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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军把装甲部队与步兵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我写一份书面报告，很扼要地向父亲报告：“我们的十个所谓的快速纵队都是‘十不能’，所以不能发挥任何力量，应该还要把他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每一个纵队配一个战车营的做法是不伦不类的。当年德国把全国的装甲部队集中起来，变成九个装甲师；法国战车营总数比德国多，每一个步兵师配一个战车营，结果法国不能进行快速作战，因为战车要迁就步兵的速度。现在我们虽然有十个快速纵队，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把战车营配属到步兵师里，而我们的战车营都是轻战车。轻战车讲求速度，一旦配属到步兵师里，速度自然无法发挥；另一方面，轻战车装甲薄，敌人使用一般的反装甲武器就可以将它打穿，战车要迁就步兵的慢速度，不就正好给敌人当炮靶。所以从编组上来看，我们已经打败仗了。像这样编组的快速部队，既不快速，又不能发挥战车的作战力量，再加上后勤支援也不能配合快速的要求，与其编成十个快速纵队，没有一个可以发挥作用，倒不如编成三个，使国家的力量足够支援，从工兵、兵工、通信各方面加以配合。”
父亲拿到这份报告时，整个战略局势都变了。父亲在那个时候也忙于政治方面的指导以及经济方面的复苏，有关野战方面的指导，都是国防部在负责。而国防部的高级军官身边有中共潜伏，所以变成了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国军的战力遂大不如前，快速纵队不是被歼灭就是自己崩溃。
当时薛岳将军在徐州剿共总部，团长和我认为快速纵队是一个打击部队，要拿来作战略预备队，所以多次建议把第一快速纵队收回，放在徐州附近，随时可以出击，结果薛长官将快速纵队一直从徐州摆到碾庄，而且主力都在碾庄。三十七年元旦那天，各部队长都到剿共总部向薛长官拜年，我那时候是装甲兵教导战一团副团长，团长带我一起去。本来我是不用去的，但是团长非要带我去不可，他说：“我不带你去的话，你还是要单独去一次。与其如此，不如我们一起去。”我就跟着团长一起到剿共总部。那天薛长官非常高兴，我和团长赴剿共总部之前，曾经一再建议他，千万不要在薛长官面前说这件事，因为我们已经建议过好几次，而薛长官一直都没有采纳。到了剿总之后，或许是过年的气氛所影响，团长又憋不住地向薛长官建议把快速纵队抽回来，更糟的是，他在建议时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他说：“这样才合用兵之道。”薛长官听毕，当场一拳捶在桌上，他说：“我大小战役打了多少次，我还要你来教训吗！”说完就往里头走，本来那天大家拜年开开心心的，结果这么一来就变成不欢而散了。
国共战争（2）
元月二日，中共发起攻势，从沂蒙山区打下来，一直到兰陵镇。元月三日那天，快速纵队的补给线就在兰陵镇被切断了。补给线是前方战斗部队与后方补给基地联通的一条交通线，它既是救命线，也是逃命线。补给线一旦断掉，再怎么强大的军队都会变成强弩之末，装备再好，等到随身携带的弹药用完后，也就弹尽粮绝了。中共切断我们的补给线，黄伯韬 的军队无法撤回，当时为了撤退，一个战车上堆几十个步兵，结果驾驶员看不到路，很多都掉进坑里，所以战车也牺牲很多，炮兵则是全部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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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
徐蚌会战后，军队到了陈官庄被包围，防卫兵团从平汉路过来援救从徐州撤出被包围在陈官庄的部队，邱清泉就在里面。（我们所谓的徐蚌是靠近津浦路的这一面，从南京出去都是走津浦路，到了宿县，从宿县下车后再到蚌埠）结果防卫兵团到了双堆集附近又被包围，形成上下被包围的局面。
我们在蚌埠时，新总部长官是刘峙，他是个老好人，直接指挥的则是杜聿明。那天我到前方视察，单枪匹马坐了一部吉普车，看见上面有一架飞机投下一个空投包，后面有两条黄色飘带，我就跟驾驶说：“我们去捡那个空投包。”我们将车停在公路旁边，还没等它着地，我就一手把两条飘带接住了，拿起来一看是老先生的笔迹，上面写着：胡长青同志亲启。胡长青是军长，本来我是要去看装甲部队的，接到空投包后我就直接到军部去，一见到胡长青，就跟他说：“军长，包子还是热的呢，还没有着地我就接过来了。”他打开一看，信里写着：限时打下包家集。
