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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冲突（10）
伦查德：“斯坦伯格与几个随从一起来的。他说他已经决定，现在不是推进收购的时机，为此他当天将发布一项公告。这是一次非常友好和令人满意的会议。”
斯坦伯格后来发布的公告在最后一部分极大否定了他此前表达过，此后将再次强调的哲学，这表明他短期内被洗脑了。公告内容如下：
纽约大颈区，1969年2月20日。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董事会主席索尔·P·斯坦伯格今天宣布，他没有收购化学银行纽约公司（Chemical New York Corporation）的计划。没有对方管理层的支持和热情，里斯科对迫使化学银行就范不感兴趣。
斯坦伯格先生认为，恶意收购重要银行会对整个经济不利，因为有可能损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声誉，削弱公众对之的信任。
罗姆尼斯、科普兰德、泰森、朗、利尔森、芬斯顿和化学银行其他董事当天下午看到下面的电报时，大概会非常满意：
很高兴告知诸位里斯科已经宣布撤销收购化学银行的计划。
比尔·伦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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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事情在正式开始两周之后结束了。“他们”—化学银行、银行业的大部分人、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华尔街诸多方面的大人物、最大的代理权经纪公司、纽约州州长及议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众多或多或少相关的人物—联合起来打击里斯科的索尔·斯坦伯格，并且明显造成他在最后一刻丧失了勇气。他和里斯科那年夏天又卷土重来收购了英国出版业巨头，帕加玛出版公司（Pergamon Press）。这次他表现得坚强不屈，但从财务的角度看是一场灾难。
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它对美国商业和社会都产生了影响，有的影响不一定是好的，有的则可以肯定是具有净化作用和启示性的。伦查德后来说：“我对整件事情的态度相当严肃，虽然我知道许多人不是这样。我们银行现在对这种事情更为警惕。我为之受到很多嘲笑。如果斯坦伯格固执己见，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战争。我不是说我们可能会被打败，我仍然认为我们可以成功打败他们。不过，我非常高兴我们并没有被迫进入这一过程。”
斯坦伯格对于整件事的主要记忆是那么多人对它歇斯底里的反应。“没有人是客观的，”他说，“我想要客观的观点，却就是得不到。整整那两周，我从未见过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不停地从对方阵营跳出来攻击我们，就因为我们想收购一家大银行。有些攻击相当可笑，一贯稳重的投资银行家说话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在玩弄黑手党的伎俩，而且攻击一直在持续。我们放弃计划几个月之后，一些大公司的管理者仍然打电话来激动地说：‘我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你试图做的—’但他们就是说不出为什么。我们触动了某种神经中枢，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在一次聚会上，一家巨型公司的老总问我，在针对我们的行动中是否有反犹太倾向。我说，就我所知没有。确实有反犹太的银行家和企业家，但事情比这个更复杂。我现在认为，假如我们真的进行一次恶意收购，那将会是一件好事，因为会举行国会听证会，好让所有那些腐臭的情绪都在空气中曝光。”
投降后，斯坦伯格立即在悔恨中总结了自己情绪化的反应：“我一直知道存在一个老派堡垒，我曾经还以为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至于老派堡垒，或许它对这件事的结论，就是一家尊贵的商业银行的一名官员，用缺乏逻辑、惜字如金而又具有误导性的老爷方式发表的经典言论：“绝不要相信一个胖子。”
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1）
如果说在股票市场历史上有一件事情确定不移的话，那就是新股狂热永远是危险繁荣的最后阶段—是对即将到来的灾难的警告，就像周期性呼吸异常是死亡的信号一样确定，但这种危险并非不可克服。如果人们的头脑能够冷静一些，记忆长久一些，不论大小投资者，专业还是业余人士，都能够注意这些信号、避开新股票、减少投资从而躲避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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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斯坦伯格发现自己不属于老派堡垒，而且老派们虽然年事已高，但既没有绅士到也没有衰老到不能战斗的地步的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投资革命已经接近完成，这个时代正在纵情享受它最后的投机冲刺。
