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特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影响，民进党的敌我想象和区隔走得更远，只要是政治对抗，就“一定是你死我活”。而且，当民进党习惯于仇恨及分化后，对内部同志的打击与攻讦也一样残忍。具体来说，当外部敌人还很强大时，要从内部进行整肃，找出敌人的同路人；当外部的对手已经一蹶不振，内部矛盾的地位就会相应升高，整肃更是不可避免。易言之，不管什么时候，内部斗争都具有合理性。在民进党的话语体系中，敌我区分的标准不是以政策取向为分际，而是特定的意识形态（如“台独”意识形态）和集团利益为依据，即他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行为及诉求皆必须符合“我群”期待的思维模式，否则就不以为然
一旦“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形成，它就会自我复制和自我强化。依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概念十分复杂，厘清这样一个概念非本书力所能及，也没有这个必要。本书采用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对该概念的描述。他认为这一概念应该包括六个方面的核心主题：民粹主义者敌视代议政治；民粹主义者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作为理想化的中心地区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缺乏核心价值；民粹主义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民粹主义因自身的矛盾而有自我局限性；民粹主义作为像变色龙一样的东西，能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理论的视角看来，某一政治势力对敌对政治势力（集团）的攻击会产生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使那些对敌对势力有怨恨之辞的民众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二是加强了那些痛恨敌对势力民众之间的团结。这两个影响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敌对阵营之间在生产敌意的同时也产生内部的团结。这种情形无疑将会使对立结构得到强化，进而又会使“对立—冲突”的政治行为模式得到加强。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和内部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这种循环会一直持续下去。
“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在两极化社会中，对立的政治势力各自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如果是截然两分的，必将使这个社会出现高度动荡。对立结构本身就孕育着动荡的因子。就台湾的实际而言，一方面，民众对民进党攻击行为的纵容其实鼓励了该党继续采用冲突性动员的冲动；另一方面，社会的分殊与异质性同样也压缩了民进党与政治敌人进行妥协的空间。也就是说，一旦民进党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模式有若干松动，则会面临着支持基础流失的局面。因此，民进党与基本支持者之间已经形成了密切咬合的结构，成为对立攻击政治行为模式的强力支撑。马英九上台后，这一咬合结构有所松动，但是要完全拆除这一结构显然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第13节， 3。4。4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
344政党之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
台湾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与政治衰退的关系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反映了民主化过程中政治发展与政治衰退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例如，在竞争性选举日益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时，固然实现了“民主”的基本诉求，但是族群动员与族群撕裂却获得了空间，制造族群对立以获取政治利益成为政治人物获取政治成功的最廉价渠道。所以说，政治行为模式的某些内容本身就是政治衰退的表现形式。二、政治行为模式的硬化使台湾政治衰退的结果长期化和固定化。例如，民主化并没有消除和改变政治生活被利益集团垄断的局面，在威权时期留下的利益结构现在台湾政坛上依旧大量存在，类似“阳光法案”之类损害当政者既得利益的提案也迟迟不能通过。再如，民主化使地方派系的地位上升，而政党与地方派系的结盟使“黑金政治”大行其道。虽然各个政党和政治人物均对“黑金政治”表示深恶痛绝，但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的政党，均无法摆脱“黑金政治”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化过程催生出来的政党行为模式对政治衰退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是经过了长期政治实践汰洗之后沉淀下来的理性选择产物，是中观和宏观的政治结构在政治行为的微观层面最直接投射。台湾政党和政治人物所在意者，是自己和自己所属政党的利益，根本不会考虑到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会推动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是导致政治衰退。所以，考察两党政治行为模式必然要上溯到结构层面。在不同层面上对国民党和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进行考察，最需要关注的是这种政治行为模式在政治结构关系网络中的坐标和定位。这些关系不仅包括既定政治体系内处于不同境遇群体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了超越政治体系本身的更为广泛的关系。历史制度主义学派在考察微观层面政治行为时也基本依循了同样的路径。该学派将制度视为对行为起着建构作用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程序与规则，他们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宏大的国家结构、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和具体的政治制度安排。因此，有学者认为，对制度的定义本身就强调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特点是强调制度的“关系特征”，即既定的制度结构如何影响着政治行为的互动，关注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范围如何影响着政治行动者确定其利益以及如何确定他们同其他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结构与制度在内涵上出现了交集，尽管其侧重点并不相同。
