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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晏殊在北宋政坛上一路通畅，门生无数，范仲淹、孔道辅、韩琦、富弼、宋庠、宋祁、欧阳修、王安石等北宋名臣皆出自他的门下，他本人为官处事坦荡无私，淡漠名利，大力兴学，而且才学精深，极受世人推崇和敬重。
贯穿晏殊一生的，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为人。才学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而得到提升，但是一个人如果失之诚信，品行有损，无法取信于人，他就会失道而寡助。寡助者，没有团队的助力，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很难获得更大的发展。才华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抱负得不到充分的施展，这样的人，他所感受到的满足感、成就感当然是有限的。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民无信不立。”即人没有信用将没有立足之地。从那时起，诚实守信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之一。一个不讲诚信的人，不会有前途；一个不讲诚信的民族，同样不会进步；一个不讲诚信的社会将是混乱的社会。人们身处其中，人人自危，社会动荡不安，幸福感必然会大打折扣。
然而，如今的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受着来自诚信的考验。这种考验，除了对自我的人格、人品测试，更来自我们对其他个体、组织的信任感危机。
婴儿奶粉，在发生了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后，终于曝出其中添加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添加剂的事实，有些添加剂更是属于严禁使用行列，由此揭开了这个行业由来已久的潜规则。结果，一些大牌企业落马，众多家庭纷纷对国产奶粉敬而远之，不得不以高价从国外购入奶粉。
婴幼儿食物尚是如此，大人的餐桌上更是“精彩纷呈”，被揭出“注水猪肉”、“瘦肉精”、“染色馒头”、“地沟油”等令人触目惊心的新闻，于是一时之间，很多人惊叹“吃无可吃”。
无信无立，个人不讲诚信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企业不讲诚信将面临消费者信任度崩塌，令企业辛苦打造的根基受损，甚至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打了水漂。
一个企业的倒下，不仅仅是企业品牌崩塌，与之相关联的各个岗位，各个环节上的人们将受到牵连。像三鹿乳业，在其扩张高峰期，曾解决超过3万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与之紧密相关的奶农、经销商、终端零售更是数量庞大。三聚氰胺事件后，三鹿乳业被北京三元股份收购，但也只能安置部分员工，其余人员还得另谋出路。
然而危机并非到此为止，由于三鹿一家企业的诚信问题，最终牵带出了包括蒙牛、伊利在内的乳业巨头存在的产品问题，导致了人们对国内乳业整体的不信任，并由此又辐射到了其他食品行业，于是染色馒头、地沟油事件风波再起，引发人们更大的反响和恐慌。尽管相关的企业和部门很快就做出了应对，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真相，就像大家熟知的“狼来了”的故事，不诚信的危害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个人的失信，会降低人们对人与人关系的信任，致使人们在互相打交道时小心提防，劳心劳神。所以，人们感叹，如今的社会人情淡漠，世风日下。
一个企业的失信，会影响与之相关的一大群人的生存，但更为严重的是，其影响将波及更多企业，导致消费者在购买时花费更多精力去甄别，或者花费更多金钱购买我们以为更为放心的产品，如此一来，劳心劳神。而企业为了消弭不利影响，做广告，做公关，聘请权威部门进行检测辟谣，企业也累。
一个国家的失信，直接影响到其在国际上的声誉，由此导致的信用评级的降低，给国家带来经济损失，这是最直接的危机。而另一方面，国民的自豪感势必也受到影响，总觉矮人一等。
中欧小国瑞士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中立国的角色，然而，由于在二战时期的失信行为，它背上了一块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当西面的法国半壁江山沦陷，瑞士的处境便变得十分艰难，德国和意大利在一旁虎视眈眈，意欲吞并之。而德国更是威胁要切断对瑞士的煤炭出口，在这种压力之下，瑞士选择了屈从于法西斯德国，为德国和意大利提供重要武器装备，拒绝帮助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侵吞犹太人的财产，为纳粹提供战争所需的外汇。
瑞士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其作为永久中立国的原则，尽管在纳粹和法西斯的包围中继续维持国家独立极其艰难，但是这种失信于天下的行为，即便是那些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瑞士人都为之羞愧。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诚信代表的是责任和进取，代表的是真诚和勇敢，而对诚信的漠视，则意味着对责任的逃脱，呈现出来的是人性的可恶、可怕、可耻。
当人们追随了几千年的道德之光渐渐离我们远去，当那些触动我们的心弦的美德以及其中蕴藏的希望凋零，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到了尽头。
这种走到尽头，并非是指作为个体的人生命完结，而是作为“人”存在的意义土崩瓦解，因为人的生存已经背离了人类生存的终极目标——幸福。
在苏格拉底的眼里，道德之美为幸福的极致，尽管他的这种幸福论历来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凝聚了人性中所有的美好，所有的希望，失去诚信，就会逐渐摧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纽带，将整个人类置于道德危机中，人也将无所谓幸福与否，也无所谓是否破坏掉别人的幸福。
经济危机猛如虎
