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投资于国家，可以考虑投资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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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坦哈特所管理的资金20年来收益率之高，在整个投资史上也是凤毛麟角的。如果你在1967年7月斯坦哈特管理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Steinhardt Partners）成立伊始就投入10 000美元，那么20年后你就可以拥有100万美元。要是以年复利率计算，在扣除他的佣金后，投资的年复利回报率高达27％。他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答案之一是斯坦哈特每年付给华尔街经纪人的交易佣金就高达3 500万美元。这么多钱可以买到大量华尔街的研究报告：长达100页的公司分析、经济前景展望、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事实上，斯坦哈特本人就曾经做过此类工作—他曾经是《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的记者，并做过洛布－罗兹合伙公司（Loeb Rhoades）的分析师。
不过，斯坦哈特所感兴趣的不是华尔街的深度研究报告。在大多数投资者的桌子上，你都能看到成堆的公司年报和来自经纪人公司的分析报告。但是，如果你走进斯坦哈特的办公室，你会发现这里几乎看不到一张纸片。那么，斯坦哈特每年花这么多钱都买什么了？答案是斯坦哈特花那么多钱不是为了得到一些“预言”—当年他自己在“出货”时也曾故意制造过类似的“预言”；他花这笔钱是希望使每笔巨额交易都对别的投资者保持一点点优势。
另一方面，单单这些收益数字还不能完全解释斯坦哈特的巨大成功。斯坦哈特主要是靠压注“方向性运动”获得投资回报的。正如他所说：“我们进入债券市场是因为我们预计利率会朝着某个方向运动—我首先看的是市场大势，然后按照我对市场的总体观点选择股票组成投资组合。这与那种不顾市场大势，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潜力股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
斯坦哈特可以被称做策略型交易者。首先，他形成一种大的和总体的概念—普通投资者在读报的时候也都会形成这种概念：日元将对美元升值、通货膨胀将恶化、石油股反弹的时机已经到了。有了一个总的概念性框架，斯坦哈特着手寻找个股。由于付了那些佣金，他会不断接到华尔街打过来的电话，向他提供一些可能有利可图的交易的消息。“我们将调低对通用电气下个季度的盈利预期！”，“花旗将调高巴西的信用等级！”，华尔街的一些公司影响力非常大，他们的看法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市场走势。当这些公司的主要分析师有新的想法时，斯坦哈特希望自己能接到“第一个电话”（first call）。这倒不是因为这些分析师的观点一定对，但是只要那些在斯坦哈特之后接到这些分析师电话的人认为是对的就足够了。因此，如果明天报纸上说某位大师相信德州仪器公司前景将转好，而你发现这只股票已经在涨了，不必感到奇怪：斯坦哈特（或另一些斯坦哈特们）或许早已得到了消息。 。。
特别的建议（2）
从经纪人角度看，同斯坦哈特打交道的一个好处是，如果他信任你，他会立即下单，而不会将这个消息带到委员会讨论或搁置起来慢慢考虑。从一个紧急电话中，你能得到一个10万股的买单。你一定会对此10万倍的重视！如果这位经纪人还有可能将自己急于出手的股票的一大部分头寸转让给斯坦哈特……当然，前提是斯坦哈特对这只股票感兴趣，而且价格上要做些让步。作为回报，如果斯登哈德得到消息某一股票可能下跌时，他可能会帮某位经纪人一把，让其得以在消息传开前脱身。
对于斯坦哈特这样一个短线投机者来说，当下正在发生或近期将要发生的事情才是现实。长期内发生的事情，那些着眼于长期的华尔街研究报告，都是将来的事—虚幻世界。作为一个交易者，斯坦哈特觉得，一次又一次地赚取一些小的收益—10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比持有股票等着遥不可及的事情发生（在斯坦哈特看来，这种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要强得多。例如，1983年，他以117美元的价格买了80万股IBM的股票。这只股票缓慢上涨，涨了15点。大多数股民会在报纸上注意到这种涨势，但又不甘于就此平仓，于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接着，这只股票又跌回到了120美元，吞掉了大部分涨幅。噢，太可惜了！而不同的是，斯坦哈特是用借来的1亿美元以每股117美元买入，在接近132美元的价位卖出，净赚了1 000多万美元！然后，在股价达到顶点时，他又卖空了25万股，并在股价跌到120美元时平了仓，又赚了几百万美元。
