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充沛的水源，内城中海、南海及宫城水系与大运河水系就编织成网了，而菖蒲河正是宫城水系与运河水系的连接处。遗憾的是，城内的大运河河道在上世纪被填埋，今天只余北河沿、南河沿、沙滩、银闸等地名，与这条古代运粮河道相关的地方还有内城东部的海运仓、南新仓、北新仓、禄米仓等粮仓，现在这些古粮仓有的还有仓房存世，有的尚余仓墙，有的则仅留下了地名。近年来，北京市加快了危房改造的步伐，成片大规模拆除旧城的历史街区，而古粮仓集中的南北小街一带，则是危改的重点。
35 菖蒲河的苏醒（2）
最近我跑去看了一趟，那一片已被推土机“剃光头”了。这使我写作此文多了万分的愁怅。是啊，菖蒲河苏醒了，可是我们什么时候觉醒啊。
36 消失的天桥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The Disappearing Tianqiao
Street Artists Who Made It and Who Didn't
文王学泰
图鞠保华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也转到城隍庙街小学，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了天桥的范围了。自50年代以来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1949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使这个本来荒野之地有了市场的氛围。
对于十来岁的孩子来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天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铮光瓦亮的大铜锅中拼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和香气，这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而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由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绝对吃不了一斤。听玩艺儿也便宜（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之为“玩艺儿”），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衣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我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都使我难忘。“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与另一面镲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都有节奏地响了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部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上，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你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那一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当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摺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现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的成功的艺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没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前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了，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那一段，说完后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场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二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37 北井胡同忆往（1）
Tales of Beijing；s Hutongs
文扬之水
图鞠保华·何经泰
前些年九月里的一天，坐车路过南池子，北井胡同正在一瞥间，却是已成一片瓦砾，不免心里一震。早就听说南池子要大拆，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就拆了。
1958年从福州到北京，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南池子北井胡同。南池子在天安门旁边，明朝的时候，这块地方大部分是内南城；清朝，为内务府所属机关。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古迹，当然是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北井胡同却是名不见经传。南池子大街偏南的一段还有个南井胡同，好像比它名气稍稍大一点，大约南井胡同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而北井胡同里的井，井水是苦的。
北井胡同窄而短，用北京话说，是条死胡同，所以胡同口的牌子上写明“此巷不通行”。南池子大街上这样的胡同不止一条，箭厂胡同、冯家胡同，都是。胡同里一共住着七家，独门独院的只有两家，其一是二号，其一是六号。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据说主人是资本家，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三号院里住着两户，记得都是工程师。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但四面的房子齐齐整整，院子里两个花池，也总是收拾得很有样子。五号是个大杂院，住在院子里的几家，家境都不大好。其中一家的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我家住六号。小小的院子里，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边一间小板房堆杂物，南屋做厨房，旁边是一间只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化粪池开在院子里，满了，要请掏粪工背着粪桶拿着粪勺来掏。北屋和西屋之间还有个夹屋，便是我的卧室。院子的东北角，是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槐树，夏秋时节，槐荫匝地，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槐花开起来，清香缕缕。槐树霸占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和养分，北房前边原有一方小花池，也曾种过不少花草，可细细瘦瘦总是长不旺。只好养几盆文竹，绣球，秋海棠，常年放在北屋的窗台上。
