗心大意的大忌，在实施打发“死亡老鼠”去化粪池的行动前没检查一下卫生间里是否被人放置了秘密监控设备。接下来怎么办？傅索安考虑下来，发现自己已没有任何退路，只有一条道上走下去了。至于自己的猜测究竟存在与否，现在只好不去想它了，眼下只有执行指令的份。

傅索安倒了一杯酒喝下去，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把说明书和图纸看了一遍，便把“飞机”装配成功了。看看手表，才四点钟，傅索安决定先睡一觉，醒来后去餐厅用晚餐，那时已是午夜时分，然后下手。炸弹爆炸后，她得马上离开饭店，否则警方必定要把她列人当场接受调查对象的名单，一旦发现什么蛛丝马迹，那时就走不了了。

傅索安睡到8点多钟，被电话铃声惊醒。电话是“西伯利亚人”号货轮的政治委员打来的，通知她即刻返回轮船。傅索安意识到这准是克格勃让他通知的，估计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事不宜迟，傅索安当即结账离店。返回“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政治委员没对她作什么解释，他也不过是传声筒，克格勃不会让他传其他话语。但傅索安估计肯定是发生了变故，已经取消了这次行动。

直到傅索安后来随“西伯利亚人”号货轮返回苏联后才知晓了取消这次行动的原因：原来马他耳出于商务上的原因，临时决定提前返回贝鲁特。就在傅索安睡觉的时候，马他耳一家三口已经去了机场。

第十五章　女特工之死

　　34

当胡国瑛走进病房时，不禁大

吃一惊：傅索安已经用被单搓成的

布绳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呜呼了！

1973年10月31日，傅索安回到了莫斯科。她从民航机上下来时，已经有一辆克格勃的轿车等着了，一个身材高大、穿黑色西装的苏联男子迎着她走来，说着带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您好！是傅吗？请这边来，上车吧。”

傅索安坐进轿车，发现车里还有一个大汉，满脸横向，凶神恶煞一般，心里顿时忐忑起来，怀疑克格勃已经知道她在香港做的手脚，这会儿把她扣起来了。轿车朝莫斯科市区方向疾驶，一路上，那两个克格勃军官一声不吭，车里的气氛沉闷到极点，似乎凝固了。傅索安不安地留意着汽车行驶的方向，直到拐上了通往对外谍报局的那条马路，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看来暂时没事，因为若是东窗事发，那就不是去对外谍报局，而是去捷尔任斯基广场克格勃总部旁边的鲁比扬卡监狱了。

傅索安后来才知道，那两个克格勃军官是在外出办事的途中接到对外谍报局第六部的通知，让他们顺道去机场接傅索安的。

那两个是克格勃的资深特工，看傅索安的样子是从国外执行任务回来的，根据克格勃的纪律是不能向她问长问短的，所以不敢开腔，免得有瓜田李下之嫌。

傅索安这次执行的算是对外谍报局行动执行部的任务，但她不是行动执行部的特工，当时她的关系已转往第六部，所以按照规定应当向第六部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亦即所谓的“述职”。克格勃规定：出国执行任务的特工，向组织述职时间必须在抵达莫斯科后两个小时内立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刻进行，否则将视为违反纪律处理。傅索安踏进第六部那层楼面时，内卫问过姓名，让她去第五办公室。那里，已经有三名克格勃军官坐在那里等着她了，其中一个傅索安认识，是当初她从日本执行暗杀任务时主持述职的奥列格少校。见傅索安进门，三人站起来，—一跟她握手。奥列格少校指着其中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向傅索安介绍说：“这是技术管理局的专家。”

傅索安听了，暗松一口气：看来，他们并没有抓住她的把柄，否则，技术管理局的专家就不会来了。专家来这里，是想当面了解“死亡老鼠”“死亡”的具体经过情况。奥列格少校仍是这次述职的主持者，他说了声“让我们开始吧”，他的助手马上按下了录音机的键钮，并准备记录。

傅索安已经有了述职的经验，便把自己登上“西伯利亚人”号货轮后一直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了一遍。她在返回苏联的海上旅行途中，已经把述职内容反复考虑过，连什么环节用什么措词都已经准备好，所以说得很顺畅。尽管如此，也花费了大约两个小时。她说完后，奥列格少校点点头，微笑着说；“傅，你具有当一名作家的才能，叙述事情很流畅，思维相当清晰。作为述职主持者，我暂时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要提问的。当然，按照程序，你还得写一份书面述职报告，在七十二小时内交出来。您有什么问题吗？专家同志。”

那个技术管理局的专家点点头，提了几个问题，都是关于“死亡老鼠”方面的，纯是技术问题。他听傅索安再次说明“死亡老鼠”的“死亡”原因后，不无感慨地摇着脑袋；“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啊！”

