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兄弟之间的矛盾外化为妯娌之间的矛盾。也正因如此，所以很多人也怀疑大毛家之所以辱骂二毛家在分家的时候占了自己的便宜，主要是大毛对自己弟弟二毛在分家过程中言行的不满和报复。
农村的特有生产生活居住方式，让兄弟之间的接触比较多，联系自然而然多了起来。比如共同的父母，农业生产上的合作，生活上的扶持等。这些都是非常模糊、没有明晰界限的，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日积月累而间隙愈大。也正因为如此，在乡村社会中，兄弟之间的合作和互助相比较起来并不是如想象中的那么多和频繁。比如在乡村，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在不特定的时期面临突如其来的经济压力，建房、疾病、购买比较贵重的生产用具或是儿女考上大学并因此需要支付一笔高昂的学费，如果家庭积蓄不足以应对，就需要向亲友邻人筹借。但是我们发现在乡村借贷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借贷行为都是发生在自己和自己的姐妹和妻子的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子辈之间（即儿子的姑亲、舅亲、姨亲和表亲），自己的兄弟则考虑得比较少，原因可能是兄弟之间有着更多的直接利益摩擦或冲突（比如对父母财产的潜在所有权、父母赡养义务的分配等），关系不十分融洽的情况居多。
此外，如果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比较高，此时，兄弟之间的行为也受到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于兄弟之间会因为顾及家庭的“脸面”而不太过于计较，或者因为在社会压力之下，相互之间也不会过分争执，或者有了争执，也会主动控制事态，不让它扩大化。就像上面的故事所叙述的一样，二毛顾及到了自己父母在乡村中的脸面问题，不肯与哥哥撕破脸皮，放弃了去派出所报案的想法。
三、故事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家庭关系通常承载着家庭的伦理价值观，由此，一定程度上通过对传统和现代乡村家庭关系的考察和对比，就可以透视乡村家庭伦理的变迁轨迹。
传统的中国社会曾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支配婚姻家庭生活的伦理规范，例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和邻睦等等。但是，当市场经济的大潮开始荡涤整个社会后，面对社会分层的重组、组织结构的瓦解、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松动，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儿子们可以用各种借口对自己的不孝行为进行辩解，家庭内部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老年人对子女的义务依然存在，他们需要负责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而父母尽了自己的义务，却没有约束儿女尽孝以及听从长辈意见的能力。在儿子们相互之间的比较中，父母任何偏向性行为都会被其他儿子及其媳妇指责为偏心，更有甚者还会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套到父母身上，使之成为自己可以不谨守孝道的理由。
总之，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家庭关系伦理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等多重矛盾的作用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社会中的关于家庭关系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一方面村民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原来的家庭生活伦理发生了变异，另一方面留在村里的人又根据这些现象来建构起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情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于是，这种想象在农民那里就逐渐成了一种真实，并且造成对原来的乡村社会传统家庭关系伦理极大的怀疑与冲击。由此，作为这一变革之产物和指导乡村社会家庭关系的伦理观，也面临着在重重矛盾中重建的艰巨任务。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1）
一、故事
村里有位老人去世了，享年七十五岁，在L村里算是高龄。
老人自从开始发病，就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在医院里持续昏迷了三天之后，人们知道除非出现医学奇迹，否则老人是不会再醒来了。这时候，要不要继续坚持治疗下去成为横亘在老人子女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一方面是高额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是难以割舍的亲情。
老人的家族成员经过协商，最终选择了放弃，这在农村太平常，也似乎很正常。生老病死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规律。只是遗憾的是老人没有等到外出打工的三女婿的归来，三女婿某种意义上是以儿子对待的。由于老人没有儿子，在当地没有儿子可以招女婿上门，而且所生小孩随母姓。但是，由于老人三女儿家的几个孩子都随三女婿的姓，在当地人眼里，三女婿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养老婿”。
