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
只有武功，没有文治。
崇年先生：
明朝一共十六个皇帝。第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了不起，把蒙元统治推翻了，但“胡惟庸案”、“蓝玉案”等，诛杀过滥，遗毒后世。胡惟庸，左丞相，案发，诛杀一万五千多人；蓝玉，梁国公，案发，“磔于市，夷三族，彻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坐党论死者，可二万人。”朱元璋“胡蓝之狱”案件，《明史纪事本末》记载：“诛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
星云大师：
奇怪，杀人怎么这么轻率！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应该受到尊重啊！滥杀人、滥害人实在是最恶劣的行为。
说史（4）
崇年先生：
有人说朱元璋晚年性格有了变态。之后就是永乐皇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夺取皇位，年号永乐。
永乐在位二十二年，迁都北京，亲自北征，史有功绩。他夺取皇位后，在南京找了几个史官，问道：你怎么看我这件事？史官说一个字“篡”！永乐还不错，没有杀他们，只是生气。后来又找一个史官问，回答还是一个字“篡”！之后，他就不再找人问。
在“靖难之役”后，他也是杀人太多，也太残酷，残过其父。史书记载，他从北平发兵时，僧人道衍跪着秘谏说：“南京有位方孝孺，素有学行，武成之后，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点头答应。攻下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降，朱棣大怒，命用刀豁开嘴角到两耳，还是不降。命将其寸磔，诛其十族，连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原兵部尚书铁铉不降，割其耳鼻，挖身上肉，煮熟放到其嘴里，又投入油锅炸，最后寸磔之。还有敲掉牙齿，断其手足，甚至杀人之后，把皮剥下来，以人皮楦草，过于残暴！“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朱棣竟然株连十族！这能够上“千年一帝”吗！
嘉靖在位四十五年，他信道教，严嵩专政，“庚戌之变”，蒙古军队打到北京，天下也不太平。
万历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是张居正辅助他，第二个十年还做了一点事（史称“三大征”），万历二十年之后，近三十年不理政事，就是“六不做”——不郊（不祭天地）、不庙（不祭祖）、不朝（不上朝）、不见（不接见大臣）、不批（不批答奏章）、不讲（不御经筵）。
星云大师：
为什么不批？你可以不做皇帝就好了？
崇年先生：
他干脆把位子让出来，或者就在后宫享乐也行，但他没有这么做，就是奏章不批，皇帝照做。
星云大师：
您将来可以写一本书，叫做《皇朝的得失》，他们的得失，怎么样影响自己，影响社会，影响国家。把这许多得失作为一面镜子。
崇年先生：
明朝没有了，接着就是清朝。努尔哈赤开国，没有看到统一；皇太极五十二岁过世，也没有看到统一。顺治帝看到统一了，二十四岁就往生了，前期主要是多尔衮在摄政。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清史稿？圣祖本纪》对康熙帝有个评价：“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星云大师：
康熙帝学西学，后来呢？
崇年先生：
康熙帝引进西学，学习西方很好，但没有形成制度，结果人亡政息，他故去之后，这些就没有了。他如果建立制度就好了，就可以后代延续下去。所以制度很重要。
星云大师：
还有乾隆呢？
崇年先生：
清朝皇帝在位六十年以上的只有康熙和乾隆。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多。但是，乾隆朝西方世界发生大变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乾隆皇帝高傲自大，故步自封，乾隆中期发生王伦民变，天下也不太平。所以，乾隆帝够不上“千年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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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理
有无相生
星云大师：
前面说过，“不给”两个字，养成了我淡泊物欲和“不要”的性格。
崇年先生：
可是，您什么都有。
星云大师：
是的，我不要而有！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能体现钱的价值。如果我要、我有，那么人都有贪心，有钱就会把它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此，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说：因为我“不要而有”，所以才有佛光山的一切。平时只要我有一点稿费收入，或是皈依的红包，我就拿来建寺庙、办学校、添置各项弘法设备。我认为个人可以不要，但是大众要，要给大众。我常说，我也是一个信徒，我跟大家一样，我也要布施，我也在学习喜舍。我经常教诫佛光山的徒众，不可以在信徒面前说到喜欢什么东西，因为那是一种暗示，你欢喜，要他买给你，这是罪过，不可以的。我有多少奉献、结缘？我觉得出家人要“以无为有，以不要而有”，不可以被物质所囚。