外婆十六岁结婚，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公园遛早，戏园子听戏，打毛线，看小说，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山公园（社稷坛），文化宫（太庙），是天天去的地方。文化宫的东门，就开在南池子大街，走去很方便，门票三分钱。从文化宫的西门穿出去，是午门，中山公园即在午门西，门票五分钱。公园里的唐花坞，鲜花四时不败。唐花坞外的藤萝架，春夏秋三季，都是清幽的坐处，看书，打毛线，无不合宜。藤萝架不远，便是有名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常年卖着冬菜包和豆沙包，那是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之一。
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徒步来去也还不是很轻松，所以多半是回来的时候坐三轮车，记得车钱很固定的是两毛五。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个清真小吃店叫丰盛公，里面卖奶油炸糕，酥脆的皮儿，绵软的芯子；再来一碗杏仁豆腐，清凉爽口。丰盛公往里，便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看戏，一个月大概不少于三次。外婆喜欢的是青衣戏，悲戏，苦戏。印象深刻的一出，是《生死恨》。女主人公苦了一生，却在幸福即将到来的时候死了。整出戏，唱腔特别多，幽咽凄婉，催人泪下。每唱到精彩处，人们都要为它幽咽凄婉得好而鼓掌。每月十五号，是外公发薪水的日子，第二天一家三口必定要去吃西餐。最常去的是文化餐厅。出胡同口往南拐，走到南湾子，穿进去，出来就是南河沿。文化餐厅坐落在街西。餐厅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日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
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一五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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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北井胡同忆往（2）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四十七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户，成了大杂院。经历了“文革”，承载过古老文化的真正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很少，胡同所包容的，几乎都是杂院，居住环境乃至生存环境都很差的大杂院和小杂院。
1994年的时候，忽然有点儿怀旧，于是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北井胡同看了看，看见胡同里的房子都很破旧，窄而短的胡同越发显得可怜巴巴。回来写了一则《院儿的杂拌儿》，记我生活过的小院和大院。如今胡同和小院已经拆得干净，大院的拆，据说也不久远。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四年，可是能够作为生活见证的，差不多都不存在了，真不知道应该黯然，还是应该欣喜。
鞠保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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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庭院深深四合院（1）
The Innermost Courtyards
How Private Can They Be？
文冯不二
图何经泰·廖伟棠
何经泰摄影
北京城里的旧院落，现在统以“四合院”呼之。其实，四合院是一种标准化了的特指院落，杂凑在胡同间的院落大多不合规矩，但这并不影响院落的功能。旧时生活在这些院落中的家庭，多是一家一户累世而居的大家庭。我出生并长期生活其间的那个旧院落，就是一个三代人聚族而居的居处。院落虽不是标准的四合院，但建筑形制仍是大同小异，如大门开在东南方，厨房、茅房也都各在其方位，即使第一次登门的送煤伙计、送水把式或掏粪工人也无须问询，就可以径直找到地方。
旧院落中房屋主次是分明的，主院北屋是上房，住老人；其他厢房、南房和跨院等屋宇各房分住。有老人在堂，无人敢喧哗，有时父母有些小争吵，时间稍久，或说话音调有点激动了，隔着院子，听见上房里一声严厉的痰嗽，大家立即住口，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话。放暑假时，各房的小孩子都在院子里玩，可一到午饭后必须回屋睡觉，因为那时爷爷奶奶也在睡觉。直到堂屋里一声轻咳，各屋的房门才纷纷打开，放出孩子去玩耍。在这样的院落里，祖父祖母的权威和一家人的生活安宁是至高无上的。有一件事一直忘不掉，那是我家一位住在附近另一座四合院中的至亲，他在1957年“犯了错误”。他仍然早出晚归，晨昏不忘到上房问安，像没事人似的，直到老人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把他叫到堂屋问话，他才“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说：“儿子不孝，把差使丢了。”老人“哦”了一声，说：“回家就好。”他才缓缓退去。
这些场景，都能让如我这样作为家族晚辈的四合院居住者感到被限制了自由，感到有些压抑。可如今人过中年，在回首往事、重新打量逝去的生活时，却也觉得有所领悟：现在的我，不论在外面遇到多少不愉快，回到家仍是平平静静——用四面墙围住一片安宁，为人生的不测守护一个避风港，供鸟倦飞而知还——这是最平庸又极实在的四合院的智慧。
我最怀念的是我家一进大门的那个大天井，这个天井约有百余平方米，里面没有房屋，南面是一个终日关着的大门，西北角有通向内院的屏门。因离上房较远，又有屏门阻隔，吵不到老人，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此是我儿时最喜欢的地方。院子的东面是一个半人高的土台，大约也有上百米，台上种有花树。我曾在土台上抓到过一只硕大的、叫声极宏的二尾蛐蛐，引得小朋友们艳羡不已。土台下停放着一辆人力车，当时称“洋车”，是爷爷外出时的代步工具，同时也是我的一个大玩具。家里没有雇佣专职的车夫，爷爷要出门总是临时招呼隔壁大杂院南房的一位关姓、小名三儿的小伙子。每当爷爷出门时，这位关三儿总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地早早过来，把车子的瓦圈、辐条、脚铃、车把杆儿擦的铮亮，然后坐在门道厚重的大条凳上，拿着大大碗公喝水，一边坐等，一边给我讲乾隆爷的故事。有时等的时间长了，他闲不住，就自己抄起斧头劈柴，或者到后院井中打水提到土台上浇花。他拉着爷爷和我出门儿，也如当今的“的哥”，话特别多。我听他说过他家是旗人，祖上曾立过军功，是“揪着龙尾巴”进的关。我们一家不分长幼都称呼他“三爷”，这个“爷”字不代表辈分，只是尊称。关三爷曾送我一个用粗铁丝做的弹弓，后来被爷爷没收了。爷爷总在背后说三儿没出息，不上进，连个媳妇儿也说不上。可在我眼里，他可是个有来历的人物、应属“游侠”一类。算起来，这位“游侠”也该在七十岁以上了。
记忆中至今还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