到1969年，机构投资者实际上已经统治了纽约股票交易所。60年代初，它们在这里的份额曾经不到1/3；现在，它们占公开发行股票交易量的54％，公共基金交易量的60％。投资机构中增长最快的共同基金现在持有大约500亿美元的资产，转手率为50％，也就是说每年转手它们投资组合资产的一半，而在1962年，这一比率还只有20％。
股市正开始热情地舒展。道琼斯指数继5月达到970点的高峰，只比1966年1月的历史最高值低几个点，之后进入长达三个月的急剧下滑，到7月底只勉强高于800点关口。联邦储备委员会由于担心加剧通货膨胀，继续紧缩货币供给，使利率一飞冲天，却收效甚微。同时，出现了对伴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的恐惧，这令古典经济学家非常困惑，因为这两者显然是来自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恶魔。人们越来越多地指出以蓝筹股为主导的道琼斯指数在反映现实情况上的失败，曾经价格高涨的股市先锋已经不是像道琼斯指数那样缩水20％，而是50％~75％，或者更多。60年代初最高曾涨到60美元的全斯通，到1969年10月可以以不到10美元的价格买到。年初，国家通用公司已经从66美元的高位下跌至35美元，凌·特姆科·沃特则从135美元跌至62美元，利顿工业从100美元跌至50美元。一度以“拥有美国企业中属于你的股票”作为题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在没有解释原因的情况下撤掉了它。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一个具体的不祥之兆是经纪公司利润的突然下降。作为经纪公司收入之源的交易量正在迅速减少。1969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量比1968年下降了大约4％，美国股票交易所则下降了近15％，场外交易市场的下降幅度还要大得多。同时，由于前一年交易量大增而导致的纽约下城人员和设施的庞大扩张，大大提高了经纪公司的成本。基本支出的单位成本正在暴涨；华尔街文员和行政人员的工资在10年内上涨了60％，审计师和律师的收费则上涨了约80％。在这些压力下，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大部分成员公司1969年下半年都出现了赤字。
到处都显示着不祥的征兆，毁灭即将来临，全美弥漫着明天就要灭亡和滑铁卢前夜的情绪。这样的气氛对于当前的狂欢再合适不过。美国厌倦了暴乱、犯罪和自由主义，华盛顿又由新的保守主义共和党政权掌握，国家在政治上正转向右派；在经济上，这意味着将进入崭新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合并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增加，因此资本集聚也在加剧：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占全国资产的比例在短短10年里从26％增加到46％。“创造性会计”继续繁荣，会计当局则视而不见。1969年2月，证券交易委员会通告会计准则委员会，必须对合并会计中权益合并法的使用进行控制，但后者犹犹豫豫，一整年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证券交易委员会也没有进一步敦促此事。）同时，经纪商已经学会如何将股票市场的两大新势力—联合企业和共同基金—联合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近乎阴谋的方式欺骗大众。经纪商会提议并推动一项合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谋取合并双方公司的一大笔股票。接下来，他会把股票卖给基金，同时保守合并计划的秘密。然后，当合并被公布时，会计师们将表演他们的盈亏线魔术，疯狂吹捧合并、热爱盈亏线的公众将抬高股票价格，内部人将抛出股票，最后，公众将同20世纪20年代原始的股票市场操纵的受害者一样，只剩下大而空的钱袋。
不过，这种阴谋的受害者相对来说较少。数千万的投资者或者足够幸运，或者足够精明，避开了大部分受哄抢的联合企业股票和其他交易最频繁的投机股票，正处于有利的位置。一直到1969年年中，人们都不一定要购买道琼斯蓝筹股才能发财。比如，如果你1965年初买了仙童照相，你的钱就变成原来的三倍了。如果你在1967年初买了博伊西加斯凯德公司（Boise Cascade）股票，你的资产几乎已经变为原来的四倍。就连美国家庭用品公司这样的老马自1966年底以来也翻了一番，任何一只基本面良好的其他股票也都有类似的业绩。这些可观利润中的大部分都将在第二年消失，但此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1969年年中，账面利润还美美地在那儿，使小投资者感到自信和富有，从而进入一种消费情绪。私立学校和大学正在从蜂拥而至的申请者中精心挑选录取者；昂贵的餐厅里很少有空位；在一些地方，马路上的梅赛德斯几乎和庞蒂亚克一样常见；整个夏天和秋天，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飞往或来自欧洲的满乘飞机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有时不得不花数小时等待跑道清空，以供起飞或降落。染上华尔街情绪的投资公众正仿佛明天不复存在一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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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2）
