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次，击毙日伪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3981名，击伤日伪军加岛大队长以下官兵7521名……”
宋庄战斗的“模范战斗连”1连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击毙、击伤日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的战斗，都是左叶指挥的。所以有的老人说，要写“五一”大“扫荡”，应该写写左叶。应该说，左叶，是冀中众多优秀指挥员的一个代表。
左叶到冀中的时间并不长，他说：“1941年初春，我正在延安学习。组织决定让我提前出校，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同志找我谈话，准备让我到冀中区去工作。经过长途跋涉，时至端午节，我们才到达冀中，军区负责同志将我分配到十七团试任副参谋长。”
17团是冀中部队中最能打的主力团之一，能到这个团任职，当然是好事。可左叶上任不久，就差点出了事。
8月2日清早，那是左叶刚从团直各单位巡视了一番回到团部，就接到二营营长刘鸣琴打来一个电话说：“安国县的日军约七八十人朝马阜才方向运动，”左叶问：“你打算怎么办？”刘营长说：“我准备在青纱帐里消灭他。”左叶也未请示团里的主官，也未核实情况，就说：“你们打吧，我马上就来。”
战斗一打响，才发现情况有误。敌人不是七八十人，而是日军松尾大队好几百人。那几十人不过是先头部队。没想到后头还有个大头。这一下可被动了，连左叶本人都上了阵。多亏17团作风勇猛，迅速。三个营全部参战，打到下午一点多，击伤击毙敌400多，而我军也伤亡170多，二营营长刘鸣琴和两位连长，均阵亡了。
战斗结束后，部队撤下来休整。左叶说，因他“初到17团就擅自决定打这么大的硬仗，并且营长、两位连长阵亡及部队的伤亡，气得闵团长呼呼地。连饭也不吃了”。
左叶是等着挨批了，不料，一天当他们正在吃饭时，译电员送来了电报。一看，是延安军委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太行八路军总部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晋察冀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最后是冀中军区给17团全体指战员发来的嘉奖令。“共四份。”
马阜才战斗本来是个相当被动的遭遇战，左叶自己也承认，“这一仗有一定的盲目性。”怎么又忽然一下屡受嘉奖呢？左叶分析说，可能有这么几条理由：一是敌我伤亡比近四比一，还缴获了不少战利品；二是这一仗迫使敌人撤了14个据点，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三是当时一个步兵团基本全歼日寇一个大队的还不多。
1942年初，左叶被提升为22团团长。到任仅3个月，就赶上“五一”大“扫荡”。左叶指挥22团，打得相当出色。
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成长起来，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后来，左叶率部队去了路西。以后又到了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左叶任辽南独立二师师长，率部参加奔袭廖耀湘兵团，解放辽南和营口，也打得相当不错。
1942年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地方军区独立师的师长。进步当然不慢，但也谈不上多快。冀中根据地沦为游击区后，冀中部队和干部不少去了其他根据地，在使用和提升上，自然要受一点影响。老人们说，在冀中军分区这一级，也就十分区旷伏兆评了个中将，其余的评个少将就不错了。而路西呢，“你先数数有几个上将。”
不过，老人们也都想得开。想想北疃被日本人杀害的百姓，想想雪村战斗牺牲的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吴西就说：“常德善真是一员好将，不死的话，评个上将都没问题。”采访吴西记录。
。。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
◇据日方文献，日军自5月16日起停止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各部队划分区域，分区驻扎，“剔抉清剿”：第四十一师团负责扫荡滹沱河、滏阳河和石德路间的三角地带；白泷、小川部队则以连结高阳、饶阳一线为界，负责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的敌人。
在此期间，第二十七师团极力搜索估计逃往任丘（白洋淀东南地区）的敌集团，设法以突然袭击歼灭之。
