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
经济失衡与货币危机
繁荣的代价
经济失衡与通货危机后天有多远？
至少从正式并大规模使用纸币的赵宋王朝，到因币制崩溃而落荒逃离大陆的蒋家政权（公元960—1949年）的这段历史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一个所谓的“千年规律”： 通货危机实乃王朝倾覆的最直接、最致命的原因。
——张宇燕： 《通货危机与王朝倾覆》
是什么造就了虚假的繁荣？是什么造就了投机和泡沫？是什么造就了史无前例的全球金融危机？一些人认为，金融危机不可预测，是典型的“黑天鹅”事件——即那些极少发生的、发生之后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在事前又很难预测的事件。正如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其《黑天鹅： 如何应对不可知的未来》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一次观察就可以颠覆上千年来对白天鹅的数百万次确定性观察中得出的结论，你只要看见一次黑天鹅就够了”。另一部分人认为，金融危机是可以预计的，因而金融危机只是“灰天鹅”事件。
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终身荣誉主席利奥？梅拉梅德把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总结为七条，如果将其作一个大致的归类，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宏观经济政策的短视、金融监管的失误以及人性的贪婪。
必须承认，梅拉梅德所列举的流动性过剩、低利率、场外交易、房屋再贷款和次贷、房利美和房地美、企业“大而不倒”的理念、贪婪等都是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我甚至还可以列举出更多，比如日元套利交易、利益集团的作用、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等。正如梅拉梅德自己所言，“这次金融危机不只存在一个罪魁祸首”。
尽管如此，但面对金融危机我们依旧十分无力。我们可以在事后归纳出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我们甚至在2005、2006年就指出了流动性过剩会造成全球性的金融泡沫和流动性发生逆转的可怕后果，我们甚至早就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局面不可持续，发生局部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但我们依旧没有预测到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当时，我们认为在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外围”的框架下，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很大，而确实没有想到中心国家——美国——首先会爆发金融危机。今天，距离次贷危机爆发已经三年了。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如今，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持续，全球经济依然处在二次探底的风险之中，我们依然无法预计它何时能彻底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
在危机面前，除了需要总结教训、避免历史重演之外，我们恐怕还得学会调整自己，适应危机，并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和货币体系做些设想或“思想实验”。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常态，是无法完全避免的。金融系统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它不是从内部爆发危机，就是作用于实体经济爆发危机。因此，我宁可把金融危机称之为“灰天鹅”事件，但解释却与梅拉梅德不同——那些你只能“窥一斑”而无法“知全豹”的事件，那些你能够准确地“知其一”而不可能准确地“知其二”的事件，那些我们只能做到“一知”而“半解”的事件……
导读（2）
更进一步说，这场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总是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我们是无法准确地预测。这场危机也告诉我们，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最基本的单元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不但是有限度的，而且是可能逆转的——WTO框架照样解决不了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还是牙买加体系都解决不了对美元的约束问题。只有是对美国有利的事情，美国才会支持；反之则反是。符合美国利益才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通行无阻的前提；反之则反是。因此，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趋势不是不可能逆转的。
金融危机之后，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滑铁卢”，他们早早指出了问题，却无法提供一个现成的可操作的方案让世界经济走出困境。
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用器物、制度和观念来划分文化的不同层次。其实，以此来描述我们面临的困境之源似乎也很恰当。从观念来讲，美国式的消费资本主义把世界引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消费无度的生活方式，寅吃卯粮的借贷观念，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在美元体系的保驾护航下膨胀到不可持续的地步。美国式消费资本主义的恶果之一便是全球经济失衡，美国以外的国家都被绑在消费主义的战车之上。到头来，成也消费，败也消费。消费主义的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全球经济的复苏依然寄希望于美国消费的复苏。
从制度上讲，美元体系成为美国透支美元信用、无偿占有他国生产剩余、并轻易赖账转嫁危机的吸血管道。在这一体系下，产油国、亚非拉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生产国只能开动机器向美国出口，换回时刻有贬值风险的美元，还不得不把大部分贸易盈余投向美国的国债，从而第二次承受风险。尽管世界各国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此起彼伏，但我们依然看不到改革的迹象，想改变美国的美元霸权地位，谈何容易！
