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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国的崛起几乎可以与金融无关，没有金融的支持，帝国仍然可以依靠的是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称雄四方。但四百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近现代大国可以不依靠金融而能够确立其国家地位。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四百年前奔涌而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的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才能实现古代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这里的金融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乔万尼。阿瑞吉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所说的“巨额融资”能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亦随之改变。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相关关系。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他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
国人依稀还记得，道光朝以来，面临外部战争威胁的大清帝国竟然无法为抵御外敌筹措到足够的军费。鸦片之耻、甲午之辱、八国联军火烧我“万园之园”的切肤之痛，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华帝国在关键时刻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打仗又岂有不败之理？然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估计，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的GDP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竟然是英国的4倍，日本的5倍。真是可叹、可悲！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2）
创造了文官体系的中华帝国，竟然没有创造出一个哪怕比较初级的金融市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把苛捐杂税的盘剥变为政府的承诺，至少在战争时期可以筹措到足够的军费。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单一，即便有可御敌之兵，但却没有充饷之银，国家无法供养庞大的军队攘外安内。金融市场的缺失不但让帝国自取其辱，还使其自毁长城。国家将组建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个别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经在拥有强大“巨额融资”能力的列强来到大清国国门的时候注定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金融市场当然不单为战争而设，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由于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比较稳定，经济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通过对1500－1990年近500年中世界经济霸权更替现象（从意大利城邦到欧洲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研究指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有它的幼年、青年和暮年。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个国家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从兴旺到衰弱的变化，并由此决定着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抑或是否被其他国家代替。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内部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金德尔伯格虽然没有在其著作当中说明，但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经济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1772－1773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首要金融中心。1780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世界金融中心从此成为英国的首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身上。1929－1931年发生在纽约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就如同当年先辈们生活在“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一样。我们很自然的会联想到1990－1992以及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东京没有出现成为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相反，日本资本在北美遭受惨重损失。乔万尼。阿瑞吉等评价说，危机使其更加扎根于东亚地区，不再流向北美。这一资本分布巩固了东亚地区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巨型城市以及中国台湾。
但是必须得承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并不表明东亚的金融力量超过了美国，这些金融中心依然缺乏从制度和规模上支撑其扩张的能力。然而当今世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元正在坠落。
在《美元的坠落》的开篇，安迪森？维金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个熟悉的场景：“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终结了美国货币与黄金本位之间的姻缘。从此以后，美国货币与黄金（或其他任何商品）之间不再有任何瓜葛，它的唯一支柱就是国家信用。”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3）
放弃了金本位，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那么谁在支撑美元？谁在支撑美国的国家信用？是GDP？是生产率？安迪森？维金说GDP是最具有欺骗性的，美国实际上充斥着虚假的泡沫经济。而至今依然走贬的美元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存在于美国的生产率问题。“长久以来，在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劣势，这也是美国国际信用（即美元）不断受损的根本原因”。 我想，如果要指出一两个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可能是其中之一。有关货币的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的研究和关注，但也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
在我看来，美元本位下支撑美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游弋在大洋中的航空母舰。设想一下，如果再有一次珍珠港事件，你手里的美元可能会一钱不值。
放弃了金本位的美元注定要坠落。特里芬难题是对美元及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诅咒：如果世界各国都需要美元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的话，美国就必须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来输出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人们就会对美元产生贬值预期，从而抛售美元，加快美元贬值的速度和加深美元贬值的幅度，甚至导致美元危机的爆发。