我回去跟刘总司令报告时说：“如果我们绕道而过去打双堆集，包家集自然就拿下了，保不住双堆集，###留着包家集也没有用，自然就会撤兵。”他说：“你爸爸的脾气你还不晓得啊，他说要打下包家集就是要打包家集的。”我向刘总司令解释是因为我们给父亲的情报是包家集挡住我们的去路，所以要我们限时攻下，结果他还是坚持要打包家集。我就说：“好，如果要打包家集，就由我去打，你不要再牺牲这么多团了，你给我一个步兵营，我再加一个战车连，保证半小时之内拿下包家集。”他还是不肯。我就请刘总司令把步兵营交给其他师营，自己带着人员绕到包家集后面。我认为后面一定有地道，我用战车去压地道，把地道压垮，再在地道口点燃干辣椒，用烟把地道里面的人熏出来，轻易地把包家集拿下。但是已经耽误好几天，如果刘总司令愿意照我的方法做，我们老早就把包家集拿下，双堆集也早就突围了。
事后我们回到南京，王老虎（王书铭）亲自向父亲报告投粮的状况，他跟父亲报告说他在三千英尺的高度投粮，事实上我看他最低限度也有六千英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是在九千英尺投的粮。王老虎还说他自己在空中亲自督导，其实不然。军队被包围时，我自己飞了一架侦察机（联络机）L4，去看看包围圈里装甲兵的情形，我还空投一把胡琴，投到陈官庄的包围圈内。那时候战车第一团的团长赵志华喜欢唱京戏、拉胡琴，我就写了一个突围计划，内容包括如何突围、如何掩护、如何打开缺口、突围部队如何走、打通缺口的部队怎么做、炮兵怎么使用以及炮兵突围的时机，每一步我都写得很清楚，塞在胡琴里面。我的飞机保持在八百到一千英尺的高度，我回来时机身翅膀是带着八个洞回来的，不过等到他突围出来后，我才知道他没有收到那把胡琴。后来我们到了后方以后，我还把这份突围计划作为指参教育的教材，教导官兵正确的突围方法。
徐蚌会战时，我的装甲部队战车连配属给空降纵队（降落伞纵队），预备做重点攻击。当时前方状况也不太好，结果空降部队司令带着部队撤退到后面，没有告诉我们战车部队。那时候只有空降部队有手提通话器，使用短波，距离只有一公里左右，结果我的无线电频道与他的手提通话器相合，我听到他下命令要把车队撤走，就跳上吉普车，绕到他必经的一条路，他看到我，就叫部队停下，还对我说：“蒋参谋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在等你啊！”他很怀疑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呢？”我说：“是你们自己告诉我的，你拿有线电通话器明语通话，我收得到，###也收得到。”他听了脸都红了，就说：“我们只是两个部队位置移动一下。”我说：“您尽管换，我的战车始终在前面没有动，我在此地要请示一下司令，我们的战车部队要怎么移动？”他说：“你们不准备动就好，我们只是两个团换一换。”就这样阻止了他带部队偷溜。
撤退经过
徐蚌会战后，有人提议把装甲兵调到广西、福建，果真如此的话，国军撤退时，装甲兵一个都撤不出来。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阴谋时，就去请示父亲：“要让装甲兵先撤到海南岛还是直接撤到台湾，或是分成两部分走，一部分从海南岛出来，一部分直接到台湾。”父亲就说：“直接到台湾好了，装甲兵不必绕那么一大圈，因为现在没有必要去那边作战，重点还是集中在上海，到上海后再出来，当然是到台湾。”我得到命令后，就把徐庭瑶将军及司令部先送到台湾，并且在安置陆军总部的营区里，那时候他们想出来，就巴不得先上船。
装甲兵撤退时，政府只给我撤二个船次的钱，而事实上我撤出了二十八个船次的装甲兵。这些钱就是我每次破获谍案后，上级给我的奖励，我拿这些钱来雇船撤退装甲兵，船公司看见装甲兵就像看见大财主一样。到了台湾以后，我就用剩下的钱，在中正东路买了三百坪的地，中正东路就是现在的八德路，那边本来都是稻田、水田，当时的地价是七块半新台币一坪，我就是凭着这三百坪地起家的。现在这个地区增值很快，一坪都要上百万了，我是在官价七千块的时候卖给我一个朋友的。他替CAT盖一个修车场，需要三百坪土地，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就算他半价，卖他一坪三千五百块，半卖半送。我先后搬了三次家，越搬越远，现在搬到外双溪附近的山区。地也越搬越大，房子也从一层楼变成二层楼，换来换去，都没有加一个铜板。现在这个房子很漂亮，我这个人是一家一当通通摆上去的，我不留给后人，他们自己去努力，给他们一点点，够他们生活就好了。
装甲兵在台湾（1）
（一）争取美援
民国三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麦克阿瑟将军来台访问，上级决定做一次战车旅攻击演习，请他参观。我认为麦帅战争经历丰富，连战车师的攻击都已经看过很多了，更何况是战车旅的攻击，如此一来，不仅吸引不了他的注意，而且还劳民伤财。当时“国防部”准备五十万支援我们，我告诉“国防部”，我们连一毛钱都不需要，而且我建议“国防部”只做一个示范，不做演习。我把所有履带车辆（包括战车、搜索车、装甲炮兵）集合起来，请麦帅来参观履带车辆如何通过稻田，因为美军认为台湾都是稻田，不能使用战车，如果我们示范成功，就可以博得美军顾问团决定继续支援装甲部队。