老人从医院里回来了。这时候老人家的院子里已经涌满了听到消息之后自发赶来的男女老少，至少也要有三百多。在这个总人口不过五六百的小村庄内，这个数字有点着实让人惊讶。不仅比村里召集的任何一次村民大会到场的人都多，而且由于信息不准确，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这里等待了将近三个小时。老人此前是村里的叫魂儿者，几乎L 村每个家庭的孩子都曾经让老人叫过魂儿。据村里人讲，老人的大部分叫魂儿都会应验。此外，由于并不是每一位乡村女性都能够掌握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叫魂儿技术，所以，叫魂儿者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老人从医院回来没有半天的时间，就过世了。老人去世之后，家人首先鸣放了一挂准备好的鞭炮。这样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来是为死者灵魂引路开道；另一是为了报丧，让村里人都知道这一消息后前来帮忙，准备丧礼。可以说，这挂鞭炮起到一种类似广而告之的作用。然后，老人的族人会去请专门主持此类事情的“大总管”，一般地说，“大总管”之所以被邀请做“大总管”，乃是因为他是当地一时之望，说话有权威。但是他操办的是一件临时性的事务，在这件事务中，责任大于权利，仅有的权利就是指挥大家把各自的事办好。一般来说，在主家的授权下，“大总管”会马上派人尽快将老人过世的消息告知老人的所有亲戚朋友， 这些亲戚朋友包括老人的直系亲属、所有姻亲和宗亲以及朋友，去了先磕头，说“某某老了”，还要告诉对方哪天出殡。同时，“大总管”还要召集死者家族的长者和“权威”人物商量丧事怎么办。主要包括停放的天数、安葬的吉日、埋葬地点等。同时，主家也要向“大总管”交代主家打算为葬礼花费多少钱财，计划把葬礼上来客的规模控制在什么范围内，有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比如，要不要去雇请娱乐班子，要不要去糊纸草之类等等。
半天之后，三女婿也赶回来了，虽然没有像他爸爸说的那样是坐飞机赶回来的。他回来之后，痛哭失声：妈，儿子回来了。悲伤的样子让很多人欷殻Р灰选Ｔ贚村，女婿称呼岳母一般都是使用大娘这样的称呼，即使是有人称呼岳母为妈，那也一定是在私下里。而这样大声地哭喊，不得不让很多的村里人感叹：老人的这个“养老婿”是找对了。
中国农村家族文化特别注重“人伦”和“孝道”等道德礼仪，个人和家庭的行为只有在符合这些传统道德规范时才能取得公众的认可和赞同。在这样的一种文化理念之下，人们特别关注子女的哭丧是否情真意切、凄凄惨惨如断肠等等。按照当地的风俗，在长辈去世时，哭得够不够悲恸，都成了周围人衡量其晚辈是否孝顺的标准。由此，即使一些活着的时候对老人不孝顺的儿女，也要在葬礼上哭得悲痛，也要在棺材前扑着跪着不让走，围观者有不了解内情的，也会感动得一起流泪。但是，即使是在父母生前再孝顺的儿女，如果葬礼上不哭，也会有人在背后指点他们：“看看，她（他）娘死了也不掉泪，对自己的娘一点也不亲啊！要这样的儿女干啥，养着寒心啊！”此外，周围的亲戚朋友和邻居是不是痛哭，或者说哭得是不是悲切，都会被外人认为是衡量一个逝者生前人际关系好不好的重要指标，哭的人越多，越显示了逝者的重要性。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2）
在老人过世之后，老人的子孙们马上要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封白”，也就是“戴孝”。一般来说，孝服的长短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定。儿子要头戴孝口袋，身披孝褂子，还要在脚上绑一个白布条，这个白布条是不能摘除的，要绑到它掉了为止。儿媳妇的头上绑一个孝箍，身上披一个孝褂子。女儿的孝服与儿媳妇几乎一样。孙子的孝帽是往前搭的，其余跟儿子的一样，孙女的孝箍比儿媳妇的略微短点。举办葬礼的时候，不仅死者的家属和来吊唁的姻亲需要“戴孝”，来“帮忙”的本宗族内的成员也必须“戴孝”，而且根据在宗族内的辈分的不同，所戴的“孝”也不同。在本宗族里，如果是死者的长辈，只需在胸前佩戴一个白布；如果是死者的晚辈，则必须戴上孝帽。
另外，由于老人没有儿子，所以这次的葬礼还要涉及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那就是由谁承重，也就是由谁来打幡抱罐。如果有儿子，这本不是问题，但是由于老人没有儿子，所以这倒成为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当时的候选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三女婿，三女婿是本村的人，当时结这门亲事目的就是要为了“养老送终”。结婚之后，老人也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成为L村村民们认为的那种事实上的“养老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女婿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孩子的姓氏，这是老人家族一直耿耿于怀的，也一直不愿意承认三女婿是名正言顺的“养老婿”。所以，在他们眼里，三女婿是没有资格来打幡抱罐的，即使三女婿一再地强调老人生前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过世之后，要让三女婿来承重。第二个候选人就是老人的侄子，他是老人小叔子的儿子。一般说来，如果一个男子没有儿子，首先会从自己的兄弟家选择孩子。如果从哥哥家选择，就只能选择哥哥的次子以下的侄子，不能过继长子。如果从自己的弟弟家过继，可以是弟弟的长子，哪怕弟弟只有一个儿子。L村人认为，“缺支不能缺长”。如果一个人一旦过继，他就必须放弃原先父亲的家产继承权，因为已经成为新家庭中的一员。一方面，他继承全部的家产；另一方面，他也要为伯父或者叔父发丧。