从前我们都倾向于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产物，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一只蝴蝶在欧洲的某个角落扇动翅膀，都有可能影响到南美洲某个小国的经济命脉。没有哪个经济体能逃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力。
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历过多次重大经济危机，每一次危机的到来，都会导致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甚至倒退的状态，企业纷纷破产，失业人数大幅增加，生产力下降。
有一组对比数据可以提供有力佐证：2008年既是全球自然灾难大灾年，又是金融危机爆发年，自然灾难造成的损失为1810亿美元，而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给全球造成直接损失高达30万亿美元，可见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失确实是猛如虎。
老百姓对于经济危机谈“虎”色变，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经济形势转差，就业机会的减少，这是对老百姓生活最直接的影响。失业意味着收入来源减少或断绝，进而影响家庭的必要开支，挑战到家庭幸福指数。例如由于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因其家庭无法负担学费而辍学，政府用于儿童和青少年教育的经费开支缩减，甚至因为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预算减少，导致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年增加，青少年犯罪率升高。
对于成人来说，经济危机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许多已形成惯例的习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到了大的节假日，人们会相互赠送礼物，请客吃饭，联络感情。但是经济危机导致人们收入减少，钱包瘪了，在节假日上的开销也相应削减。不送礼或者送礼不那么大方了，聚餐的规格降低了，甚至不聚餐了。一件当成是传统或惯例的事忽然不做了，或者变样了，人们感受到的幸福感就缩水了。
第二个主要原因，则是历时长的经济危机，如果拯救无力，则可能因失控而导致新的一轮战争的爆发。
学过世界历史的人都还记得，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57年的美国，当时美国陷入银行系统瘫痪、粮食生产过剩、公司纷纷破产的危机当中。当危机迅速波及到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导致了一轮又一轮的破产潮，由此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由一场史上罕见的经济危机诱发的。开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跨时4年，是自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破坏力最大、影响最深广的一次。这次经济危机甚至导致美国经济倒退了20年，德国和英国倒退了30年。相当于之前几十年的生产力发展都付之东流。生产力的急剧衰退，引发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任何一个小事件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的动乱。于是，对外发动战争成为了当权者转移民众注意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在经济发展稳定时期，当权者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争霸；而在经济陷入危机之时，战争成为了拯救和带动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二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德、意、日发动，进而蔓延到了全世界。
正如前面内容所阐述，战争是幸福的刽子手，战争虽然能以一种极端方式扩大国内需求，加速商品的流通，但是，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战争只会代表着苦难，意味着无尽的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因此，经济危机也就成为了阻碍人们幸福的洪水猛兽。
贫富两极分化
人们已经知道，收入和财富的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幸福感，但是，当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财富获取越多，幸福感越强的时候，事实最终呈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在同一个社会里，财富的增加没能带来幸福感的相应增加？”2010年，英国两所著名学府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ofWarwick）和卡迪夫大学（CardiffUniversity）的两位心理学家带着疑问，联手做了一次深入的研究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当一个人的收入的增加，与他周围的人——同事、邻居、朋友水平相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明显改变，其幸福感亦然。但是当在这种对比中，这个人排名越高，即便其优势只是高出那么一点点，就能给他带来较高的幸福感，他在这种对比中获得的自我价值意识也会较高。
可见，人们在比较中的排名比起其绝对财富更能预示他们的幸福度，这也是为什么贫富不均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对贫富差距的拉大感到无比恐慌。
那么，贫富差距到什么程度时会影响到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程度呢？