平时我就训练装甲兵的士官，教导他们驾驶战车通过稻田的技巧，例如如何转换方向，如何在停止后再度起步，如何通过田埂，如何从稻田开回道路。事实上，我们在驾驶战车时，如果加油略猛，履带就会打滑，越陷越深，战车就无法行驶。操典上说战车绝对不能进入稻田，那次我们示范之后，麦帅说：“我在西点军校的时候，教官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武器要在一个好的战士手里，才能发挥最高度的性能’，没想到美国战车在中国人手里就能够通过稻田，以后我们知道在台湾一样可以使用装甲部队，我们应该给予十足的支援。”所以后来装甲部队非常顺利得到美援。
另外一次，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史敦普（Fielx ）到台湾来，同样的，我们也要举行一次演习。我建议做小演习即可，而且只作战斗前一段的演习。史敦普上将到装甲第一师师长室休息时，我给他一份营的每周作息表，表上明白写出该日每一营的科目及位置，并且请他随便挑选一个营来做测试。他指了一个战车营后，我就用无线电下令该营集合，集合完毕之后，我给予该营官兵一个状况：“台北市已经被敌人的空降部队包围，现在正在激战中，需要我们立刻增援，台北的卫戍师指挥所位置在某地，我们要立即报到。本营为先头部队，其余全师听命继续跟进。该营立刻动员。”该营在营集合场集合时，我陪着史敦普上将去看该营的驻地，营的驻地已经把每位士兵的行李堆放在一处，整个营区的后方勤务都已经整理妥当。史敦普上将发现有缺车的情况，我就用石灰在地上画一个框，战斗车不能缺少，其他勤务车如果有缺少的，就把东西分别放在其他车辆上，使该营的后勤补给不至于缺乏。我公布第一个报告点之后，士兵们就很快地上车出发，然后我就陪着史敦普上将搭直升机，从空中看该营的行军纪律，发现纪律相当好。我们抵达第一个报告点之后，我就派了一个人坐吉普车先赶过去，等到该营抵达后宣布演习停止。然后我和史敦普上将就坐直升机回台北。
当天下午“国防部”举办一个接待会，史敦普上将与几位随员把我们大大地称赞了一番。他说：“我没有见过有如此快速的部队动员与如此良好的行军纪律，这个部队是一支好部队。”日后美军对我们装甲部队的支援加强了很多。不过，他到别的部队视察时，情况却不是如此。
（二）向一九一七年告别
来台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努力改变装甲兵的思想以及整个陆军的思想，就开始了陆军的机动化与建军。
回顾历史，英国人在一九一八年以战车的机动性转变了整个的作战观念。英军先以机械化部队进攻，再以摩托化部队攻击，最后以步兵完成接收，占领据点，因此打赢了第一次大战，但是英国在战后却没有发展装甲，反而是德国在第一次大战后走上了机动建军的路线。一九二八年，德国国防部派古德里安正式开始研究组织装甲兵，同年，我国的战车队已经成军，纳入陆军行列。所谓阅兵，除了展示军力外，就是告知民众，我们已经有哪些军队成军，不仅仅是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也不是在设计场上做试验，而是已经交给野战部队，经过多次的试验之后，在野战演习中经历各种科目的演习，证明可用之后，再纳入军中，也就是所谓的成军。而且德国———全世界闻名的闪电战的主人，在一九二八年才刚刚开始研究，古德里安也是从步兵中调出来的，所以被调派带领运输连，目的在先让他与机械接触。当时德军的运输连尚未机械化，仅仅是摩托化（原名汽车化），摩托化与机械化都讲求快速，但是摩托化的战斗兵要下车以后才能战斗，而机械化的战斗兵在战车上就可以射击。
装甲兵在台湾（2）
日军发现装甲兵比我军晚，抗战期间，日军将战车视为步兵的重武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在美国的建军中有步兵战车，后来又向国会争取骑兵战车预算，实在是煞费苦心。美军如果要另外成立装甲兵，国会恐怕不会通过，所以美军退而求其次成立骑兵战车，可以说是美军在挣扎中争取建立装甲兵。直到一九四○年，美军才成立了装甲兵训练中心，换句话说，他们当时尚未开始进行装甲兵的干部教育，只是少数几位将领有装甲兵思想。那年我刚好到美国，他们留我在装甲兵训练中心，帮他们建立装甲第一师。美国到现在为止，其装甲师里的装甲步兵尚未机械化，因为其装甲步兵车不是一个战斗部队，称为APC（Armer Personel Carier），就是装甲人员运输车，车子里面没有火力。到今天为止，我还没看到美国的装甲步兵战车成军。美军有一个最大的痛楚就是样样事情都要向国会争取预算，这种偏激性的民主，对于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