傅索安说；“行动失利后，我想了想，应当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难题的！”

“哦！”专家一愣，随即睁大眼睛盯着傅索安，“真是这样吗？你说说看！”

傅索安其实纯是即兴发挥，当下便借口开河：“我想可以给每套装置配上一个备用“老鼠”，一旦一个不幸‘老鼠死亡’，立刻换上另一个。因为通常说来，不可能接二连三发生这种意外事的。”

专家闻言大喜：“说得对！哎，我们这么多科学家聚在一起每次讨论没解决的问题，给你这么一点就基本上解决了！”他马上掏出笔记本，在上面记下了傅索安的建议。

口头述职进行到这里，算是暂告段落。接下去，是让傅索安写出书面述职报告，由审查人员比照录音和记录进行反复检查，技术管理局的专家也将对傅索安带回来的那个仪器进行检查鉴定，如果都没有疑问，那就不会再找她。反之，则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数的口头述职，实际上也就是审查。

当然，傅索安被安排在对外谍报局第一招待所。她一进房间就往餐厅打电话让送来酒菜，独斟独饮，喝到六七分醉意，洗了个澡就睡觉了。次日，傅索安用了一整天时间写完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送上去后，她闭门不出，静候结果。此时倒也心定，寻思事情反正已经如此，就只能听命运安排了。照她分析，这次述职应当是通得过的。

果然，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傅索安接到通知：马上去对外谍报局第六部。傅索安赶到那里，奥列格少校向她宣布：述职报告已经通过。按照惯例，克格勃请傅索安吃了一顿饭，尽管未完成任务，但因不是她的责任，还是发了三千卢布的奖金。

傅索安打起了如意算盘：接下来最起码得让她休息一个星期，明天是十月革命节，红场要举行例行庆典，她叛逃来苏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一次也没观看过庆典实况，只在电视上见过。这次倒是个机会，可以去红场直接看看了。但是，这个算盘显得过于一厢情愿，酒还没喝几杯，在场的一位中校已经通知她了：根据人事管理局的通知，决定把她仍调回“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去工作。今天晚上立刻动身。

傅索安心里差点骂娘，但外表却声色不露，连连点头。她又一次感受到任人摆布的滋味，这和她一向桀骛不驯的禀性是格格不入的。

1973年11月9日，傅索安回到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

屈指算来，傅索安离开这所学校不过一年，但这里的变化却相当大。校舍扩大，还新开了几个科目，比如专门研究制造假人民币。

假粮票、假布票等票证的特别一班，专门负责制造假情报提供给外国情报机构的特别二班，等等。在这里接受训练的人数也已增加到一千八百余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香港、台湾、澳门、越南、朝鲜、韩国、日本、蒙古以及苏联和中国接壤的加盟共和国招来的，傅索安意识到苏联方面已经越来越重视了对中国的谍报活动。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校长仍是布特卡少将，他在傅索安抵校报到的当天便予以召见，直接向傅索安谈了工作安排问题：学校已经设置了一个拥有四万册中国书籍的图书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专门负责，而是由俱乐部工作人员兼管着，这既不正规也管理不好，现在傅索安来，正好负责此事。布特卡最后说：“至于待遇，你仍和其他教官一样。凡是其他教官所享受的待遇比如薪饷数额、福利、年休假等等，你都同样享受。”

傅索安听了很是高兴，这样，她既不用和那些学员打交道，也和特务工作告别了，还能看大量中国书籍，真是求之不得之事，于是马上表态眼从安排。其实，傅索安应当想一想，克格勃为什么对她的工作作了这样的安排。克格勃所有的特务学校都有一个规定：不论学员还是教职员工，包括校长，只要调离一所学校了，就永远不会再让他回到这所学校。而傅索安的情况却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的后面隐藏着一个谜。这个谜，直到傅索安后来离开这个世界后，才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一部分范围内悄然传开；原来，傅索安在从香港返回苏联的途中，待在“西伯利亚人”号货轮上闲得发慌，便去船上的医务室和船医聊天，渐渐混熟了，她便让船医为她“彻底地检查一下身体”。结果在她离船后得出了结论：肝脏疑有肿瘤，估计是恶性。船医当即报告政治委员，政委便火速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了。对外谍报局认为以如下方式处理为宜：

一、不能通知傅索安本人，免得引起情绪波动，加剧病变或者发生其他事情。

二、不送医院治疗，因为如是肝癌，一般说来是回天乏力，即便治愈，傅索安也不能再干特工了，而由于她是中国人，思想和性格又缺乏稳定性，所以难以安排工作岗位和定居地点。

三、先速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安排一份可做可不做的工作，观其病况发展而定，如果良性肿瘤，则可在学校医院动手术治愈，反之，则让其死于学校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