从器物来讲，更可悲的是，在全球“生产—消费”链条的运行中，大宗商品价格不断被推高，导致上述生产国贸易部门成本提高，贸易条件恶化，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在次贷危机爆发后，这些国家不可能幸免，由于其经济的脆弱性，他们所受冲击更大。一旦经济危机蔓延，几十年的经济成果可能毁于一旦。而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更让生产国的气候与环境雪上加霜。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数症并发，各国都难逃一劫。“狼藉残红”，落花满地，大浪淘沙，到最后谁先站起来，谁就是世界的老大。
中国经济身处其中，难以幸免。30多年以来，中国依靠开放、改革、二元结构、地方竞争“四轮驱动”创造了经济腾飞的奇迹。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大幅度下滑，内需不振，就业形势严峻，创造中国奇迹的驱动力明显乏力，并且已然不可持续。靠盖房子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危如累卵，靠做衣服支撑的大国经济极其脆弱，靠血汗工资支撑的贸易模式受制于人。
当前，全球再次进入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时代，中国紧随其后。我们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宽松经济政策依赖症。即便我们通过老办法（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克服了当前的经济危机，那么以后呢？短期看，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政策必然被政策执行者落实为增长第一；长期看，没有结构调整，中国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上一个困境走了，下一个困境又来了。10年前的问题我们当下依然存在，10年后的困境我们现在就可以预期。
如果说中国奇迹的产生靠的是观念、体制（制度）、模式（器物）的创新，那么克服当前困境和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仍然在于创新。创新不仅仅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更是对我们发展观念、体制和模式的改变。
从观念上讲，发展至上的价值理念必须得到改变。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总结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得与失，制定突围的长期战略，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植于工业生产之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无法应对信息经济和低碳经济潮流之下的经济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挖掘*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理论的现实价值，创新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指导思想。
从制度上讲，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必须打破制约改革的种种藩篱。没有社会保障的全面建立和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内需就无法真正启动起来；没有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改革，科学发展观就无法真正落实；没有医疗、教育、铁路、金融服务等国有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开放，国内统一大市场就无法形成。
从器物上讲，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就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新兴产业引导，下一个30年的中国奇迹就很难被创造出来。我们根本不可能重复西方工业化的模式，依靠消耗资源能源支撑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已经付出了资源、环境、气候和国民健康等巨大代价。
俱往矣！
尽管我们还无法清楚地描绘未来几年、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但我们清楚地知道，支撑世界和中国发展的观念、制度和模式必须改变，中国必须为未来的发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和改革动力。很显然，能否创新我们的发展理念、制度和模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也是对中国人智慧的一次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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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危机的逻辑
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说，货币是件太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货币是经济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甚至货币结构中出现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变化，也会对经济产生深远而预料不到的后果。但在很大程度上，货币又是一个看不见的因素（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的祸害》，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1页）。就如同“在1873年的铸币法中删掉一行字就把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搞糟了几十年——实际上是近乎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一样，1971年尼克松总统让美元和黄金彻底脱钩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图景。
1973年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与黄金脱钩，美元取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石，美元本位制确立。美元本位制成为全球经济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的根源。近年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本质上是纸币本位下的一种货币现象，它与全球经济失衡密切相关。在金本位制下，贸易失衡会给赤字国家带来经济萧条压力，失衡会通过两国相对价格的变化进行自动调整。因此，贸易失衡不会维持很久。金本位制具有自动调整机制，防止各国贸易帐户出现失衡的功能。在金本位制下世界经济不会产生失衡和流动性过剩现象。
