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对他产生了一点影响。斯坦伯格说他并不想进行一次恶意收购，换句话说，他不想，但也许会。这是某种威胁的暗示。我说：‘如果你想挑起战争，我是相当善于打恶战的。’他说他想在他公司的年会结束后，第二天下午把里斯科的计划完整地演示一遍，并希望化学银行能够改变主意，愿意合作。我很享受这顿午饭。当然，其问也有些好笑之处。”
斯坦伯格说：“那天上午到达派恩街20号后，我走出伦查德的车，进入这家银行。那天因为暴风雪，人不多。伦查德的秘书非常友好地说：‘噢，你好，斯坦伯格先生，见到你很高兴。’伦查德走出来，与我握手，说：‘你好，索尔。叫我比尔。能带你四处走走吗？’其实，我当时并不对那座建筑很感兴趣。于是我们边走边说，先到了他的办公室，然后去银行的餐厅。
“我们先开了一会儿玩笑。他问我为什么想成为银行家，我回答说：‘上帝眷顾醉汉和银行家，而我不想成为醉汉。’接着，我开始实话实说。我告诉他里斯科拥有多少股化学银行股票—超过30万股。我说，我们并不打算买进更多，因为太贵了。我坦白地告诉他，《纽约时报》的文章打乱了里斯科的计划。我们本来打算等到关于银行控股公司的新法律通过之后再行动，那可能需要6个月或者1年。现在，我们受到胁迫，我主动承认对于我们来说时机并不成熟。
“我开始讲我的哲学，那就是，化学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的管理，都应该表现出对股东和客户更加积极的回应，以及我认为我们可以如何做到这一点。我说，我认为，在银行的普通职能之上增添一大批新的服务将增加其资金的内在价值，对于这一点，他表示完全赞同。他开始谈论一次恶意收购可能对银行经营造成的损害。他说，高级管理人员很可能会辞职。他提到会失去客户，我说他们在那样一个货币紧缺的时候匆忙退出的可能性很小。他谈论了信托业务的损失。我问：‘它赚钱吗？’他笑了，说他不确定。他说如果我想挑起战争，他是很善于打恶战的。我说我打恶战的记录也相当不错，至少相对于我的年纪而言如此。但接着我说，我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虽然我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告诉他，4天之后我将和妻子和孩子去波多黎各度假，孩子们正放寒假。而我是一个十足的专业人士，假如我企图进行恶意收购的话，是不会安排这次度假的。他看上去很惊奇，问：‘你真的要去波多黎各？’我说是的。他明显松了一口气，一切都变得很轻松。我想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一切都很友好。不过最后，当麦考尔和奥尔德里奇进来的时候，气氛变得压抑起来。麦考尔来跟我们一起吃午饭，奥尔德里奇则即将吃完。麦考尔看上去根本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奥尔德里奇干脆表现出敌意。但伦查德打断他们说：‘看，索尔说了他并不打算进行恶意收购。’麦考尔的脸色亮起来，他说：‘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提议在我从波多黎各度假回来之后，他和伦查德说：‘噢，最好在那之前吧。’然后我们安排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公司股东大会之后。我出来的时候情绪很好，只是奥尔德里奇仍然很冷淡。等一下，我刚刚想到，他对伦查德也不是很热情。”
第五章 大冲突（8）
于是，敌对双方首领的第一次会谈打成平局。那天下午，伦查德接到诚信保险公司的罗伯茨打来的电话。从里斯科前一次征服行动中显然获得了满足的被征服者说，他认为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的合并对银行将是一件好事。“我对他说他疯了，”伦查德后来说，“我说计算机租赁与银行毫无关系。他说里斯科跟诚信合并并没有伤害诚信。我对他很失望。”同一天下午，麦考尔让化学银行的人为他准备一份里斯科债权银行的清单，后来一个国会委员会拿到这份清单时，发现上面一些银行名字的旁边打上了标记。这份清单的目的，以及那些标记的意义，没人知道，但表面上看，就在那天下午，斯坦伯格开始感到来自银行界的“压力”，里斯科的两家投资银行伙伴，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打电话通知他，他们将拒绝参与里斯科对化学银行的任何收购要约。
那天晚上，银行家之间进行了更多的社交活动。伦查德参加了储备城市银行家协会（Reserve City Bankers Association）的晚宴，他后来说，他在这次晚宴上大概同300位银行家说了话。“除了大概谈论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我不记得做了什么别的。”他回忆说，否认他曾利用这次宴会进行反里斯科的宣传或者请求对化学银行的帮助。（不过，在工作时间他毫不吝啬这样的努力；怀特韦尔德和莱曼兄弟的反里斯科宣言就是因为受到化学银行的热切请求。）
第二天下午在大通曼哈顿银行礼堂举行的里斯科年度股东大会上，事情进展得很平静。开始，人人心中所想的话题并没有被提起，直到斯坦伯格提出，里斯科成为一家综合金融服务组织的努力包括进入银行业。“要实现如此庞大的计划，”他说，“必须进行谨慎的权衡和判断。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没有确定具体的银行。”
全场安静下来，斯坦伯格通过提问打破了沉静。一位股东干脆问里斯科是否计划收购化学银行。斯坦伯格回答说里斯科并没有发表任何关于这家银行或任何其他银行的声明。一段时间以后，另一位股东问，里斯科是否已经与化学银行进行了收购谈判。