冀中的老人们说，要说“拉大网”那几天是残酷，可还赶不上这段日子难熬。因为日本军队也不可能天天到野地里去“拉网”，再苦也有个头。可日本军队带着汉奸在村里驻扎下来，修炮楼、挖大沟，抓干部，抢东西，一个劲地折腾老百姓。让人觉得这苦日子熬到哪天算一站？“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部队是受了不小的损失，可还赶不上这一时期受的损失大。因为冀中部队毕竟与日本人打了几年的仗了，又多为家乡人。人熟、地熟、敌情熟。日本人再“拉网”，也有可钻出去的机会。实在不行，只要指挥得当，还可拼个鱼死网破。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在“拉网扫荡”那几天，冀中主力部队陷入重围的并不多，大多已在此前转移到外线去了。陷入重围的部队，真正被敌人打散、歼灭的也不多，大多坚持战斗而后突围。所以日本人也说，在第二期作战——也即“拉网扫荡”时，“###已经便装分散，未能取得多大战果。”而在这一阶段，敌人表面伪装撤兵，实则张网以待。而我方未能判明敌人真实意图，一些部队又转回内线，结果遭受严重损失。在这一时期率骑兵团在内线活动的###回忆说：看到当时点碉林立，路、沟成网的情况，我们感到形势日趋恶化，骑兵活动更加困难危险；但不知什么原因，听说有些主力部队又从外线转入内线，有的部队还受了严重损失。我们电台在宗佐遭伏击就被打坏，联络不通，当时我们不知道军区、区党委于5月21、22两日曾连续发出反敌“清剿”、恢复地区指示，要求六、八、九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打击‘清剿’之敌。所以有些部队跳出外线后，又返回中心区，中了敌制造假象，诱我主力上当的诡计。
日方文献也谈到，对冀中作战所取得的“大部分战果是由于第三期扫荡剔抉作战所获得的。”
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制造的一次残杀我平民最多的惨案——北疃惨案，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五一”大“扫荡”期间，我方两位级别最高将领战死的战斗——雪村战斗，也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5月27日，定县北疃村，被毒气熏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人，从地道口给拖出来，然后……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北靠沙河，当年共有220多户人家，1200多口人。这个普普通通的冀中村庄，因为“五一”大“扫荡”期间日军在此掘开地道，施放毒气，连毒带杀，杀害我军民约1000人，制造了震惊华北、震动全国的大惨案而闻名于世。
“扫荡”北疃的部队，是日军110师团163联队上坂胜大佐指挥的大江芳若大队。上坂胜在抗战胜利后成为我方战俘。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讯了他。制造北疃惨案，是对上坂胜指诉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坂胜对此也供认不讳。当时的审讯档案记录了他的供词：上坂胜（卷七）编号二十一第一页
日军“扫荡”北疃村时，被毒气毒死的儿童问：你把“五·二七”事件的经过系统地谈一谈。
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南方22公里（地点忘了）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163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是将八路军战士与住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此外为了收集情报捉住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果：使无数住民被杀，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只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南疃、北疃杀害八路军住民的数字约1000，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以上。我是如此指挥教育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了残酷性。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
被讯人：上坂胜讯问员：王宝棋书记员：徐永忠翻译：张铁转引自《“五·二七”北疃大惨案》一文，载《革命回忆录》第八期，中共定县县委党史办1982年9月铅印本。最后，法庭判处上坂胜徒刑18年。
上坂胜虽然服了罪，但日本军方的某些人似乎还不服气。在《华北治安战》一书中，仍把日军在北疃杀害的我抗日军民统称为“敌军”，以掩饰他们杀害平民以充战功的罪行。原文是这样的：当时步兵第163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大江芳若少佐）于5月28日在安国西南地区，急袭包围了约1000敌军，并在地道中予以歼灭。
这里5月28日当为5月27日之误，安国当为定县之误。尽管基本的时间地点都搞错了，但编著者惟恐读者未理解他们列举此战例的真实意图，又专门把大江芳若的长篇回忆，列在了下面：关于大江大队的歼灭战，据大队长的回忆如下：警备地区南部的沙河流域一带历来治安情况很坏，民众不与日军接近。大队在此虽反复进行了###，但未能与敌军交战。5月27日获得情报说，有一营###正在召村东南方北坦村附近修筑地道。
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2）