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把美元负债输送到主要贸易伙伴，世界其他各国把产品以信用方式销售到美国。之后，美国的贸易伙伴将其贸易盈余（如东亚地区的巨额贸易顺差、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等）重新投资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从而使得美元回流到美国。美元回流机制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改善美国的国际收支。但是，美国贸易伙伴的贸易盈余大量增加，美元储备资产也随之增加，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内部银行信用膨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暴涨，并经历从繁荣到衰退的泡沫破灭过程，对该国银行体系和政府财政造成打击。同时，美国国内也会因为美元回流造成资产价格膨胀。由于美国持续大量输出美元负债，美元信用受到各国质疑，美元对其他货币和黄金的汇率将会出现大幅度下跌趋势，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也面临调整压力。各国经济繁荣时期的生产能力扩张、过度投资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衰退时期通货紧缩的主要来源。美元本位制的缺陷使得世界经济走上了经济失衡（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膨胀、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链条。
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的问题是，石油输出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积累的大量贸易顺差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而是被储蓄起来，因而导致全球实际利率偏低。于是，资本首先流向了全球信用最好、意愿最强的美国市场，致使美国实际汇率上升，经常帐户赤字大幅度增长。这一面的理由成了美国最好的自我辩护词。
是的，硬币是两面的。但肯定有正有反。而我宁肯相信美元本位制是硬币的正面。毕竟，19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是从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无数的研究也证明了脱离黄金之后的“美元的祸害”（借用弗里德曼著作书名“MONEY MISCHIEF”），美元实际上失去了支撑。《美元的坠落》的作者安迪森？维金给我们描述了这个熟悉的场景：“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终结了美国货币与黄金本位之间的姻缘。从此以后，美国货币与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之间不再有任何瓜葛，它的唯一支柱就是国家信用。”安迪森？维金说GDP是最具有欺骗性的，美国实际上充斥着虚假的泡沫经济。而至今依然走贬的美元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存在于美国的生产率问题。“长久以来，在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劣势，这也是美国国际信用不断受损的根本原因”。
美元本位下的世界经济注定要经历通胀－通缩－通胀周期往复，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十年八年就要来一次；美元也注定陷入强弱交替的宿命，所以我们看到美元崩溃的风险从来就没有消失过。柏林墙倒塌后，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全球大市场规模空前，金融市场的传染性和脆弱性也大大不同于以往。美国的一场次贷危机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大动荡，流动性过剩的形势很快逆转。以往的经验表明，外围国家虽然从全球化中获益，但在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发生时也是首当其冲。
是的，货币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他们设计的货币制度跟我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从货币体系的角度看，我们无法摆脱“不在泡沫中疯狂，就在泡沫中灭亡”的宿命。泡沫造就繁荣，也造就毁灭。环顾世界，股市的疯涨，资产价格的膨胀让人们感受到了全球流动性过剩下的“大繁荣”，“大萧条”时代已经被人们封存在记忆里，永远不会“YESTERDAY ONCE MORE”。也难怪，人们总是“善于”遗忘，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市场上每天都在上演着历史。此时此刻和彼时彼刻一定是不同的，但人性的弱点不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有太多变化。不过，金融市场上流行一句话：如果要生存下去，你得学会进化。
回归金本位不见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最好选择。回到原始的金本位制无疑相当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时代；回到黄金－美元本位，控制不了美元的发行，希图通过黄金挽救美元泛滥也是徒劳。要害的问题是维系国家信用，控制全球货币发行的增长速度。这是一项全球公共产品，没有大国之间的协调和相互监督不可能完成，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世界中央银行的改革也不能完成。理查德。邓肯说，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当必要的工具都已经具备后，需要的就是领导力和政治家般的坚强意志，以创造出一个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满足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时间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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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霸权的命门（1）
问题也许往往产生于我们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上。最近，关于国际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事情的起因是伊朗成立了以欧元作为石油交易计价货币的石油交易所。一些权威机构和经济学家惊呼美元霸权时代就要终结。按照常理来说，在市场上买卖商品只是涉及到三个方面：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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