国民党政治行为模式主要借助于该党的组织结构及与地方派系的关系。民进党的政治行为模式所依附者，是台湾政治系统中结构性的刚性对立。该党以褊狭的“本土认同”符号为政治号召，加上“反独裁”、“要尊严”的形象塑造，吸引台湾本省人的支持，使部分要民主、要尊严的台湾本省人找到一条易于接受的利益和情绪表达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省族群在政治生活中已经逐渐被边缘化，本省人已经实现了“出头天”的愿望，原先的刚性对抗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民进党却依然保留了刚性对抗的想象，不过把对抗的应力释放区由政治权力分配场域转移到了政治认知和身份认同建构的场域而已。同样，在两岸关系上，民进党也不断强调两岸的分歧和对抗性，通过操作两岸关系，强化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的刚性对抗想象。笔者认为，民进党在“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上所出现的路径依赖，这应该是主要原因。这种路径依赖应该是一种“结构惯性”，在原有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可以称之为旧有“结构”的想象。
第14节，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以来，台湾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治行为模式产生了一定冲击。
国民党失去政权之后快速进入了全面政治改造的疼痛期。总的来说，国民党改造的方向是：党机器的政治资源分配功能不断弱化，作为选举机器的功能则在不断加强。同时，国民党在论述上强调“本土化”，并以此来规避民进党以族群区隔为基础的政治攻击。此外，国民党自马英九2005年首次担任党主席后，就一直要改革与地方派系的关系，但是这种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国民党能否改变政治行为模式，远离“黑金政治”，还在未定之天。就马英九自2008年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以后所进行的改革来看，这些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使马自己甚至都陷入了遭国民党内政治精英千夫所指甚至是落井下石的境地。∝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民进党在执政八年过程中经历了全面解构与重新建构的过程。就制度层面来说，民进党一度行之有效的派系共治结构遭到了根本性破坏，扁的控制不断加强，民进党走向威权化，该党一贯鼓吹的“民主”机制遭到了致命破坏；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民进党执政以后，政治操守缺失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民进党政治攻击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族群对立想象建构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攻击行为的效度。民进党执政八年后，其行为模式所造成的政治衰退渐次显现出来，引发了民众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的重新检视。
台湾政治结构的变化对政治行为模式提出了转型的要求。台湾两党制的结构已经开始形成。台湾政坛的两党化趋势从2000年民进党上台以后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的形成其实就是这一政治格局的先声。随后，台湾两党政治的发展首先从各自内部的整合开始。由于泛蓝和泛绿内部的支持结构同质性都非常高，大党很快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开始了对小党的压制和吞并。亲民党、“台联党”均先后经历了泡沫化过程。同时，“单一选区两票制”等选举制度的改革在客观上要求政党强化理性色彩，放弃激进的意识形态动员。
此外，两岸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对台湾政党政治行为模式也有影响。在两岸力量对比上，时间显然并不在台湾一边。而且，大陆一系列直指台湾民心的善意举动化解了两岸的紧张局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进党政治攻击行为模式的冲击力道。特别是自民进党下台以来两岸交流的迅速发展，对民进党“对立—冲突”政治行为模式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具有根本性解构作用。
长期来看，台湾两个主要政党的政治行为模式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国民党正在试图通过改变行为模式来改变在政党斗争中的被动地位，其行为模式的改变似乎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对国民党来说，改变行为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改造“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党内政治文化，这对号称“百年老店”的国民党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相比较而言，民进党在短期内进行政治行为模式转型的可能性并不大。原因在于：一、政治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能量传导到微观政治行为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台湾这种能量传送主要是通过选举的汰洗机制来完成的。二、民进党在经历了长期的选举操作和“本土化”运动之后，内部已经形成了对自身政治取向的群体思维定势。群体心理学认为，高内聚力的群体在决策时往往具有一种倾向，以为他们的决策一定没有错误，甚至为了维持群体表面上的一致，所有成员都坚定不移地支持群体的决定，与此不一致的信息则被忽视，这种现象也称为群体决策时的倾向性思维方式……在对立性思维模式下，民进党的群体性思维特征相当明显，要改变该党这种思维习惯诚非易事，必须经过选举不断失败的惨痛教训后才有可能。三、民进党支持者的观念会在岛内政治结构和两岸关系结构分化之后产生一定程度的分化，但是这个过程更加漫长，作为政治文化的政治观念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其赖以产生的政治结构有维持作用。在民进党的支持者中，对立性思维还会有一定的市场，这种情势对民进党政治行为模式转型产生的拉扯作用自是显而易见。政治行为模式的改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衰退的发展。当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既可以使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政治衰退消解，也可能使政治衰退进一步恶化。这一切端看台湾主要政党政治行为模式调整的方向和效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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