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中的生意:晴耕雨读》完本全集阅读-第1部分-人文书库

自序
干吗不呢？
　　在以后的纸页上，摘录着一些古人的诗词，大多是比较通俗的作品。作为非中文专业人士，笔者以自己的理解或自认为尚属合理的“歪曲”，把它们串起来，给那些像自己一样的，平日在闹市中俯首耕田忙于赚钱但仍执意保守些雅趣的人随意浏览。　
　　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不如从笔者时而冒出的这样一种感觉谈起。每当身陷书店那纵横交错的管理类书籍大阵仗中时；每当翻开一本没有一句通顺中国话的大部头译作时；每当眼睛扫过那些排列着大ABC、小123的目录时；每当好不容易读完一篇管理学论文，刚想喘口气，却发现正文后边还有128个注释时；每当硬着头皮读完那些注释，却意识到那里有的信息远比正文还重要时——竟然不由自主地开始怀念大学宿舍上下铺点上夹子灯读诗的时代。　
　　其实，读诗也不光是为了满足一种怀旧的情绪。小诗、小故事、小笔记一类的“迷你文学”（你可以给它更正式的称谓）本来就是华夏文明里极有特色的一部分。诸子百家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　
　　从这里开始分析，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中国历史中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是同样的人——不像现在，谁是诗人、谁是哲学家、谁是政治家，大多有专业的分工。因而古人写诗更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在政治立场或哲学上的见解。文学评论家不大看得上的一些作品，有时偏偏包含着十分精湛的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见识。这些见识与诸子百家是相通的，和现代工商管理研究中的很多要点也是相通的。小诗行里有大道理。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夏威夷大学学习，导师是一位德国人，法兰克福学派的弟子。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比较东西方哲学，大意是说：德国人做的是知识分子哲学，耗尽毕生精力搭建一个系统，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巨大辉煌；但也有时已经到了完工典礼，才有同行发现这座金字塔竟然倒悬于空中、塔尖朝下、没有基座。而东方人的哲学则是平民哲学，讲究的是营造一个环境；因而一本书左看也行，右看也行，倒着看也行，跳着看也行；这就如同游水，读者只需纵身一跃，而后随波逐流即可。“从《老子》（《道德经》在西方的通常译名）到“小红书”（西方人对《毛主席语录》的叫法），都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笔者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习，开始阅读黄仁宇先生的论史杂文。至今记得在比较《论语》和《孟子》的异同时，黄先生特别注意到孔子边教学生道德、边提倡“随心所欲”的作法。在春天的河边，师生聚在一团，一边洗澡一边歌唱，乐呵呵的。这样的学习经验的确有如一种读诗式的精神体验，说不定孔子和他的学生们唱的就是《诗经》呢。
　　其实，现实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充满了创业、守业、征伐、陷落的故事，也从不缺少英雄、美女、君子、小人的传奇。当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发表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按照“建造金字塔”的规范来作文章，来进行客观描述或缜密推断。但是在切身参与它的时候，我们实在无须有太多的顾虑，干吗不生活得更优美、更性情一些呢？
　　在得意扬扬的时候，你尽可以一边喝着酒一边高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大风歌），还是让你的副手去跟迈克尔·波特纠缠“竞争五力论”吧。　
　　在事业受挫的时候，与其纠缠到底是谁出的错，倒不如先对自己说“眼前多少难甘事，自古男儿当自强”（李咸用·送人）。　
　　在男女之情一时放不下的时候，或许你还会想起那句古话“若学多情寻往事，人间何处不伤神”（白居易·和友人洛中春感）。　
　　在策划下一轮商战直至深夜的时候，不妨走到写字楼的窗口，望着灯火闪烁的地平线，沉吟一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　
　　况且，在如今的商业竞争中，消费者和投资者所欣赏的不只是新技术和好业绩，还有出人意表的匠心和魅力。与其把生意（和生意人的生活）做得（和活得）像一本600页的MBA教材，干吗不把日子过得像诗词那样或精致优美或畅快淋漓呢？　　
　　张晓刚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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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老板到深渊

