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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惨景有的发生在南京，有的延续到北京。自从朱棣称帝后，一是觉得南京的血流得太多，在明代故宫的广场上，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无不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在这种刺激下，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二是由于朱棣镇守北平多年，深知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毅然决定将明朝的首都搬过来。永乐四年（1406），北平方面的臣僚开始奉旨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正式营建北京宫殿。今天游客看到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自此开始陆续建造的。不知当时的杀人魔王朱棣是否意识到，他的这个抉择，客观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开国名将徐达之女）死去，朱棣经过慎重考虑，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及“江西派”风水大师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也就是通常说的风水宝地。人死之后，选个好一点的地方埋葬，并请这方面的专家看看风水，这在中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并兴行起来了。古代书籍《仪礼》上就有选择丧葬地要看风水的记载，大意是说：“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深浅，故必须相地之可葬与否，而后经营之也。”从这句记载来看，这个时候的看风水，考虑的还主要是地下水位、地气、土质等自然条件，是否关系到棺木、尸体能否较长时间保存的问题，并未涉及与子孙后代的关系。秦汉之后，随着堪舆、相宅之风的盛行，开始掺进了许多迷信的成分。这种迷信色彩的加重，使许多相信风水之说的人认为，墓地选址的好坏与吉凶，直接影响到现实人生，如果墓地风水好，会给子孙后代带来运气，否则就要倒霉，并使家道衰败等等。后来有一位叫郭璞的知识分子，写了一本具有经典性质的著作《葬书》，他在书中将风水一说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并很有些玄玄乎乎的味道。书中说，作为墓地，能具备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这些条件，就算是上乘宝贵之地。郭璞所说的这个条件，其实就是指靠山临水、枕山面水、背靠山峰、面临平原。不过这个条件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如前边已提到的奉永乐皇帝旨意专为徐皇后选择“吉壤”的廖均卿等人，在北京四周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好不容易找到了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据说最先找到的是南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一旦进了屠户的家，除伸长了脖子挨宰，别的没有什么好事，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以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却偏偏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盯梢自然危险异常，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到否定。后来廖均卿又呈上京西潭柘寺的绘图给皇帝观看，永乐认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余地，亦未能入选。直到永乐七年，廖均卿等人才又在京北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拍板决定下来，这便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十三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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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明成祖与十三陵（2）
关于这块被认为是“风水宝地”的具体情形，明代后期的知识分子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曾有一段描述：“皇陵形胜，自其近而观之，前有凤凰山如朱雀，后有黄花镇如玄武，左莽山即青龙，右虎峪即白虎，且东西山口两大水会流于朝宁河，环抱如玉带三十余里，实为天造地设之区。”
