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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柯迪被护送到他的新排里。一位中士把他军用雨衣上那金光闪闪的饰带扯了下来。“别担心，中尉，”中士说道，“我们知道您是排长，可是，这些东西将使您成为德国狙击手的头等目标。大多数军官都把它别在领子底下，以免被人发现。”这对麦克柯迪来说很新鲜，不过却似乎很有道理。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在铁路附近设一道路障。前一天，一整个连的美军曾经尝试前往那里，但是没有成功。麦克柯迪点头同意了，但心里却在盘算：昨天一个连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一个排怎么能完成呢？
他带领全排下到一条小溪的河床里，然后走上了一条林间小径。突然，他看见前面有两个德国兵的尸体靠在一挺机枪附近，其中一个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不过另一个却仰卧在地上。他们的肤色深得异样，以至于麦克柯迪首先想到，这是蜡做的假人，放在那儿是为了吓唬像他这样的新来者。但当他走得更近一些时，却发现那真的是死尸。他的胃里顿时开始翻江倒海。然后，他想道：“这里为什么这么安静？”
直到两天后，即3月13日，艾森豪威尔才作出了决定，让霍奇斯和巴顿去解放莱茵河东岸——这个决定是消极的。他发电报给布雷德利，说不能允许霍奇斯前进超过十英里；而雷马根的桥头堡只能用来牵制德国军队远离鲁尔区和蒙哥马利。
对一位战地指挥官来说，这样一个命令非常可笑，而霍奇斯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这一意见。他告诉布雷德利，在蒙蒂准备向莱茵河发起进攻的漫长过程中，第一军可能会被赶出桥头堡。布雷德利深表同情，但是却说，争辩毫无用处，必须服从艾克的命令。
这样一个英勇无畏的开端，却有这样一个讽刺性的谨小慎微的结局。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1）
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位参谋军官、党卫队上校欧根·多尔曼上校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当拉恩还是德国驻突尼斯全权代表时，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与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位党卫队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输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认为，他刚好认识那个他们认为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爵士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队和警察的头子，*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尔贝格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他祖国的经济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被葬送。但是，一项有沃尔夫参加的计划激起了他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一个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军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 杜勒斯，一个神秘人物，人们通常认为他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辞的头衔。但是，瑞士的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 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他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2）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 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位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将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位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一位大学教授，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曾参与起草《魏玛宪法》。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了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他父亲的信念付诸实践了。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结识了他，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他将再同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位同事愿意直接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了同杜勒斯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刷的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们谈谈。”
多尔曼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继续讨论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尽快到来。但是，当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终于到来时，他也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他又补充说，那些帮助结束敌对局面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敬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和乌斯米阿尼少校。这整件事情让多尔曼想起了“小学生们聚会上玩的罚物游戏”，但是，他仍然毫无表情地问道：“这两个人怎么了？”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3）
帕尔里利解释说，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将其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杜勒斯将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简直太荒谬了：人们立刻就会认出帕里的。尽管心怀疑虑，多尔曼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像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觉受到了侮辱；至少，谈判已经开始了，也许，在今后的协商中，会有体面一些的建议。释放两名重要的*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次有勇无谋的冒险，可能会威胁到全盘的计划。不过，沃尔夫还是决定，这是打动杜勒斯的唯一办法。多尔曼建议他去瑞士：如果他作为党卫队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出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将很有分量。沃尔夫说他得考虑一下。这将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尔夫驱车前往凯塞林的总部。他几乎将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并希望这段友谊可以使他能够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终认可。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另外，他还暗示元帅，可以安排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凯塞林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过给沃尔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够安排一个体面的和平，他会支持的。
次日，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畔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将于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一次会议。沃尔夫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多事的3月8日。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于是凯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当天早些时候，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里和乌斯米阿尼——那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被魏贝尔的一个手下秘密地带到了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两位犯人被安置在了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秘密房间里。无论是帕里还是乌斯米阿尼，此时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人从意大利的监狱里放了出来。
当天晚上，魏贝尔把杜勒斯和格韦尔尼茨带到了医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里还在党卫队的手中，心中确信自己就要被处决了。当他看到老朋友杜勒斯时，不禁泪如雨下。这是一幕感人的场景。而对于杜勒斯来说，它意味着更多——这是诚意的保证。他说，他现在想见见沃尔夫。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胡斯曼陪着沃尔夫将军来到了湖畔的一所老式建筑里。在那里，杜勒斯租了一个套间，专为秘密会议使用。
格韦尔尼茨率先走向沃尔夫，想使他在同杜勒斯会见之前放松下来。“将军，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他开口说道。沃尔夫看向他，他连忙说道：“我所听到的，都是赞扬您的话。”恰好，梅希蒂尔德·波德维尔希伯爵夫人前不久曾告诉过格韦尔尼茨，一位颇有影响的纳粹分子——格韦尔尼茨确定就是沃尔夫——帮助她营救了罗马诺·瓜尔蒂尼，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将军，我知道您救过瓜尔蒂尼的命，他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位可爱的夫人，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您的事。”沃尔夫微笑了起来。
杜勒斯被介绍给了德国人，胡斯曼首先开了口。“沃尔夫将军，”他说，“我们在火车上谈了很久，您还不清楚吗？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第八章 “纵横字谜行动”（4）
沃尔夫已经下定了决心，哪怕要以个人受到侮辱为代价，也要争取到和平，因此，他说：“是的。”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予以考虑，通过我们的讨论，这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胡斯曼又问。
“是的。”沃尔夫顺从地回答道。
“如果您仍然试图代表希姆莱讲话，”教授接着说，“那么，咱们的会谈只能再持续几秒钟，因为杜勒斯先生不得不退场。是不是，杜勒斯先生？”杜勒斯抽了一口烟斗，点了点头。
沃尔夫说，他认为，继续战争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为了结束战争，他愿意冒一切风险。这些话里带着一种诚意，格韦尔尼茨第一次认为这次会见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
沃尔夫说，他在意大利指挥后卫部队，也统率党卫队和警察部队。“为了结束敌对状态，我愿意将我自己以及我统辖的所有部队都交由你们支配。”他继续说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取得武装部队的同意。他告诉他们，凯塞林曾经表示过同情。他指出，一旦这位陆军元帅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便将影响其他战线上的指挥官们作出让步。
几个月之前，格韦尔尼茨曾经告诉过杜勒斯，许多德国将军正准备反对希特勒。而他自己则正在为一项计划工作，准备劝诱五位被俘的德国将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随着沃尔夫谈话的继续，格韦尔尼茨的疑虑打消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