　　有一首诗好像是半开玩笑地为唐玄宗辩护，说当时天下太平，皇帝没什么事好做，只好去声色犬马：
　　丹雘苍苍簇背山，路尘应满旧帘间。　
　　玄宗不是偏行乐，只为当时四海闲。　
　　（薛能·过骊山）　　
　　其实，所谓天下太平，只不过是皇帝所信任的那几个人——从李林甫、高力士到杨国忠、安禄山——每天想要让大领导听到的话。　
　　更进一步说，虽然一开始的确是皇帝自己想要放松放松，但经过那几个人为他掩盖下情，为他驱赶忠臣（如张九龄），为他安排女人，“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到后来，大唐帝国的CEO竟除了“放松”之外什么都不做，也不会做了。　
　　唐廷里那些放松的游戏，从唐宋诗词里已可想见，如“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张愈·游骊山）等等。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满朝文武，都被迷魂汤灌醉了。　
　　然而，1200多年过去了，在我们的社会上，尤其企业里，也还会见到像李林甫、高力士那样出于各种目的（或无目的），以“不给领导找麻烦”和“让领导开开心心”为职守的人。像他们那样“曲道事君”，其实都是在混淆老板的视听，敷衍他的事业，引他踏着飘飘然的步子走向深渊。　
　　《财富》杂志专栏作家Stanley　Bing曾撰文将CEO比作封闭在父母溺爱中的儿童，并列举了他们和受溺爱儿童的各项共性：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而溺爱者却毫不介意；他们的兴趣变幻频繁，溺爱者则只管为他们更换玩具；不管他们的情绪如何波动，溺爱者都会小心侍奉；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而且他们的“灵机一动”还要经常打乱别人的饮食起居等等。这一方面是在批评某些CEO牛气哄哄的做派，另一方面也在批评美国企业的流行文化。　
　　唐玄宗就是在自己团队的“溺爱”下，由一位从危机中崛起的盛世君主，在心理上变成了襁褓中的婴儿的。　
　　于是，在我们周围，在那些昏庸*者把持下的企业和单位中，总有一批嬉皮笑脸、点头哈腰的人成天围绕在老板身边，生怕“昏君”哪一天有所醒悟似的。上天给他们的使命，就是护送自己的老板一刻不停地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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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里的鬼屋

　　通常，最显示中国诗词优势的，是篇幅短小、意思凝练、愈咀嚼愈有味的那种。不过，有些事只用几句话还不足以说清楚，于是白居易就发明了像写文章那样写诗的办法。他曾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精彩的例子：
　　长安多大宅，列在街西东。　
　　往往朱门内，房廊相对空。　
　　枭鸣松桂树，狐藏兰菊丛。　
　　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　
　　……　
　　这是在向人们讲述一段来自首都长安的真实故事。当时，长安城有很多豪宅“闹鬼”，接二连三为主人招致灾祸：
　　前主为将相，得罪窜巴庸。　
　　后主为公卿，寝疾殁其中。　
　　连延四五主，殃祸继相锺。　
　　自从十年来，不利主人翁。　
　　……　　
　　事情一旦传出，坊间自然议论纷纷，称那些宅第为“凶宅”：久而久之，竟再没有人敢搬进那些荒废院落居住了：
　　风雨坏檐隙，蛇鼠穿墙墉。　
　　人疑不敢买，日毁土木功。　
　　……　
　　“唉，这是从何说起啊？”诗人不禁摇头长叹：“灾难的根源难道是房子吗？还是让我来告诉你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吧！”
　　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　
　　但恐灾将至，不思祸所从。　
　　我今题此诗，欲悟迷者胸。　
　　……　　
　　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因为处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不过既然称之为巅峰，也就意味着并非常态。人要想维持自己的非常态可太不容易了，因为财力渐蚀、势力渐损、心理膨胀、寿命却有限。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就像盗贼一样昼夜不停地向人发起进攻，又有什么办法能躲得过去？
　　凡为大官人，年禄多高崇。　
　　权重持难久，位高势易穷。　
　　骄者物之盈，老者数之终。　
　　四者如盗寇，日夜来相攻。　
　　……　　
　　接着，诗人开始援引历史教训：周朝、秦朝其实大致从同一个地方兴起，但为什么一个国祚绵长达860多年，另一个却在10多年后就土崩瓦解？地理位置能用来解释如此悬殊的差异吗？　
　　因小以明大，借家可喻邦。　
　　周秦宅殽函，其宅非不同。　
　　一兴八百年，一死望夷宫。　
　　寄语家与国，人凶非宅凶。　
　　（凶宅）
　　将文中引述各段连接起来，就是全诗。
　　周朝是中国远古由贵族集团实行文雅统治的时期，至少后代儒士愿意相信它是“郁郁乎文哉”的楷模。而靠暴力征服天下的秦朝，则完全没有道德基础。建立在反道德基础上的强悍和奢华，注定很快就导致自我败坏。
　　　。。