“我的交易量非常大，”斯坦哈特说，股市行情好时他几乎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就将其投资组合中的股票换一遍，“有些交易不一定是单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交易机会。交易是一种催化剂。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可以持有一只股票达几年时间的投资者！他们可以为了很久才有可能发生的事而一直这样等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成功的投资者会比我更少碰到单笔交易回报率为两倍或三倍的机会了。我总是见好就收，不过，我的大部分利润都是在持有了一年以上的投资品种中赚到的。”这也是斯坦哈特“方向性”下注的时间长度，比他所做的那些大量交易的期限要长。
但是，斯坦哈特的成功更多地归功于短线交易。他还对整个市场的短期走势进行投机。他可能借钱做多，也可能持有净的空头头寸。“我有五六个证券分析师，三四个交易员，和一个负责寻找有可能出现重要变化的行业的经济学家。我希望这位经济学家能找出多数人一致的观点和其他观点之间的不同之处”。
由于斯坦哈特尽量避免长线投资，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保守的基金经理。时任共同基金（mon Fund）公司总裁兼捐赠咨询公司（Endowment Advisers Inc）总裁的乔治·基尼（George Keane）说，尽管斯坦哈特管理的账户年周转率① 非常高—介于500％和1 000％之间，但是，“我们都把斯坦哈特看成一位不热衷冒险的基金经理。他一直在做短线交易”。
斯坦哈特管理着三只基金。一只基金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国内纳税投资者，该基金大量利用杠杆—借钱；另一只基金则很少使用杠杆利率，其客户是国内免税机构；第三只基金专门为外国人服务。这三只基金持有同样的资产组合，其差别是所服务的投资者类型不一样。按照有关规定，每只基金最多只能有99位参与者；如果参与者数量超过限制，斯坦哈特就不得不将基金注册成投资公司①。几年来，斯坦哈特都将基金参与者的数量保持在这个限度内。每年基金合伙人变动一次。根据退出者的数量，斯坦哈特会补充一到两位合伙人，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串长长的候补名单。
特别的建议（3）
斯坦哈特管理的最早的对冲基金—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他有把握时也会充分利用杠杆。这里有一些例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过的1983年快速出击IBM的股票。另一次是在1981年，斯坦哈特确信中期国债将有大的涨势。斯坦哈特的经济学家兼合伙人、曾任联邦储备银行官员的乔治·亨利认为美联储将下调利率；当时联邦基金利率高达14％。于是，斯坦哈特用基金掌握的5 000万美元现金以及借来的2亿多美元购买了价值亿美元的五年期美国国债。然后，他焦急地等待着利率的下调。（当时，该基金账面上出现了1 000万美元的亏损。）那时他失去了一些客户，但最终他赌赢了：亿美元—其中基金只投资了5 000万美元的权益金—的债券投资赚了4 000万美元。斯坦哈特合伙公司在1981财务年度收益率为10％，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500指数下跌了个百分点。次年，斯坦哈特对中期政府债券的杠杆投资将斯坦哈特合伙公司的收益率拉升到了97％。
不到三年，斯坦哈特又回到了债券市场。1984年年末，他购买了4亿美元的中期政府债券—其中大部分钱是借来的，这次仍然是赌利率下调。这次他又赌赢了。当时利率创纪录地高：最优惠贷款利率接近15％，长期利率达13％。1985年7月，他抛掉这些债券，赚了2 500万美元。
正如斯坦哈特的一个助手评价的那样，“没有什么可以让他胆怯”：他喜欢做大笔交易，并举重若轻。例如，他出击IBM股票就是因为听了一位同事的推荐。不过，斯坦哈特给这位同事的印象是，他可能只买了2万或5万股。实际上，斯坦哈特一下子买了几十万股。
斯坦哈特白天是在一个巨大的、形状像船头的木质控制台前度过的，控制台上到处是荧光屏、按钮及闪烁的小灯。他觉得穿着太正规并不能为交易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的典型装束是开领的黑色T恤衫，配上深色的裤子。他体形肥大，嘴唇上留着胡子、脑袋滚圆、头顶微秃，这使他的脑袋看起来有点像海豹的脑袋。平静时，他嗓音柔和，略带嘶哑，举止儒雅，和蔼可亲。他谈吐不凡，给人的印象更像图书编辑，而非华尔街的投资家。他承认自己体重超标：他曾去亚利桑那州的温泉减肥，但效果不佳，因此4天就回来了，而原计划疗养7天。
和多数投资者一样，斯坦哈特也是白手起家。他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父亲是珠宝商。斯坦哈特1岁时，父母就离异了。根据犹太教的戒律，他父亲没有给他现金，而给了他100股宾州迪克西水泥公司的股票和100股哥伦比亚天然气系统公司的股票。斯坦哈特后来说，当他在布鲁克林长到13岁时，“仍然对股市里面的事一无所知，而且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人了解股市”。他开始研究证券公司的报告，并通过《世界电讯报》（World Telegram）跟踪他的股票。他开始频繁地去美林公司的一家营业部，和那些“抽着雪茄的老人一起盯着报价机”。不久，他就在买卖股票了。
