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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我来美国以前，很少有机会看到美国的影视节目，记得像《教父》这样的著名大片还是在外语学习班里，作为内部教学片看的。来美国后，看电视自然成了我的一大享受。
我们都相信，要想了解美国，要提高英语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看电视。刚来美国时，我每晚与电视相伴，当时正热播安吉拉·南斯伯利主演的系列侦探片《书写谋杀》，这个系列片极为罕见地制作了200集，从1984年开始，不间断地播出了近15年。我在来美最初的那一两年间成了这个系列片的俘虏，几乎一集不漏地看下来。
那时我们住的是单卧室带客厅的公寓，电视机和录像机放在客厅里，女儿的书桌放在卧室内，客厅和卧室间只有一道门。只要客厅的电视机一打开，女儿就从卧室里钻了出来。这个片子我是鼓励她看的，因为我认为看侦探片有助思维，能开发智力。那时她虽然只有七八岁，逐渐地已经能够和我讨论分析剧中的案情。和小女一起看电视，还能展开讨论，个中的乐趣真是无以言表。她小时候，我鼓励她长大学法律、当律师，看侦探片对于培养逻辑分析及推理能力很有帮助，就如立志长大当科学家、工程师的，多看科教片、科学家传记一样。
不过，我对电视节目的兴趣不仅在于此，我是什么节目都看，而她显然也是爱好广泛。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只要电视机一打开，卧室的门就像是被遥控似的，跟着自动打开。接着，她从门缝里悄悄钻出来，“没商量”地看起来。虽然看电视并没有很大害处，不过，我对她的人生可是有规划的，对她的时间可是有计划性和系统性安排的呀。所以我总是劝她回到卧室里，回到她的书桌边去。我说：“进去吧，进去做你的事儿去吧。”她总是说：“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吧。”催急了，她会退到门边，手掩着门，眼珠子盯着电视机，眼皮都不眨，口里还是说着“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啦！”
真是没办法。我知道，只要客厅里的电视机开着，女儿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做她的“事儿”。我已经为她规划了让她做不完的事儿。为了让她集中精神，我只能忍痛割爱，舍弃看电视的爱好。
要成事，必须要下决心，有坚忍的自制力！
我毅然决定，除了对她确实有意义的节目，我们大家一起看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家里的电视都不开。实际上，后来可能是一两个星期才开一次。我也逐渐把兴趣转到读报纸和杂志上来。
这样的规矩一直持续了两三年，直到我母亲从中国来看望我们时才打破。我们相聚在美国，一家子过得很温馨，我也把给女儿安排的所有“事儿”都暂停了。
高倩对奶奶的感情非常深，虽然5岁来到美国，5年过去，她对奶奶的依恋不变。我想，这除了她继承了我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温情以外，和她读过很多高雅的经典名著有关。我相信名著对人的情操和人品的熏陶作用。
奶奶来到美国，白天一人闷在家里，到了晚上，一家子边吃饭边聊天。女儿是核心人物，聊起来没个完，一顿饭常常吃上两个钟头。
吃完了饭，再接着聊，她还喜欢拿奶奶开心，把奶奶当小孩子逗着玩。到了晚上###点，往录像机里装入一盘连续剧，全家乐融融地围着电视机看起来。高倩从小精神就特别足，晚上故意和奶奶挤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一看就是好几集，过半夜才睡觉。
没过多久，我母亲开始不安起来，她总是对我们说，她来了以后把我们的生活全搅乱了，特别是影响了高倩，让她没法安心学习。我母亲望孙女成凤之心比我更切。她不安和内疚的心情与日俱增，每天都唠叨着：“不行，不行，我得回去（ 中国 ），我在这儿对倩倩影响太大了，我在这儿，她什么事儿都做不成。”她也知道，孙女有很多“事儿”要做。
我母亲因为担心对高倩的学习造成影响，加之挂念还留在国内的我的父亲，在美国只住了一个多月就执意要走。她一再说：“只有我回去了，倩倩才能静下心来，过正常的生活，好好做她该做的 ‘事儿’。”
我母亲是个思维清晰、深明大义的人，很多对孩子教育非常挂心的父母都没能像她那样，保持理智的头脑，明白为了子孙自己该作什么样的牺牲。
奶奶走后，我们的电视机就再没有开起来过，我在此后的多年里一个月都难得开一次电视机。女儿也看出了我的决心，好好地回到她的书桌上做她的“事儿”去了。女儿来美后的最初几年里，她所做的那些“事儿”对她以后成长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全家克制爱好（2）
在一位朋友的家里，我曾经受他的诚恳要求，介绍我的家教经验。那位朋友对孩子不专心学习十分无奈。但是，这位朋友自己每天都离不开电视，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之后接着上网，即使是“虚心”向我求教的时候，他家的电视机仍然还开着，眼睛不时瞄到屏幕上。我对他的唯一忠告是，只有当他自己有毅力把痴迷电视的习惯戒掉的时候，才有资格对孩子的学习习惯进行评说。他终于没能做到这一点，最后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对他孩子遗憾的结局，他总有一大套解释：人是不同的个体，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嘛。
很多人以为在美国只有多看电视，才能了解美国文化和社会，这种认识很偏颇。十几年前从报上读到，美国华裔劳工部长赵小兰自述，她就是在不开电视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最后上了哈佛，成了白宫学者，30多岁就当上了交通部副部长，至今已连任两届劳工部长。了解文化和社会知识有很多方式和方法，电视上了解到的有时还是有限的，是经过过滤的信息。