斯坦伯格面临考验。本来整个周末他都计划着在这一场合宣布收购化学银行的决定，但现在，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与化学银行的管理层举行会谈，有可能达成协议，因此他已经决定暂不宣布。从策略上讲，最好是回避这一问题，但他放弃了这种做法。“我对自己说：‘咳，我不会撒谎。’”他后来回忆。他回答说：“是的，我们已经与化学银行会谈过。”就这样，他首次公开确认了至此为止只存在于传言和猜测中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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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在里斯科与化学银行管理层的私人会议上，斯坦伯格发现，前一天的午餐会谈打开的合作之门似乎关上了不少。防御方获得了自信。这一次，双方首领都带着各自的主要助手。斯坦伯格带着三个人，包括罗伯茨和顾问罗伯特·霍兹（Robert Hodes），伦查德带着四个人，包括麦考尔、奥尔德里奇和特别小组总指挥麦克法登。斯坦伯格把前一天午餐会上对伦查德说的大部分内容重复了一遍，这一次更加强调他的友好意愿，以及对使用威胁的厌恶。（奥尔德里奇对这次会议的私人记录写着：“里斯科不喜欢恶意收购，但为了达到目的有可能实施。”）斯坦伯格还做了进一步让步。他说他不准备担任合并后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在里斯科的所有同事都愿意以合并后公司的利润决定他们的去留。当伦查德说他不愿意在“脑袋被枪指着”的情况下谈判时，斯坦伯格强调他并没有拔枪，这“不是一场战争”。双方后来都认为这是一次热忱的会议，只是斯坦伯格觉得它并非“极度友好”。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记录，它实际上是以伦查德的发言结束：“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我们会考虑的。他们会得到我们的消息，或许周末，或许下周中。”
实际上，斯坦伯格将在2月14日那个星期五，再次获得伦查德的消息，但同时化学银行的防御团队也没有闲着，而是正准备好大枪，即那些伦查德一开始描述为“强大”的“资源”。化学银行又召开了一次全面战斗会议，会议讨论集中在修改化学银行章程的可能性上，这能使里斯科的收购即使并非不可能，在法律上也会相当困难。会上还讨论了收购一家火灾意外保险公司，从而与里斯科拥有的诚信产生冲突的方案，以及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某个巨型保险公司收购化学银行的方案，表现出宁死不屈的东方情结。
实际上，这些方案都没有实施。不过，最后一个方案显然反映出银行家们强硬的不妥协态度。按照计划，化学银行请最大的两家代理权经纪公司，达德利·金公司（Dudley King）和乔治森公司（Georgeson），拒绝为里斯科提供服务。伦查德打电话给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丁，向他告知情况，并且并非无意地努力说服他里斯科收购将对整个银行业不利。（马丁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里斯科股票持续下跌。到星期五，它跌至123美元，陷入完全的溃败。或许，化学银行的各种防御手段中最有效的在立法层面。从2月14日起，化学银行的顾问之一，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的理查德·西蒙斯（Richard Simmons），开始全职投入里斯科的案子，集中精力起草专项法律，以防止或阻碍里斯科之类的公司对化学银行之类的银行进行收购，并使这些法律草案变成奥尔巴尼州议会和华盛顿国会上的提案。一项新法提案，由一个很大的相关利益方特别起草，却能够被州或联邦的立法机构毫不质疑地接受，这看上去是不是相当奇怪？无论答案是什么，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选择在这一周督促纽约州议会颁布一项法律，在本州境内停止任何非银行企业对银行的收购，只要“控制权的行使可能损害银行的安全和行为道德”。星期五，一份完全一样的直接出自西蒙斯之手的新法提案被发往奥尔巴尼，同时，一份目的类似的法案提交给华盛顿的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Senate Banking and Currency mittee）主席，参议员约翰·J·斯巴克曼（John J。 Sparkman）。显然，化学银行有理由相信，两边的草案都将提为议案，而且将不进行重大修改。
第五章 大冲突（9）
于是，伦查德怀着战争出现转折的心情，于14日星期五再次致电斯坦伯格，安排新的会面。这一次，再没有关于恶战之类事情的讨论。毫无疑问，伦查德感到再没有进行这类讨论的必要。斯坦伯格还要去度假吗？斯坦伯格说他还要去，第二天出发，19日，下个星期三，离开波多黎各，那一天他在华盛顿有安排。伦查德友好地说，“打搅你的旅行可不好”，并邀请斯坦伯格20日下周四来与他再次见面。