大队于当夜秘密从各警备队驻地出发，采取离开道路机动前进的方法，在拂晓以前包围了北坦村。天亮时开始了战斗，敌军虽猛烈射击，但我方逐渐压缩包围圈，攻入村内。此时一直坚持战斗的敌兵突然消失不见踪影。有时敌兵从房顶上抛来手榴弹，有数处地雷爆炸。
于是立即搜索村外的地道和村内地道口，切断了通向邻村的地道。村内地道及地下室内充满了敌兵，进行顽强抵抗，因而费了很大力气，全部予以歼灭，缴获颇多。
我方军官以下战死三人，伤五人。
此次作战取得胜利的原因：日军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受到民众的信任，从民众中及时获得了可靠的情报；预先研究了中共方面的地道战术，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了潜伏的敌人，并堵住了地道口。
而上坂胜的供词中，曾引用了大江芳若的报告，说到：“大队在战斗中，使用了赤简和绿简毒气，配合机枪扫射，不仅射杀了八路军战士，而且射杀了迷失逃跑方向的居民。此外，还对村内进行扫荡，很多居民逃进地下壕内，便向壕内投入赤简和绿简毒气，使其窒息。有的居民困惑痛苦而逃出，便对跑出的居民进行残酷的射杀、砍杀等。”
不知道是大江芳若的回忆中没有提及这一段，还是编著者有意进行了删改？《华北治安战》中所引用的大江芳若的回忆，既没有说杀害了平民，更没有说使用了毒气，反之，却说什么日军制胜，是因其精悍强干，军纪严明，得到民众信任！？
是编著者不熟悉这段历史吗？不是，我们知道，《华北治安战》一书是战后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而在这个战史室工作的，大多是前日本军队军人，其中不少人就参加过侵华战争，何况，从《华北治安战》所依据的资料看，有日本侵华时期上层的机密文件，具体执行者的日记、文件等，掌握的材料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应该是知道中国方面对北疃事件的态度的。
是编著者找不到别的战例来证实“五一”
大“扫荡”的“战果”吗？也不是。仅我方承认的失利战斗就有不少：5月11日40地区队在白宋庄被围，大部被打散。
5月12日，十八团在饶阳三角村与敌激战，团长牺牲；37地区队陷入重围，受到严重损失。
5月23日，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仁槐率警一团一部在护家池、陈二庄一带陷入合围，且战且走，仅突出十余人，张仁槐牺牲，警一团团长张子元投敌。
5月27日，45地区队在束晋地区吕厢口村遭敌合围，区队长刘进牺牲。
5月28日，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冈村遭敌合击，损失惨重，团长战死。
5月30日，警备旅和17团一部在深泽县北白庄被敌包围。
6月9日九分区机关率18团在东西城、赵庄、马阜才一带陷入合围。由于指挥员犹豫不决，拖延战机，突围失败，伤亡惨重。九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被俘（后绝食五日殉国），18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均战死，副团长被俘……从日方角度看，从这些战例中任意挑选一个，不比北疃战斗更有说服力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战史研究人员却偏要选择又杀平民、又放毒气按说应予回避的北疃战斗来说明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战功。”
没有别的解释，我们只能理解成，日方战史研究人员这么做，并非无意，而是有心。他们不是不知道北疃事件的历史事实，也不是不了解中国方面对北疃惨案的严正立场，却偏要以此来作为“扫荡”取得战果的实例。他们煞费苦心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或许就是对日军“赫赫战功”的夸耀和对中国终审判决的不服。
那1000多不屈的冤魄，能安心吗？还是让我们看一看历史的真相吧。
如果我们先放下书，静静的思考一会，脑海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日本人不“扫荡”别的村庄，而是都奔着北疃村来了？为什么全村上千口人，都是本乡本土，人熟地熟，就都没跑出去？为什么村里有地道，却全捂在地道里了？…………
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北疃村是定南县（今定县南部）的中心区，北有沙河，南有沙河支流，三面环水，村外又有一大片开阔地，易守难攻。县领导机关、部队以至分区机关，都常驻这一带。从1941年冬开始，这个村积极开展地道斗争，直至“五一”大“扫荡”期间，这个村还在挖地道。不仅村里各户相互挖通了，5月1日和5月15日，还与相邻的南疃村、东、西城和东湖等村挖通了。形成联通三村的地道网。“五一”大“扫荡”开始后，部队和民兵曾以地道为依托，于5月19日和5月23日，两次与出来“扫荡”的敌人展开地道战，打死打伤敌人二三百人。日本人对北疃村是恨之入骨了。
调集兵力，准备前来报复。这就是日军为何要冲着北疃村来的原因。
北疃村地道挖通，且连战告捷的消息传开后，地委、县里都觉得有地道依托，可靠，有利用地道再跟鬼子干几仗的想法，周围一些村庄的群众，也视北疃为保险地方，遇到情况不往野地里跑，都往北疃跑。其实，当时是日军未腾出手来对北疃实施报复，而我们一些干部群众却误以为“鬼子惧怕北疃，北疃是保险地。”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