成天在网上浏览的父母，别指望用大道理让孩子远离电脑、不痴迷网络和电脑游戏；常常呆在电视机前的家长和坐在牌桌旁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无所事事、没有生活目标是很自然的。家长的榜样是重要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应该检点自己，要有顽强的自制力，对自己的爱好应有所选择，而且全家老少都要一以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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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牺牲就牺牲（1）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大人不引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漫无目标、放任自流？大人难道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部分地“牺牲”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耽误了宝贵的童年，浪费了童年的时光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作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上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牺牲。
有人认为，孩子应该好好享受一去不复返的童年快乐时光，而不是整天关在家里学习。女儿小时候，因为常被我关在家里而成为人们的笑料。
女儿当时写的一篇日记，记录了那一段从“野孩子”到被关在家里的“郁闷”。
我的朋友们经常跑上门来，叫我出去陪她们玩，爸爸却因为她们的干扰而总是不那么高兴。不过，因为我是爸爸的小宝贝女儿，我总是能说服他，让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一会儿。那时候，琳娜、金子和我都不过六七岁，我们三个人都有顽皮好强的特质，经常玩一些小孩子的把戏，比如说去敲人家的门，然后跑掉，或者躲在一个地方吓一吓过路的人。
我们那一伙有三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在一块儿玩得很融洽。每天放学后、周末午饭后总能看到我们在公寓楼路口的大草地上打球，这成了我们定点定时的活动。
我念三年级的时候，约翰从中国来了，我常笑他文静得像女孩，相反的，我自己却像个恐怖的女孩，经常折腾出一些麻烦事来。那时，我的很多朋友都有自行车，我也想有一部。然而，我的父母是很节俭的，（ 我的孩子：那是为了节省吗？ ）他们认为我并不需要自行车。为了买车的事我发了很多脾气，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一个是，约翰刚来美国就有了，而我至今还没有。我又是乞求，又是争辩。后来，我又提出，只要买一部旧的，他们还是摇头说“不”。
有一天，约翰对我说，他妈妈已经帮他买了一部崭新的自行车，他可以把旧车给我用。我为得到一部可以骑着到处跑的自行车而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一帮人组成了一个车队，从此整个住宅区的人们都能看到我们吵吵闹闹，疯狂地骑着车，绕着住宅区冲来撞去，就像一群野孩子。
没几个月，爸爸对我更严了，我一星期只能到外面玩一次。我的心简直都碎了。不仅如此，爸爸还给我布置数学作业。接着，又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新计划，让我实在厌烦。
我不甘于这种现状，总是想办法出去。但是，爸爸一直在监视我，他是我的狱卒。我无事可干，只能忧郁地呆在家里按他的指示办事。由于对没完没了的作业反感，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娱乐，做我真心喜欢的事：读书。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鼓励我看书。当我还在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订了一个阅读计划，我总是让爸爸看我读的那些书，他也总是想办法鼓励我，一再问我书里的详细情节，如果发现我读得很懂了，他总要露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因此，我常常在家里苦苦地等着他，然后读书给他听。
他这种鼓励方式大大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使我远远超出老师的要求，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借书。很快的，我看完了图书馆里每一本书。没多久，我阅读的水平在班上已经是无人能比了。那时，我也许是少有的七八岁就开始阅读《傲慢与偏见》、《简爱》等名著的小孩。对阅读的挚爱使我忘掉了不让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的苦恼。我开始以一种无法想象的一天一本书的快节奏看起来。
朋友们常常来敲我的门，我总是对他们摇头说不。我知道，用不着问，因为不问也知道爸爸会说什么。过不了多久，谁都知道我是个不让离家的孩子。朋友们慢慢地也不再来了。
有一天，我终于憋不住了，要求爸爸妈妈让我出去，我甚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妈妈似乎对我尴尬的处境感到挺歉疚，她说服爸爸让我出去走走。
那天天气真好，有的家长也跑出来和孩子们一起玩。索亚的妈妈向我走过来，接着就开起我的玩笑。我知道她是个女强人，有时还很烦人，我有点怕和她讲话。不过，这会儿，躲也躲不开了。