蒋一葵所描述的这种“风水宝地”的概念，虽有些牵强和唯心主义色彩，但透过那层玄秘的外衣，就能使人通过现场观察，得出古人所说的风水总体上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将之简单化一点，这就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人们选择背山面水的地域建造住宅，背后的山遮挡寒风，前面的水提供饮用和浇灌之利，这些其实都是最朴素的生活经验的反映。因为古人事死如事生，建造住宅的经验也就自然搬到建造陵墓上来了，于是也便有了建陵要先找“风水宝地”之说。当然，永乐皇帝最终同意在黄土岭下兴建陵墓，不只因为像大多数如蒋一葵等老学究所津津乐道的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等牵强附会的东西，还有一层不可忽视或者说更重大的意义和原因，那就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事实上，对陵区的选择和后来驻军的守卫，也显示了朱棣其人除了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之外，也是明代少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得到了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剌大军，还是再后来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但无不又遭到守军的迎头痛击而难以逾越。即使到了明朝的最后阶段，曾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最终导致北京陷落。
永乐七年（1409），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人。就在这年朱棣生日那天，这位皇帝来到黄土山视察自己的寿宫营建情况，并率领群臣饮酒作歌。待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传旨改黄土山这土里巴唧的名字为比较顺耳动听的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了十八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六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开十三陵入葬先河的第一人。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明代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跃了二十二年的一代君主，终于走进了十三陵的首陵——长陵的地下玄宫。在那幽深黑暗的地宫深处等着他的，除早已死去的皇后徐氏那冰冷的尸骨外，另有刚刚被勒死的身体尚有余温的十六位年轻貌美的妃嫔。
10恭王府夏日纪事
The Summer Tales of Prince Gong；s Estate
文冯不二
图陈小
二十余年前，我所在的单位设在北京前海后海之间的一座旧王府——恭王府内。那时我还是单身，无拘无束，索性就住进了王府。
那座庭院叫做天香庭院，我提着随身衣物进去的时候恰值春末夏初。北方春天来得迟，庭院里还是一片新绿，夹杂在新绿间的是院子里、房顶上一人高的枯黄宿草和建筑物多年失修的老绿漆色。庭院的正房名叫“锡晋斋”，是一座著名的建筑，是恭亲王收藏他心爱的宝物——西晋陆机《平复帖》的所在，东、西厢房，一名“乐古”，一名“尔尔”，都是恭王收藏碑版字画的藏室。因是收藏字画的院落，所以全部漆成绿色，绿色象水，有防火的意思。据说这个院落“文革”中一直封锢，前不久才开了锁，因此院中的宿草还未清除，东倒西歪的穿山游廊也未得修缮。那时我一个人住在这个院子里，享受着这片绿色，同时也享受着这份凄清与孤寂，经常不自觉地进入《聊斋》境界，幻想着狐仙野鬼的光临。然而美善良的狐仙野鬼并未来过，倒是我经常“扮鬼”，吓得那些夜晚来此谈恋爱的青年们屁滚尿流。
天香庭院南面院落有六丛灌木，旧历五月以后开花，花开串串白色，甜香四溢；花形十字冠顶，肥白多姿。因是去锅炉房打开水的必经之路，花发期间，去欣赏那雍容富贵的姿态，去领受那沁人肺腑的幽香，就成了每天的晨课，往往驻足久久，不忍离去。以后在紫禁城御花园西侧绛雪轩前见一坛这样的花，看说明是太平花，始知自身竟是太平花下的太平人。若干年后，听一位老旗人讲述，才知道太平花原是皇宫禁苑的上林奇葩，难怪北京之大，也只在紫禁城和恭王府见过这种花。朱家晋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自家上房阶前有两株太平花，取名“太平双瑞”。王世襄先生的一篇文章也说自家西窗外有一株太平花。然而这三株太平花都在“文革”初枯死，那时天下不太平，太平花枯死也是一种象征。朱家晋先生的居处是宽街炒豆胡同的原蒙古博多勒噶台亲王府，其第二代亲王僧格林沁，最为著名；王世襄先生的住所是南小街芳嘉园，出过两位皇太后（包括一位皇后）的“凤凰窝”，即北京人呼作“皇姥姥家”的慈禧娘家旧宅。大约也只有这样的皇亲国戚的宅邸，才能得到太平花这样的内府珍卉。传说太平花原产四川青城山，原名丰瑞花，北宋时贡入汴京，赐名“太平瑞圣花”， 紫禁城的太平花，是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时由四川移来。另外，清末的两朝帝师翁同也喜欢太平花，恭亲王曾亲折数枝以赠，想来恭王爷所折之花必定是在恭王府这六丛之间的。
仲夏季节，天香庭院里四株参天老槐浓荫四合，连房顶瓦片间也生出密密的高草，厚厚的绿色，仿佛一层屏障，把暑热挡在了院外。院内的陈年枯草已经打扫干净，但新生的草，几场雨后，又长到了一人高。庭院内只有一个小自来水龙头，由于水量充沛，水龙头附近的草长得格外茂盛。每天下午四点后，大家下班回家了，院里静悄悄的，到了这个无人走动的时候，我照例要到水龙头下洗澡冲凉，即便碰巧有人进来，水龙头旁的长草也足够藏身，一向是十分安全的。不料一日正在洗着，听到有脚步声进了院子，急忙关了水龙头，探头望去，一片绿色障目，看不到人影，只听得脚步声音顺着廊子走到垂花门下，停了下来。我缩在草丛里，等了十几分钟，仍不见动静。外面情况不明，忖度或许人家也是来纳凉，若是贪恋这夏日庭院里的静谧，几个小时不走，我当如何是好？当时不知是怎样想的，竟陡然暴喝一声“燕人张翼德在此”，只听一串急促的脚步顺着廊子跑了出去。于是放下心来，重开龙头，细细冲洗，缓缓更衣，然后端一杯凉茶，坐在院中月台的台阶上去欣赏那聒耳的蝉鸣了。整个夏天我都是这样洗澡纳凉，除了这一次闯入者事件外，尽享了深庭长草，高树鸣蝉之乐。