到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本来的攻击方变成防御方。星期一出版的一篇《华尔街日报》文章对里斯科未来的盈利前景提出了质疑。里斯科股票当天下跌8点，至115美元，第二天又下跌美元。西蒙斯的反银行收购法案及时地于星期二在奥尔巴尼提出。（随后获得通过，5月中旬成为法律。）里斯科又遭受进一步打击，它收到司法部的一封信，说司法部听说了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并指出：“虽然我们并不想暗示这样一笔交易将违反反垄断法，但根据这些法律法规，尤其是《克莱顿法》（Clayton Act）第7部分，我们会提出一些疑问。”（第7部分禁止有可能通过减少竞争来限制交易的合并，把它如当时通常解释的那样适用于里斯科与化学银行合并案，将非常值得质疑。一直没有人解释为什么司法部会在那个特定时刻发出那样一封信。）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斯坦伯格与家人正在波多黎各的剑鱼滩打网球和游泳。他后来坚持说，他只与他在大颈区的办公室通过两次电话。不过，很难想象他竟然完全没有听说《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里斯科股票的持续下跌、奥尔巴尼的法案和司法部的恐吓信。虽然好冲动，但斯坦伯格是一个擅长思考的人，也许，在剑鱼滩的游泳池边放松的时候，他自嘲地想过，自己前一周刚刚在一个洛克菲勒（大卫·洛克菲勒）的银行里召开公司年会，现在又在另一个洛克菲勒（劳伦斯·洛克菲勒）的酒店，花最高的价钱，换取从作战前线上抽身的短暂休息，而同时，第三个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敦促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旨在阻碍他从事他认为既合法又对社会有益的事业。
19日，星期三，斯坦伯格在华盛顿的一天是令人沮丧的一天。一切现在似乎都对他不利。首先，里斯科股票价格的神秘下跌正在一天天削弱公司的收购能力，但这还不足以使情况变得毫无希望。斯坦伯格计算过，只要里斯科股票价格不低于85美元，他就能够发出对化学银行股东有吸引力的收购要约，而不会降低里斯科的每股盈余。到2月19日，里斯科股票稳定在110美元左右，因此发出诱人的收购要约仍是完全可行的，只要能够找到阻止股票进一步大幅下滑的办法。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全美国的立法形势，这正是把斯坦伯格带到华盛顿来的问题，而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情景。全美的议员们都沉浸在可怕的反联合、反收购情绪中。这一天中，斯坦伯格与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一半的成员和几名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谈了话。毫无例外地，他发现他的谈话对象坚决反对里斯科收购化学银行，而他们的理由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喻。一次又一次，他解释说，他的目的不是毁掉一家银行，而是为了赋予它新生，并且，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绝不一定是坏事，而是自由企业制度下重要而且必要的一部分，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积极进取的管理方式取代落后过时的管理方式的唯一途径。一次又一次，他发现自己的观点只得到对方的沉默，他本人则被当做喜欢掠夺并不属于他的财产的商业强盗。这些简短对话的高潮部分是他与关键人物参议员斯巴克曼的对话。根据斯坦伯格的叙述，部分对话内容如下：
斯巴克曼：几周前，一个人在这里向我抱怨，说有人挤进来收购了他的银行，然后把他解雇了。现在，我们再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斯坦伯格：但是，参议员，整个经济是靠利润运转的。如果一个银行的总裁带不来利润，他就应该像任何其他人一样被取代。除非你想改变整个系统—
斯巴克曼：不，不，我并不想那么做。顺便说一句，你看过我准备提交的反银行收购的法案了吗？（打电话叫他的秘书）小姐，化学银行律师发来的法案在哪儿？我想拿给斯坦伯格先生看一看。
就这样，斯坦伯格第一次知道了西蒙斯按照化学银行的要求起草，并且按照参议员斯巴克曼的亲密说法，“发来”的法案。实际上，斯巴克曼在3月底提交了这份法案。与在纽约州议会不同，它从未获得通过。但3月19日，化学银行聘请的律师显然正在充当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的某种非正式法律助理，这一消息进一步加深了斯坦伯格的绝望。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他与斯巴克曼的谈话只是一幕华盛顿高级情景剧。
“我那天晚上回到纽约，感到没有获得任何确切的消息。”斯坦伯格后来说。实际上，那一天，由于认识到美国政界和商界的大人物都坚决一致反对他，斯坦伯格决定投降。第二天，他按计划去派恩街20号参加与化学银行顶层人员的第三次会谈。事后表明，这将是类似会谈的最后一次。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两个不同版本的描述：
斯坦伯格：“我赴会时口袋里装着一份公开声明—一份投降声明。我告诉他们，我前一天去了华盛顿，以及我见过哪些人。我说，我已经从同那些人的谈话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提出收购要约的唯一途径是获得化学银行对合并的热情支持，我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