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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要钱，气候危机要命（2）
一些国际机构的领导人和各国政要之所以一再强调不要因为金融危机而耽搁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恰恰说明，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受阻，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全球减排协议的前景令人担忧。而要想改变这一矛盾，必须实现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毕其功于一役”，走低碳经济之路。哪个国家在低碳经济道路上走的更早，更快，哪个国家就能为本国在未来争取到更多的发展空间。
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并不矛盾，认为金融危机会打击人们应对气候危机的努力倒也不必。我在不久前的文章中也提及，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走低碳经济或者绿色经济的道路来同时应对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最近看到媒体报道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印尼总统苏西洛、波兰总理图斯克和丹麦总理拉斯姆森共同为《国际先驱论坛报》撰文称：“当世界面对多个危机考验的时候，答案就在于寻找共同之处。目前，世界面临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两大难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展绿色经济”。看来我这种思路还是有同盟军。
金融危机是如何造成的？表面的逻辑关系很简单，深层次的问题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以及美元体系的内在缺陷。气候危机是如何造成的？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结论，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化石燃料的燃烧排放、土地利用、森林减少等。
解决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都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整个经济体系的再造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的投资不仅有利于减少排放，而且可以刺激经济复苏，创造大量的就业。据布莱尔报告的统计，目前有超过200万人受雇于可再生能源行业，1998年至2007年期间，对新环保技术的投资从100亿美元上升到660亿美元。在中国，可再生能源领域估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从业人员，其中60％在太阳能制造和服务领域工作。而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预测，到2020年，全球在零温室气体排放能耗方面的投资将达到万亿美元。目前，全球大约有200万人就职于风力与太阳能产业，其中一半在中国。在巴西，其蓬勃发展的生物能源产业大约每年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职位。在德国，到2030年，环保领域的投资大概是现在的四倍，占工业产值的16％，就业人数将超过其汽车产业所吸纳的工人。
长期看来，低碳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加入绿色要素，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或半脱钩。如果说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的话，那么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将成为第四次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契机。
依照目前的形势，无论减排协议是否达成，各国强制或自发的减排活动已然并将继续催生和推动一个庞大的碳交易市场。由于结算货币的天然多元化，美元将无法继续垄断这种最大宗交易的结算货币地位，那么美元体系必然得到修正，多币种竞争的格局将会产生，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得不进行重构，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最为关键的是，这种绿色投资将改变人类在能源供应和消费发展趋势上的不可持续性，彻底摆脱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按照国际能源署（IEA）2008世界能源展望的说法，人类当前面临两大能源挑战：保障可靠的、廉价的能源供给，实现向低碳、高效、环保的能源供应体系的迅速转变。能否成功解决这两个问题，将决定未来人类社会的繁荣与否。IEA认为现在急需的是一场能源革命。
我们是需要下定决心了。不要在争论中浪费我们应对气候危机的时间了。尽管我是一个经济学学者，但面对技术的极限和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特别是人类智慧的极限，我时常为经济学家们对未来的乐观和自负而感到担忧。房子都着火了，就不要再讨论着火是否会耽误做饭的时间这样的问题了。更可笑的是，一些经济学家还没搞清楚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宗教和价值基础是什么，却非常善于用人的一生的收入来拟合所谓生命价值，从而去估算为应对气候危机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大多数经济学家缺乏气候科学方面的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但他们似乎特别敢于轻易否定IPCC几千名科学家做出的结论。当他们无法辩驳气候科学家们的结论时，阴谋论就成为挡箭牌：气候学家无非是要把问题说的很严重，以此来太高地位，引起重视乃至获得更大的科研项目资助；政治家要用气候变化引导选民，获得道义制高点；某些国家是为了制定国际规则，压制发展中大国发展等等。不一而足，小肚鸡肠，可笑而又令人无奈。
所以，人类首先需要的是一场思维革命，价值观革命。如果无法认清发展的目的，人类就永远只能在不断的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中轮回。即便不是在气候危机中灭亡，人类也很可能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内在悖论而在其他灾难中消失。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的背后可能正是人类价值观的危机。
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1）
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趋势，是人类应对能源、环境和气候安全挑战的必由之路。发展低碳经济也适合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既能摆脱对碳基燃料的过分依赖，减轻高油价的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又能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节能减排政策，“十一五”节能降耗目标的制定更是为低碳经济发展提出了量化的指标，是中国走向低碳经济之路的重要尝试。六月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暨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明确指出，“要把应对气候变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采取法律、经济、科技的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为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各方面应当在具体措施上认真落实好中央这一新的决策。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将培育以低碳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交通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中的最大卖家，碳交易的实施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走向低碳经济。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增加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乃至掌握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
迄今为止，国际上目前普遍看法是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看成商品，但从货币角度对全球碳交易体系进行探讨的文献为数不多。笔者把碳货币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来讨论。
第一，碳排放权交易的结算货币问题。碳交易与货币主导权联系在一起，起因于《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京都议定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带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于2005年正式生效。议定书规定在第一阶段（2008～2012年）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国分为附件1国家（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发展中国家）。其中，附件1国家在京都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减排承诺，如欧盟15国需比1990年排放水平减少8％，美国减排7％（2001年已退出），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否则将受到严厉的经济处罚。非附件1国家暂不承担减排义务。