二十多年过去了，原在恭王府内的机构都已迁出了王府，这座旧王府将修饰得规整鲜明，虽不是重现旧日权倾天下的显赫，却也将迎来另一番游人如织的繁华，再也无复荒烟蔓草、寂寞厅堂的景象，只是那里面也再不会容纳居住者的生活，不论是帝子王孙，还是平民百姓。
李志章摄影（大地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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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城帝国的象征
The Great Wall： The Symbol of the Empire
文陈政
图林崇诚·陈政·王建秋
长城还有一些东方式的自闭与害羞，它就像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坚强并且不可冒犯，里面的脆弱和敏感，须在防线内好好梳理。
砌一堵墙，简直可以算作是鸡毛蒜皮的事，而砌一道世上最长的墙，并用它来界定疆域，抵御敌人，却把小事变成了奇迹。秦始皇的一纸命令把这件事情变成了事实，而这个命令和工程并非人们想象中庞大，它甚至有些顺理成章的意思。当时的情况是割据一方的诸侯国为了防守，在自己的领土上修筑了城墙，秦始皇统一后，将北方三个诸侯国的城墙加以连贯修葺并延至一万多公里，全部工程历时两百年才完成。
波赫士视长城为一种挑战，他把嬴政筑长城与焚书坑儒扯到一块，认为焚书坑儒是为了终止历史，希望重新开创时间，在毁灭的同时诞生一个千秋万代的王朝，因此他自称始皇。波赫士认为嬴政筑长城是因为焚书坑儒式的破坏后出于无奈才做出的保护工作，或者在时间顺序上反过来，因为大彻大悟，去破坏他先前维护的东西。他说长城也许是个隐喻：罚那些崇拜过去的人去干一件像过去一样浩繁、笨拙、无用的工程。
波赫士作为旁观者，对东方的事情有一种让人叹为观止的浪漫想象。不知他对中国人的安全感缺乏症怎么看，能不能理解有了长城后帝国里面自给自足式的满意程度。在我看来，长城还有一些东方式的自闭与害羞，它就像一个人的心理防线，坚强并且不可冒犯，里面的脆弱和敏感，须在防线内好好梳理，秦始皇和他的方士们认为这样外邪就进不了一个封闭的世界。
或许这也源于嬴政私生子的传言，他对心理防线的急切渴求促成了一个国家的地理防线。有了完整漫长的城墙，他心底的暗伤就可以搁在暗处，得到精心料理后换取容光焕发，理直气壮，直面各式攻击。而嬴政的权力在空间中的实现，使他真正感受到自己权力所至，从而获得满足。
中文里长城是以长度取胜的建筑，在英文里修饰墙的是“great”一词，他们是否把这个看起来不着边际的墙，惊叹为一种伟大的形式已不得而知。也许这个称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予人们的愉悦之感。许许多多攀越过司马台长城的人都有一种特别的体验：面对险境不可抗拒的恐惧，本能的退缩后战胜自身恐惧换来的强烈快感，令所有人产生豁然开朗的感慨，对比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内心障碍，变得微不足道起来。
始建于14世纪明王朝的八达岭长城，是大多数观光客流连的地方，入口处游人众多，到处挂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T恤。它蜿蜒于北京西北群山之中，游人往往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深入其中。如果时间充裕，你尽可以在这段城墙平均高七点八米，平均宽五点八米的山间大道上漫步，在群山的起起落落中，享受长城在不同光线不同高度里的变化。从入口处的翻新段落到游人稀少的衰败段落，适合在这里回想历史，于黄昏中看相对于自己一生就是永恒的城墙，会感到十分美妙。如织的匆匆过客，在时光里统统流失掉了，代代修缮的古老而崭新的城墙，传言中它们都属于从月球上可以看到的地球上的标志性建筑。
现在“长城脚下的公社”又成为长城边上的标志性建筑。它由亚洲十二位年轻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十二栋酒店别墅组成，是在水关长城建起来的一个建筑群落，用张欣的话说，“它的初衷是创造一个私人住宅的当代建筑博物馆，要影响中国一整代建筑师、开发商和消费者。”这份雄心或野心被大众和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潘石屹和张欣作为商人最大的赢利还在于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而“房子是可以收藏”的观念是他们“有新的观念才有进步”的市场营销学上杀手锏。无论世人对它的评价如何，它的确在尝试一种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刷新手法，而我们日新月异的时代没法验证它在历史上的成就，就让长城作它的参照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筛选其价值吧。
12雍和宫产生两个皇帝的风水宝地
The Lama Temple：Homeland of Two Emperors
文徐淑卿
图何经泰·廖伟棠
八个月之内，我四度来到雍和宫。天气有晴有雨，游客时多时少，票价从十五涨到二十五。不变的是只要走进雍和宫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