如果美元坠落，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还能够存在吗？谁来取代纽约？谁来取代美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安迪森？维金倒是比金德尔伯格更直接。金德尔伯格只是“预测”说，世界将呈现混乱局面。未来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崛起于混乱的世界中。又是美国？日本？德国？欧盟？澳大利亚？巴西？或者是中国？也许“预测”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出现总比直接指出哪个国家将替代美国更符合作者的感情诉求。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或许是作者“善意”或者“故意”地忽略？而安迪森？维金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今天，美元的价值对外国货币的价值正在不断萎缩。那么，谁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领导者呢？毫无疑问，他就是中国，一个在1971年正处在共产主义最低潮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投融资体制、监管、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获得超乎他国的“巨额融资”能力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外乎四个：高效的市场、健全的监管制度、成熟的机构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完善的金融市场不仅有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分偏重于间接融资的局面，降低银行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其意义还在于让中国获得巨额融资能力。金融市场有了希望，中国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才有希望，中国的崛起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2006年12月。
世界货币的历史轮回（1）
管清友 张明
大约在5年以前，有学者曾预测，到本世纪前10年结束时，全世界的货币种类将从170种左右减少到15种以下。按照目前的态势，除非欧盟东扩速度和美元化趋势加快，同时亚洲共同货币在不久后问世，否则在2010年左右世界货币种类减少到15种以下的预测可能是过于乐观了。
不过，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对未来世界货币种类将会大幅减少的预测。我们的预测是长线的，在未来100年到150年左右，世界货币的种类将会减少到5种以下；在未来300年到500年的时间内，世界货币很可能回归到一种。而当世界货币只有一种的时候，也就到了我们中国古代先哲们所向往的大同世界了。
也许有人会嘲笑我们“痴人说梦”，但我们对此很有信心。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历史的一个长期考量。我们的古代先民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充当货币，后来金银承担起了货币的职能。这也就是*所说的，“货币天然是金银，而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不过，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却是到了19世纪后期的事情了，它与经济全球化密不可分，并且其历史伴随着大国的兴衰，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
金本位的产生始于英国，这具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笔者已在《牛顿和英国的金本位》（《经济学家茶座》第二十一辑）一文中有过讨论。历史往往就产生于偶然之中。19世纪后期，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在金本位制下，由黄金充当世界货币，而且金币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兑换，以及自由铸造或融化。金币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各国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和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铸造或融化保证了各国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此，金本位制是在当时全球环境中净收益最大的一种制度安排，它维持了各国汇率的长期稳定，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金本位制实施了近40年时间。到一战之前，随着国际形势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实行金本位制的成本逐渐上升。首先，金本位制过于刚性，它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受制于世界黄金产量的增长；其次，由于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差异，黄金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国手里，造成其他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在实施金本位制的成本超过收益后，它最终于一战爆发之时轰然倒塌。
一战以后，恢复经济成为各国的首选目标，固定汇率制仍然受到青睐。在吸取了金本位制崩溃的教训后，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确定了一种节约黄金的金汇兑本位制。各国货币被规定一个含金量，代行黄金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黄金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充当支付手段。这个货币制度在一段时间内是相当成功的，它为各国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出了贡献。但是黄金数量依然满足不了世界经济增长的需求。当黄金的不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到来之时分崩离析。
二战以后，经济发展重新成为世界主流。经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混乱的国际金融秩序的体验，人们充分认识到缺乏协调的全球浮动汇率制度的危害。于1944年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该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应了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经济领域内单极化的现状，有力地促成了战后20年“黄金时代”的形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世界货币的历史轮回（2）
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日德等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下降使得美元不再能够承载整个世界对于本位货币的需求。美元清偿力供应与美元信誉不可兼得，美元危机随之爆发。随着“互惠信贷协议”、“借款总安排”、黄金总库、黄金双价制以及特别提款权等援助美元计划的失败，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彻底崩溃。
1978年的“牙买加协议”生效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开始进入牙买加体系时期。这个体系是相当松散的，其特点在于黄金的非货币化、储备货币的多样化和汇率制度的多样化。全球浮动汇率制开始取代全球固定汇率制成为新的时尚。在1992年IMF的167个成员国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国家多达78个，而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
在牙买加体系下，80年代发生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债务危机，90年代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区域性货币危机。负责维护国际货币秩序和协调国际货币关系的IMF，并没有对债务危机和货币危机的防范和援助起到应有的作用。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而美国在独享铸币税的同时，又不肯承担起维护和协调国际货币秩序的责任。国际货币领域内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分配、国际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不断增强，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脆弱性不断加大的事实充分表明，牙买加体系只是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亟待产生。
“石油——美元本位”？
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格局仍然维持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其主要方式是通过美元垄断大宗商品交易媒介地位的方式实现的。全球范围主要的石油现货市场有西北欧市场、地中海市场、加勒比海市场、新加坡市场、美国市场5个。石油期货市场有纽约商品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以及最近两年兴起的东京工业品交易所。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的石油期货市场都是以美元作为计价、交易和结算货币单位的。欧佩克（OPEC）一篮子平均价所监督七种原油也是以美元作为交易计价货币的，包括了世界上几乎最重要的石油现货交易市场，即阿尔及利亚的撒哈拉混合油（Saharan Blend）、印尼的米纳斯油（Minas）、尼日利亚的博尼轻油（Bonny Light）、沙特的*轻油（Saudi Arabian Light）、阿联酋的迪拜油（Dubai of the UAE）、委内瑞拉的蒂亚胡安油（Tia Juana ）和墨西哥的伊斯姆斯原油（Isthmus）。
为什么会在石油交易中全部选择美元计价？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石油太重要了，是工业社会的血液，现代社会对石油产生了最大程度的依赖。油价是一切价格当中最基础的资源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