但问题是老人的小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并且他还没有结婚，更没有在以前有过任何的正式“过继”的说法和做法。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严格的民风民俗来筛选，两个人都不是合格人选。最后，家族成员经过磋商，还是决定把打幡抱罐的重任交给老人的侄子。
三天之后，老人要出殡了。出殡时五服以内的本家和各种姻亲辈分低于死者的都要跟在死者直系亲属后面，其他本家族的人家每家都要派人参加出殡队伍。丧事的规格越高、规模越大，参加的人越多、来头越大，出殡的队伍越长，主家就越有面子。来参加葬礼的亲友、送葬者和旁观者的数量，则是显示葬礼成功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若是从人稀少，则说明此家或死者不为人们所认同，关系网络及名声不为人们所认同。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尽量期待在葬礼上出现越多越好的客人。
老人的葬礼共收受了两万多元的礼金。在乡村社会，前来参加葬礼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家老人的葬礼上，人家曾经来过，并上过账，也就是缴纳过礼金，自己现在必须要“还礼”。在现在的农村，如果葬礼赶上农忙季节，很多人都抽不开身，人不能到现场，但礼金却是万万不能不到，否则会被人家说是“失礼”。也就是说，葬礼上的“随礼”行为虽然名义上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动，但是这其中也暗含了某种强制性。因为根据乡村礼俗，某个举办葬礼的家庭可以对亲戚的到来和礼金享有合理的“期待权”，如果某一位亲戚朋友没有回应他的期待，那两家今后的交往就可能发生障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止与延续——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3）
在老人的葬礼上，老人的后辈们找来了大小四十多辆汽车。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很多汽车甚至是空着的，因为墓地本身就没有多远，四十多辆汽车几乎把从老人家里到墓地的道路塞得满满当当。
老人安葬的第二天，老人的直系亲属们还会回到墓地里进行修坟，把前一天堆起的坟重新修圆整好看，最后在坟上放一个坟头，当地人称之为“垄坟”。按当地的丧葬习俗，葬后还有“做七”的说法，即人死后隔七天祭祀一次，一直祭祀到第五个七天。至此，一个葬礼才真正告一段落。
二、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死亡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在乡村社会，丧事是一项集体、群体性活动。一般说来，一个一定规模的乡村葬礼往往是一个人的几乎所有亲戚朋友——不管远近和亲疏——聚集的一个场合。这种集体性的聚会活动的实践不仅有助于加强宗族、姻亲共同体，而且也会加深乡亲共同体的凝聚和认同。
老人出殡那天，简直就是一个乡村联络会。从十里八乡一下子来了很多老人的亲戚。这些人以前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碰面，老人的葬礼为大家提供了一次聚会的机会。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人只是礼节性地来到这里，在农村里，来参加葬礼就是一种礼了，来的人其实大多数并不悲伤，他们只觉得那是他们应该做的而已。至于葬礼上说笑的事情那是很正常的。有些前来参加丧礼的人往往在装模作样地刚刚哭过之后，便开始说说笑笑地谈论死者生前的事情。
来参加老人葬礼的很多亲戚朋友并不是冲着老人而来，并不都是为了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更多的是因为要给老人的子女或者其他后辈一个面子，是为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的开始。因为在L村，很多人都会在葬礼过后议论：哪里的亲戚来了多少人，谁家的亲戚来得多，谁家的亲戚来得少。所以，为了给自己亲戚争面子，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死者，都要赶来。葬礼是所有参加葬礼的人们之间加强联系的一种方式。因为一般要等待中午时分才进行正式的送葬仪式，所以很多早早赶来参加葬礼的人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自由交往。在自由言谈的过程中，他们会唤醒共同拥有一个亲戚的认同感，而彼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为未来的进一步交往奠定基础。同时，大家也可以通过死者之葬感受到同宗同族之人休戚与共的可贵，由此使得人们因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血缘关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重申和加固了原有的戚谊。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家族的介入。这一点在上面的故事中体现得最为充分。按理说，单纯从感情出发，由于三女婿常年和老人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也要等到三女婿的归来。那么又是谁作出了停止治疗的决定呢？最后作出决定的并不是老人的子女，而是本家族的几个“权威”人物。日常生活世界里，每一个家族内部，三代以内的直系血亲之间联系最紧密，家族认同最为强烈。所有的家族成员，用村民自己的话说都是“自家人”。只要是自家的事，从娶媳妇嫁女、小孩出生和满月、农忙帮工，到婆媳不和、兄弟分家、与外人发生纠纷等大小事务都会引起家族成员的关切和参与。特别是在一些涉及重大决断的事情面前，他们习惯以“替人决断”的方式来表现这种“一家人”的认同。在老人是不是要停止治疗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