目前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京都协定的超级大国（但奥巴马政府已经承诺到2020年将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排17％）。根据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数据测算，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欧盟15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主要减排国在BAU（business…as…usual，即“一切照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2008～2012年）的减排缺口将达到亿吨。
为了推动各国主动、积极的减排，《京都议定书》设定了三种碳交易机制。这相当于在世界有形商品贸易体系之外确立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无形商品贸易体系，而这张纽结世界新型贸易版图的核心正是基于现代国际规则而产生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有价商品——碳信用。在其设定的三种交易机制下，碳交易风生水起。它用联合履行（JI）和国际排放贸易（IET）的双重机制打通发达国家之间的碳交易市场，用清洁发展机制（CDM）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交易管道。这三种交易机制都属于“境外减排”，即把碳排放权量化并定价和交易，减排量就成为了一种可以交易的大宗商品或者财富。
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2）
从历史经验看，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往往要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其中，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贸易的计价和结算绑定权往往是货币崛起的起点。
根据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以是否受京都议定书辖定为标准，将国际碳交易市场分为京都市场和非京都市场。其中，京都市场主要由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 ETS）、CDM市场和JI市场组成，非京都市场包括自愿实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强制实施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温室气体减排体系（GGAS）和零售市场等。碳交易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更高。市场规模迅速扩容，2012年有望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宗商品。新能源贸易——碳信用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目前，EU ETS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遥遥领先。2007年交易量达亿吨，成交额达280亿欧元，分别占全球碳交易量62％和交易额70％。CDM（包括一级CDM和二级CDM）市场位居第二，2007年交易量为亿吨，交易额为120亿欧元，占总交易量35％和总交易额29％。再次是JI市场和自愿市场等。
因此，与传统的大宗商品交易不同，在碳交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问题上，欧元已经领先，而美元稍显逊色。EU ETS主要的碳排放交易所包括欧洲气候交易所（ECX）、法国电力交易所（Powernext）、北欧电力库（Nord Pool）、欧洲能源交易所（EEX）和澳洲电力交易所（EXAA）和环境交易所（Bluenext）等，这六大交易中心均用欧元标价。此外，二级“核证减排额”（CERs）和CER期货、期权市场增速极快。ECX、Nord Pool已经推出了二级CER现货和CER期货交易，其中ECX于2008年3月推出CER期货合约后，仅1个月交易量就高达1600万吨CO2。这部分新增市场主要在欧洲市场进行，以欧元计价。
与之相比，以美元计价的CCX和推出环境衍生品的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纽约商业交易所（NYMEX）的交易规模相形见绌。毋庸置疑，欧元是碳现货和碳衍生品场内交易的主要计价结算货币。
场外交易也很活跃。据世行统计，EU ETS 80％的交易量发生在场外市场（OTC），其中伦敦能源经纪协会（LEBA）完成的交易活动占到了OTC市场的54％。
由于一直以来英国都是碳减排最坚定的执行国，尽管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 ETS）已并入EU ETS，但伦敦作为全球碳交易中心的地位已经确立，英镑作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空间能够继续保持。
此外，日元、澳元、加元、新元、港币等都具提升空间。转型国家的货币如卢布，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如卢比等也将有一席之地。
由于中国没有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控制，碳减排量就不可能成为稀缺资源，就很难建立繁荣的碳交易市场，人民币也很难成为碳交易的结算货币。总量控制和碳交易实际上是皮和毛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总量控制，碳金融市场的建设将大打折扣，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会受到影响，更遑论争夺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如不奋起追赶，人民币很可能会因为碳交易标价权的丧失而错过成为国际货币的历史机遇。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低碳经济下的货币主导权（3）
第二，碳货币的发行问题。全球碳交易市场可以划分为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pliance…driven market，强制型市场，包括某些自愿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合规义务的市场）和自愿型市场（voluntary market）。履行减排义务驱动的市场是指由强制性减排义务驱动的碳市场，大部分买家从事碳交易是为了满足（目前或预计）国际、国内或国内某些区域的碳排放约束的要求。而自愿型市场的需求并不由履行减排义务的要求来推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供碳减排额是不确定的。
实际排放额低于碳排放指标分配的“节约量”，就是该时期碳货币的总量，即这个节约量相当于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也即发行了一种碳货币。这个总量取决于人类实施碳减排的力度，同时还取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趋势和惯性。
众所周知，纸币发行是基于政府信用和国家立法强制推行，碳排放权与之相似，所不同的是其执行基础是国际协定和规则。假设美国决定发行一种新型货币取代美元，则美元的价值就会丧失。同样，如果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决定不再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CERs用以满足其履约义务，CERs的价值将消逝殆尽。这充分说明，不同种类碳信用的内涵价值基于《京都议定书》、后京都的各阶段全球碳减排协议，以及各个强制型市场的内部减排规则而产生和变动。
有趣的是，碳排放权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属性恰恰是基于国内法和国际规则的信用秩序而建立，而不像粮食、原油等商品不需要任何政府背书就天然拥有稳定的价值基础。由此，碳货币本位的设想也不同于金本位或其他一篮子商品本位等纯粹商品本位的货币体系改革方案，而近似于一种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于美元自身的稳定及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表现出忧虑的情绪，对美元的不信任感增加，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信用货币时代，美元的强势并非体现在其汇率的高低上，而是体现在其作为大宗商品的结算货币地位和支付手段地位上，因此，美国并不一定会因为国际社会的职责而维持美元的汇率强势。相反，弱势美元政策恰恰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是美元霸权的具体体现。碳货币的出现，将给美元带来一定冲击，也将给非美国家在国家资产储备上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既然美元不稳定，非美国家完全可以选择像黄金一样的信用商品——碳减排量（碳货币）。
各国的目标减排量是基于自身减排能力、经济结构、减排行业重点和经济增速下限承受力等综合因素设置的。在满足全球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各国根据其自身情况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承诺相应比例。根据实施的情况，每个阶段的分配方案还可以做出微调，但总的来说约束将越来越严格。
各国如何赢得碳货币的发行权？根据《京都议定书》和后京都的各阶段全球减排协议确定的排放总量、减排目标和交易规则，已承担减排目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