国际上运用一个名为基尼系数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差距水平，借此人们可以了解某特定地区人们的幸福感情况。
所谓基尼系数，是一个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情况的一个分析指标，它是一个比例数值，最大数值为“1”，最小为“0”。
如果基尼系数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全部收入被某一方的人占有；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不同人之间的收入毫无差异，是完全平等的。在实际情境下，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发生。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基尼系数大于0。4时，人们对幸福感知会变得敏感起来，因此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国际上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是相对合理的，如果超过了0。4~0。5就表示差距较大，而大于0。5则表示差距悬殊。目前，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处于0。24到0。36之间，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是非洲的纳米比亚。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7年时已超过0。4，如今逼近0。5，将要触及贫富差距悬殊的红线。
占总人口20％的最低收入人口所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
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报告表明，通过将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进行对比，得出的倍数关系同样可以说明贫富差距情况。在所列国家中，日本是3。4倍，印度是4。9倍，美国是8。4倍，而我国是10。7倍，意味着我们贫富差距呈现一个持续扩大的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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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哲孔子曾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其中他提到的“均”，并非是要人人平均，而是要各得其所，防止贫富之间差距过于悬殊。
两千年后，无论是“伊斯特林悖论”还是英国大学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报告，都以详尽的数据验证了孔子未曾阐述的一个道理：贫富不均会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造成负面影响，在贫富差距现象中，处于下风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产生仇富心理，从而导致贫富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仇富的社会里，富人没有安全感；穷人则不安于现状，社会就会陷入动荡。
所以，孔子关于“均”的思想在当今社会背景下同样适用，它符合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2012年，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联合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报告指出，我国在30年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已经高达3。3倍，而国际上这个数值最高在2倍左右。我国行业之间的员工工资最高和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这些少数人所在行业多为房地产、矿产、证劵等暴利行业，或从事与土地、资源、资本有关的业务。财富集中化的结果，使我国中间阶层缺失，而处于两端的贫富群体之间的差距愈加扩大。
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数量的多寡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一阶层的断层，也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
信仰缺失，心无所依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一种精神作为脊梁，信仰就是这道脊梁的构成力量之一。大文学家雨果说，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幸福。
人之所以需要信仰，是因为信仰具有给予人希望的属性。人性从未达到完美，而信仰给了我们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的启示，它推动着我们不断完善自我，勇敢向前。所以，信仰是我们不断获得幸福感的源泉所在。
很多人的信仰通过宗教形式来得以实现，他们信仰的对象多为某位全能的“神”，有的人信仰的是某种主张，某种主义，甚至是某种现象，某种力量。无论信仰的对象为何物，信徒们坚信自己信从的是正确的，是能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他们会在意识中构建一套人生价值体系。从这个角度来说，信仰其实是心灵的产物。
有信仰的人，一定是有所求的。缺乏什么，就会希望得益于某种强大的力量，使自己的所求得到满足。只要到寺庙里走一走，就不难看出，敬拜观音菩萨的，多都是求子求孙的；敬拜大雄殿的，所求就很杂了，求平安，求事业顺遂，甚至求姻缘。更有些人特地绕道去一趟关帝庙——这也是中国特色，在佛教寺庙里建财神庙，满足了朝拜者的多重需求，利人利己，皆大欢喜。而虔诚下跪求拜的人，不管灵不灵验，首先求一个心安。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余波震荡，求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