崇年先生：
您的“有”与“无”是您的佛家有无观。
星云大师：
世间的人总认为，“有”、“无”是相互对立的，有的不是无，无的不是有。但事实上，有的也会无，无的也会有。你本来没有钱，忽然中了彩券，一夕致富，不就发财了吗？有财有势的人，忽然遭遇一场横祸，顷刻间财富荡然无存，什么也没有了。因此，假如有慧眼的人，能彻底认识世间，就会知道“有的非真有，无的非真无”。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虽然这个理论要实践很难，尤其佛教信众过的是家庭生活，家庭生活是从“有”上面着力去获得需要的，不过出家生活还是要从“无”上面入道。“无”反而更大、更多。
崇年先生：
佛家从禅学上看待“有”与“无”，在家人则从生活中看待“有”与“无”。老百姓认为：有，就是有，这个月我领了人民币两千元薪水，就是有了两千元钱；这个月我花了两千五百元人民币，就是家里不仅没有钱，还亏了五百元人民币。
星云大师：
刚才讲，“有”和“无”不是相互对立的，如《般若心经》说：“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有一如，这是从理体上来看待有无；若从事相上说，世间生活不能缺少资生物用，即使佛教也讲究“净财”、“资粮”的具备，所以如何在生活中调和“有”、“无”，这是一种智慧。
崇年先生：
还是有“有”的欲望？
星云大师：
有一次，我在香港机场转机，候机时间需要两三个小时。平时我到机场搭机，经过免税商店很少会去看它；那天候机时间实在太长了，顺道就进了一家文具店。记不清楚当时我是看到一样什么东西，忽然动念想买。问过价格，大概要港币四五十块钱，但是我身上没有钱，我怎么买呢？这时看到慈惠法师从远远的地方走来，我说：“惠法师，跟你借五十块钱。”她问我：“做什么？”“我想买这个东西。”她走过去一看，说：“啊！师父，不要买啦！这个在台湾多的是。”说完转头就走。我在后面一愣：“啊！身上还是要有钱！有钱就可以自己买，就不跟人家借了。”
崇年先生：
在佛家看来，“有”即是“无”，“无”即是“有”，“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好像有像点绕口令。佛家的“色”，不是“女色”的“色”，而是与“心”对立的佛教名词，是指人能感触到的、有形质的东西，佛家把它称作“色”。弄清“有”和“无”，“色”和“空”的关系，的确是一种智慧。
不过，禅学的“有”与“无”是理论的概念；生活中的“有”与“无”是实践的行为。出家人住在寺院，实际上过着“供给制”的生活；在家人住在家里，衣、食、住、行、用，油、盐、酱、醋、茶，孩子上学，老人生病，都要花钱，所以他们从生活的现实来看待“有”与“无”。不过，在家人有一点禅学知识，从出家人的禅学看待“有”与“无”，视野可以更宽、更远些，心胸可以更大、更包容。
星云大师：
您说的没错，在家生活“开门七件事”，哪样不需要钱？人大都是为钱而生活，但钱是无限的，够用就好，而且很重要的是，钱要用在刀口上，要用得及时，用得有意义！
昨天我刚从大陆南京回台湾，到机场的路上就想着：“回台湾应该不要用钱了吧！身上还有一点人民币，全部送给开车的司机好了！”但是想到回台湾，在机场有人会用轮椅来推我，要给小费！我就问同行的容法师：“您有准备到机场要给的小费吗？”她说：“我准备了。”结果到台湾后，通关出了机场，我问容法师：“有没有给小费？”容法师说：“找不到人了。”我一听就很生气：怎么不懂得小小钱的布施呢？
说到用钱，过去常有人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事实上我不是很有钱，而是“会用钱”。我常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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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
佛门威仪
星云大师：
我个人的生活一向很简单，有时候三餐“以茶泡饭”也可以吃得很满足。因为我对物欲需求不高，甚至可以说“安于贫穷”，所以在弘法的旅途中，一路走来都能不因生活贫乏而退失道心。
记得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没几年就受邀到宜兰弘法。当初宜兰没有和尚，尤其像我那么年轻的出家人更是少见。我那时才二十多岁，第一次到宜兰北门口雷音寺，看到寺里的设备十分简陋，生活条件很差，但我没有生起嫌弃的心。尤其在我第一天到达雷音寺的时候，连上个厕所都看不到厕所在哪里，因此必须走二十分钟的路程到火车站去上厕所。因为这样，训练我一直到现在，从早上上过厕所之后，到晚上都不用再上，这是慢慢训练成功的。
崇年先生：
真是硬功夫。那天我同您从高雄经台南到台中，早上八点出发，傍晚六点回来，有十个小时，期间您关照我上净房 ，可是我注意您没有去。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连续十个小时不去洗手间，真是功夫！
星云大师：
我记得当年走在宜兰中山路上的时候，很多人都站在店家门口朝着我看。我感觉到他们在旁边看我，所以就更加的“眼观鼻、鼻观心”，正经地往前走。我常说，所有的信徒都是督促我成长、帮助我成长的老师，我要感谢他们。