高智商的斯坦哈特在16岁就读完了高中。他考上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金融学院，并于19岁毕业。他的职业目标非常明确，1960年进入卡尔文－布洛克（Calvin Bullock）互助基金组织从事研究工作，周薪为80美元。他当时做得并不出色，布洛克后来回忆说。后来，斯坦哈特参加了美国陆军预备队。退役后，他在《金融世界》杂志做过记者，不过时间很短。他不安分的性格无法专注于就事先定好的问题—如“你对通用汽车公司怎么看”—进行采访，更不要说回答了。最终，他被解雇了。“真糟糕，”他说，“我当时以为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将从此结束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特别的建议（4）
接下来，斯坦哈特在洛布－罗兹合伙公司做了分析师。他最早推荐的股票之一是海湾西方石油公司（Gulf & Western），这只股票翻了3倍。很短的时间内，斯坦哈特就跻身于公司首席“特殊情况”分析师之列。这时，他还开始和A·G·贝克尔（）公司的一个叫霍华德·伯科威茨（Howard Berkowitz）的分析师交换信息。伯科威茨又将斯坦哈特介绍给了一位兄弟会成员杰罗尔德·法恩（Jerrold Fine）；当时法恩在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管理着合伙人的资本（他们三人均是同年考入沃顿学院的）。1967年7月10日，斯坦哈特、法恩和伯科威茨三人成立一家公司，起步资本为770万美元。这家公司管理的资金第一年的回报率为30％，第二年达到84％，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分别只上涨了和。他们开了个好头。
“那是段美好时光。”斯坦哈特回忆说。到1969年年末，公司的资本已经超过了3 000万美元，并造就了三个不到30岁的百万富翁。
斯坦哈特成了首席交易员，而法恩和伯科威茨专注于研究。20世纪70年代公司又添新丁，不过一直保持着狂热的发展势头—就像现在一样。狂热到“午饭顾不得吃，连着召开14次非正式会议，马不停蹄地做交易”。十年紧张、忘我的投资工作让斯坦哈特感到他的眼界变得过于狭窄，他渴望休息一下。
“我一直在思考人生的目的。我为家庭做什么了吗？我为这个世界做了什么呢？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的事情吗？”由于一直被这些问题所困扰，而且被十年投资生涯搞得疲惫不堪，斯坦哈特1978年休了一年的假。他将自己管理斯坦哈特合伙公司所得的600万美元中的400万美元交给基金管理—当时该基金管理的资金已达亿美元，然后就隐退了。正如他所说，他抽烟太多、体重超标（210磅），觉得“最好还是退休。我不想再回来”。但是，他的朋友都不相信他能真的能离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工作狂。
这一年里，斯坦哈特声称他没有和基金办公室联系过，也再不读报纸或看股市行情。考虑到卡特政府节约能源的号召，斯坦哈特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包括多陪家人待在位于第五大道、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家中，或位于纽约北部基梭山区的24英亩（1英亩约为4 050平方米）大的庄园里。他在庄园里种植草莓、制作果酱、上钢琴课和网球课，和一位犹太教拉比一起读《旧约全书》，研究园艺和瑜伽，尝试过慢跑，后来又放弃了，修整房子，并去以色列旅游了几次。不过，一年后，他又回到他那“光荣的事业”中去了。
问题是，斯坦哈特在他休息的这一年里始终没有找到另一份有合适的地位和报酬的新工作。“我在努力学会不让职业左右我的人生观，”他说，“经过这一年的休假，我可以回去继续做以前做过的事，但是眼界开阔了许多，而且不再为工作和人生的目的感到困惑。”无论如何，他工作的目的都不是金钱。据估计，斯坦哈特个人的财富可能超过了1亿美元。
至于他的合伙人，法恩于1976年离开并在康涅狄格州成立了自己的私人合伙公司① 查特－奥克合伙公司（Charter Oak Partners）。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他曾为哈佛大学管理过捐赠基金。伯科威茨1979年也离开并成立了HPB联合公司—这也是一家私人合伙公司。从此以后，斯坦哈特一直独力管理着斯坦哈特合伙公司，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他拥有该公司一半以上的股份。
并非所有人都能跟上斯坦哈特的节奏，有时他也会因投资失误发脾气。那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认为实际上他对自己比对别人更苛刻。“无论那只股票是不是他挑选的，”哈里斯联合公司的彼得·福尔曼（Peter Foreman）说，“他都会自责。”斯坦哈特承认：“我有点完美主义的倾向。我对别人的要求、期望有时或许有些不切实际。”
《华尔街日报》上有篇文章援引斯坦哈特合伙公司一位前雇员的话说：“那种经历就像女人生孩子时一样痛苦。在那儿工作苦不堪言。”斯坦哈特“像鹰一样盯着你买入的每一种股票”，那位分析师补充道，“他问许多问题。一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他就不会放你走。这是管理资金的好方式。但对一些人而言，太紧张了些”。
照此下去，他在这种高强度的，有些是自加的压力下，有些人认为迈克尔·斯坦哈特可能会再次退出。正如斯坦哈特所说，“有时，我会考虑退休。我做的工作有许多都是重复的……我一直觉得可以找到更多有趣的安度晚年的方式”。
例如，他在那年休假期间就想过去以色列投资。不过，对于企业来说，以色列的投资环境极其恶劣—高通货膨胀、官僚机构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