空虚到头也是空虚

　　白居易写过两首关于房地产的长篇作品，一首题为《凶宅》，另一首题为《伤宅》。从题目看，都是不好的意思。不过这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倘若诗人再世，一定是对开发商的不遗余力的抨击者。其实两首诗全都没有反对豪华地产、谴责开发商的意思，而重点则是讨论那些豪华地产的占有者们应遵循怎样的生活态度。　
　　正如在《伤宅》里表达的，诗人对豪华地产之豪华并不是没有艳羡，比如：　　
　　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　
　　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　
　　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　
　　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　
　　……　　
　　这是过路人从外边看到的景象：就像北京的一些旧时王府，院墙几乎就能占半条胡同。从院墙里层叠而出的屋脊，几乎高出老百姓家的正房半层楼那么高，着实气派。然而，豪华的还不仅仅是外观：　
　　洞房温且清，寒暑不能干。　
　　高堂虚且窘，坐卧见南山。　
　　绕廊紫藤架，夹砌红药栏。　
　　攀枝摘樱桃，带花移牡丹。　
　　……　　
　　这等景象，足以被当今那些附庸中产情趣的时尚杂志作为经典园林加以介绍。然而，住在这么大的宅院、这么漂亮的园林里边的，到底是什么人呢？
　　主人此中坐，十载为大官。　
　　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　
　　……　
　　读到这里，不由得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是全诗的一个重要转折，但使用的文字比介绍外景、内景的都要少。或许诗人觉得，倘若要用更多的文字，也应用在其他地方：
　　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　
　　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　
　　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　
　　（伤宅）
　　这是诗人与房主的对话：难道在您的骨肉之间，就没有一位穷亲戚、穷朋友吗？难道凭您个人的肉身，就能享有千秋万代的幸运吗？难道您就不知道“奉诚园”的故事吗？　
　　“奉诚园”本是马某的宅院，院中物产丰富。有次马家用新摘的大杏讨好宦官，宦官又将杏献给皇帝。皇帝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杏，满腔嫉恨，下令封了马家的杏树。马家怕招致更多麻烦，于是在一片惶恐中，把宅院改称“奉诚园”，整个献给了皇帝。　
　　这是一个拍马屁没拍好、反倒拍到蹄子上的精彩案例。说豪宅与美园不招人喜爱，那是说谎。而其间生活的人们心灵空虚、操行丑陋，倒也是常事。他们很少想到为财富注入某种精神价值，有时为了讨好权贵，还一不小心把老本全都赔上。与其落得如此尴尬下场，真的还不如及时抽身，去参与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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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逛市，雨天拜佛？

　　定都南京的那些朝代（从隋唐之前的六朝到20世纪的国民党政权）为什么都那么短命？历代学人的论述提出了种种解答。然而，一个精彩的解答，却是唐人杜牧（与李白一样，也是一个不得意的政治学家）的一首小诗，而且严格地讲，这是一首并不能算是“咏史”的作品：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江南春）
　　杜牧的诗写得非常流畅。但有时候，字面太美妙，反而令读者醉心于文字而忽略了其中的深层含义。　
　　假如对这首小诗再加咀嚼，你大概会发现一个矛盾：为什么一说到世俗景物，山林也好、花鸟也好、村镇也好、酒舍也好，都是那么明快，好像都是在风和日丽的晴天；而唯独南朝当权者修建的那些庙宇，却都湮没在怎么也看不清的蒙蒙烟雨之中？　
　　我们很难设想，诗人在游历江南时，偏要在晴天游逛市场，在雨天造访寺庙。文学评论家早就说，所谓千里风光、百座寺庙都属于“尺幅画卷”（在很小的画幅里展现很大的景致）的写法，不是拘泥任何一个角落的。既然景物“不得专指一处”，那么晴天、雨天的区别也不应专指一时。这里的市场是“尺幅画卷”，这里的寺庙大体也是同样，既有实景，也有象征。
　　所谓实景，是崇楼杰阁在缥缈烟雨中大概比在晴空丽日下显得更好看。所谓象征，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的庙宇大多都已破败。六朝时期，经统治者大力提倡，江南一带宗教活动泛滥，上马了很多基本建设项目（庙宇工程）。从刘禹锡“生公说法鬼神听”（金陵五题·生公讲堂）的诗句里，我们也可了解到，有的“大师讲座”甚至都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社会效应。
　　多么热闹的意识形态时尚。然而，一时香火旺盛的寺庙和天花乱坠的道场都已随没落王朝一道陷入了黯淡的灰色；只有民间生活的色彩永远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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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喏

　　作诗和说道理毕竟有不同的标准。在众多金陵怀古的诗词中，有些文学评论家喜欢的作品，比如宋人王安石和周邦彦写的词，其实全是唐诗的翻新。而有些文学评论家通常不选的作品，反倒在道理上更有层次。　
　　唐人李山甫有题为《上元怀古》的两首诗。第一首里着重讲做君主的道德：道德不行，即使军力强大的秦朝都被推翻了——这里承继了贾谊“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的见解：　
　　南朝天子爱*，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是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行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有？雨苔烟草古城秋。　
　　诗的第三、四句，宋人极为常用，在《全宋诗》里被抄用了好几次。　
　　第二首涉及做人臣的失败：君主无德，自己却只会跟着无德之君傻乐，也无暇操心国家在进攻和防卫上的问题，结果一打仗就被敌人吃掉：　
　　争帝图王德尽衰，骤兴驰霸亦何为？　
　　君臣都是一场笑，家�

《诗意中的生意:晴耕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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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中的生意:晴耕雨读- 第1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