“咦，高倩，你爸爸总算把你从监牢里放出来啦？”她笑着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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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牺牲就牺牲（2）
我觉得很不自在，装作不在意地回答她：
“监牢？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整天被关在家里啊！”她说。
“喔，没有啊”，我说，“我不是被关在家里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做，为了以后的成功，我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她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反驳我，就走了。虽然我不喜欢每天留在家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我要让别人认为是我自己愿意呆在家里，而不是被迫关在家里，所以我就脱口而出，说了一通爸爸一再给我说的那些大道理。
在那一段时间里，爸爸妈妈由于把我紧紧地关在家里而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每家人都笑我父母，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有他们快乐的童年，而不应该整天被关在家里学习。我父母也知道别人笑他们，但他们却从来不反驳什么。
爸爸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吧。”
没过几个月，我发现情况真的有了变化。现在只能看到极少的孩子在户外。学着我爸爸的样子，一家家都收紧了他们的绳索，孩子们被带回去严管了起来。
笑看着这个变化，爸爸又一次对我说，他的做法总是对的。
令我感动并且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被“牺牲”了童年快乐的时候，还能理解那些“大道理”，还知道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
许多人虽然身在美国，对美国的教育还是了解得很皮毛。他们认为，美国学校学业轻松，华人孩子很容易脱颖而出。这种看法至今还在麻痹着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华人，使他们自我陶醉，对孩子没有很高的要求，不好好“管”孩子，最终形成大人孩子都感到遗憾的结局。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顾，任其自由发展，享受快乐童年，孩子也发展得很好。也许很多美国家庭确实是这样的，但并不全都这样。其实，就我所知，美国父母，特别是很多中产阶级上层以上家庭的父母，对孩子也有很严厉的。
美国学校每年都有开放日，那一天，家长可以到学校，挨个与任课老师谈话，了解情况。我注意到，女儿好友贝迪的爸爸每到这一天，都带着纸和笔，一个个教室地转。他可能并不和每位老师谈话，但是，他要到教室门口，认真地看墙上贴着的，按学生社会安全号为代号的成绩表，不但把他女儿的成绩抄下来，还抄下每个班上的最高成绩。贝迪说，他爸爸就是根据抄下来的成绩，和她“算账”的。她爸爸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博士，对女儿有很高的要求。
女儿考上哈佛以后，我太太的一个美国同事心理很不平衡。当时她已预感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不妙，非常焦虑。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她见到我太太总是很冷淡，但是，还是旁敲侧击地向她了解我们的一些“秘密”。不久，她下狠心卖掉住了多年的房子，从邻城布赖恩搬到我们住的大学城，租了个公寓，让孩子上了我女儿读的那所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是按住址划分学区的，如同国内的划片招生。她为了孩子教育，下决心搬到比较好的学区，算个有心的美国“孟母”。后来，又听说他们家“发了疯”，把3台电视机全卖了！只留下1台收音机听新闻。全家铁了心，不看电视，奋力一搏。
美国人也这样？好像不可思议。下这么大的狠心，就是为了让孩子考上好大学！3年后，有一天下班，她站在公司门口等着我太太，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拥抱，很诚恳地道歉说：“过去很对不起。我要离开这里了，准备搬去加州住。我女儿高中这几年成绩很好，SAT考了1 500分，她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我确确实实要想对你说的是，谢谢你，是你们一家让我们学到了重要的东西。”
太太回来说这事，我一时感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这个孩子后来如愿以偿地上了斯坦福，这件事也成了他们公司一直流传的、人人喝彩的经典故事。多亏她妈妈醒悟得早，决心下得也够大，和有些事后懊悔万分的家长比起来，他们是幸运的。
家长的抉择常常决定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在人生的重要关头，父母的决策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一位以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他的3个孩子和我女儿年龄相若，从小在一起长大。久别重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