崇年先生：
长辈也是监督我成长的老师。我的祖母要求我们走路要挺胸，不许斜视，不许东张西望，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对我以后的行动坐卧都有帮助。
星云大师：
在佛门讲“四威仪”，就是行如风，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行走时，如和风般轻快洒脱；站立时，如古松般笔直挺拔；坐下时，如大钟般沉稳庄重；安眠时，如弯弓般右胁而卧。这种卧法是右胁向下，两足相叠，以右手为枕，左手伸直，轻放身上的卧法，可以收摄身心，不忘正念。因此，又称“吉祥卧”。
崇年先生：
仪表很重要。11月25日，您在如来殿做开示（讲话），那天大殿人太多，有些人坐不下，就坐到台上。您讲话时间很长，一位听众站起来给您送上一杯水。您说：“我不喝！我从来讲话不喝水，以示对听众的尊重！”还说：“我要有威仪！”当时我想，台下的听众不能喝水，台上的讲者也不喝水，讲者、听者都不喝水，这就平等。转念一想，台上人在讲，费口舌；台下人在听，不费口舌，所以台上讲者喝水，台下听者不喝水，这是可以理解的。
星云大师：
我演讲几个小时不喝水，主要是对听众的尊重。
崇年先生：
12月1日到4日晚间，我在佛光山大会堂给丛林学院师生做报告，每天一场，连续做了四场报告。演讲时，主持人、听众都让我喝水，我说：“我向星云大师学习，台上做报告不喝水，以示对大家的尊重。”
星云大师：
“尊重”是做人应有的修养，也是佛门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在佛教里，信徒恭敬佛、法、僧三宝，法师也要爱护、尊重信徒，所以我常对徒众说：要对信徒添油香。你给信徒欢喜、法益，是对信徒添油香；你爱护、尊重信徒，也是对信徒添油香。
几十年来，我在佛教里一步一脚印地走，要办报纸，有大家发心出钱出力一起办报纸；要办电视台，大家一样出钱出力办电视台；要办大学、中学、小学、幼儿园，乃至盖道场，大家仍然是出钱出力办学校、盖道场。大家的发心真是无穷无尽，无有休止，他们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家用开支以外，为了信仰，无不诸多奉献。当然，有的人很欢喜乐助，但也有的人省吃俭用，比较勉强。也有的人做资源回收，捡垃圾、拾破烂，卖了钱之后，捐给佛光大学作为兴学之用，每个月一百元、一百元地赞助，让我很感动。实在地说，不是我教育了信徒，而是信徒教育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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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
契理契机
星云大师：
我一生演讲无数，感到最难的是如何“契理契机”。最初，往往为了一篇讲稿，日夜揣摩听众心理；常常为了一句名相，反复思维其中深意，为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听懂受用，并且能运用到生活上，以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南。
崇年先生：
我有类似的体会。譬如，我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最后一讲的大结局部分，怎样在三十二分二十秒的时间内，把明朝灭亡和清朝兴起的原因说清楚，让专家学者觉得可听，平民百姓觉得可看，这就很不容易。从一开始我就思索着结尾这个难题，前后想了三个多月。一天夜里两点，我似醒非醒、似梦非梦地醒来，突然豁然开朗——明亡于一个“分”字，就是民族分、官民分、君臣分；清兴于一个“合”字，就是民族合、官民合、君臣合。我很兴奋，披衣起床，打开电脑，把心灵所思记录下来。这个观点讲了之后，从科学院院士到普通百姓，都觉得可以认同。这就是您说的“契理”。有时“契理”是不可言喻的，需要“悟”。这“悟”很重要。佛教人物有三个“悟”的故事：第一个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佛，第二个是怀素见闪电悟书，第三个是惠能大师作偈悟禅，都是一个“悟”字。做事情、做学问要能“契理契机”，心灵觉“悟”，非常重要。
星云大师：
你平时也很注意佛教的故事？
崇年先生：
是的。我在给学生讲治学时，讲过怀素悟到书法的真谛。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写狂草著名。他在《自叙帖》中说：“经禅之暇，颇好翰墨。然恨未能远睹前人之奇迹，所见甚浅。遂担笈杖锡，西游上国。谒见当代名公，错综其事。”怀素幼年家贫，有用叶作纸、漆盘练字、秃笔成塚、盘底磨穿的记录。一天傍晚，他观看夏云奇峰、闪电蛇舞，受到启发，顿悟书艺，成为狂草。他悟到狂草的要领：“奔蛇走虺势入座，骤雨旋风声满堂”；“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惟盘龙走。”从而成为书法大家，有“狂（张）颠醉（怀）素”之誉，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
星云大师：
你还讲过惠能大师？
崇年先生：
是的。我讲：禅宗弘忍大师晚年，要传授衣钵。先由大弟子神秀大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