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做什么呢？它自己似乎也染上了滑铁卢前夜的情绪。它由于相关法令几乎享有对公司会计实务独断权的会计部，正沉重地迈着老式而明显不称职的步子，继续把信任交给短视而道德多变的会计师。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职员正经历着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无可匹敌的腐败。那一刻，那将是非常短暂的一刻，似乎一切都疯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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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产生了一种新的高风险经纪操作，大宗经纪。这时，一家大型共同基金或养老基金可能突然想购买或出售单只股票的10万股、50万股甚至100万股。过去，为这样一笔委托负责匹配买方和卖方，并且在必要时为一方或另一方先垫付资金的责任落在交易场内的专业人士身上；但现在，由于这样的巨额交易牵涉的资金过于庞大，专业人士的自有资本相对于这一艰巨任务显得少得可怜。成功而轰动一时地弥补了华尔街传统交易方式不足的是所罗门兄弟公司（Salomon Brothers），即原所罗门兄弟泄睦展荆⊿alomon Brothers and Hutzler），创建于1910年，是一家多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债券而非股票机构交易商。实际上，这家公司在债券交易中的声望颇高，因而一度华尔街对可流通债券的定义就是所罗门公司愿意购买的债券。60年代中期，当高盛和贝尔斯登公司占据机构大宗股票经纪业务的最大份额时，所罗门兄弟的合伙人，以精明、说话温和的威廉·R·（比利·）所罗门［William R。（Billy）Salomon］为代表，经历了一次醒悟。他们想到，大宗股票经纪基本上与大宗债券经纪没有什么区别。在两种情况下，你都需要认识你的客户，机构投资者。所罗门兄弟已经通过交易债券认识它们多年。你必须拥有能够承担巨大资本风险的资源和勇气。所罗门兄弟多年来都是债券市场的投机之王，那么，为什么不进入股票批发生意呢？
1964~1965年，他们开始进入，到1968年，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他们的明星股票交易员杰伊·佩里（Jay Perry）是一个说话很快、极具竞争意识的30岁出头的男人，来自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以前曾是债券交易员。在所罗门兄弟位于华尔街60号的嘈杂交易室，佩里将收到一家大机构针对某只股票数十万股交易的询价，比如一笔价值3 000万~4 000万美元的交易。询问公司执行委员会之后，他会在电话中喊出一个比市价稍低一点的报价，但关键是又不会太低，以至于低到假如这么多股票被直接扔给缺乏资金的场内专业人士手中会发生的那样。然后，在连接着所有美国大基金的120键电话控制台（这是场内专业人士不能享受的便利，他们被禁止直接与机构做交易），佩里和所罗门公司的其他部门将开始把这笔巨大的股票分割成小部分，分别召集买方。很多时候，他们能够召集的购买数量会比可供卖出的数量少几十万股。这就是大宗经纪的重要性所在。所罗门兄弟会好心地为自己的户头买下这些剩余股票，完成交易，同时从卖方和各个买方收取佣金。接下来是比较棘手的部分：抛掉所罗门买进的股票，因为它并不想在可能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把数千万美元的资金套在上面。“我们几乎愿意买任何股票，”所罗门温和地说，“我们买了不少了。”所罗门兄弟通过稳稳地从买卖双方赚取的巨额佣金，补偿了它由于对几乎不了解的公司股票的直觉性投机而承担的风险，而且还不只是补偿。1969年头三个月，所罗门兄弟“横扫”了近600只股票，不断将自有资本置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之中。一天，它曾以5 236万美元交易了万股控制数据公司（Control Data）股票，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单只普通股的最大一笔交易。
所罗门公司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额投机发生在1968年的头三个月，对象是1965年股市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股票之一，仙童照相。1967年12月21日，很明显沉浸于圣诞节挥金如土情绪之中的所罗门兄弟从一家投资机构以88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万股仙童，投入资本大约450万美元。同一天晚些时候，该公司以905/8美元的价格卖出万股，从而转眼间赚取了万美元的利润。这样，所罗门还持有近3万股仙童。8天后，1967年12月29日，该公司又从另一家投资机构以881/2美元的价格买入万股仙童。1968年1月22日，仙童的行情相当不好，所罗门兄弟确信此时买入相当合算，公司又以78美元的价格买入了万股仙童，从而以85美元的平均价格总共买入了万股，资本投入近900万美元。
日复一日，仙童没有复活。相反，它持续下跌，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知道所罗门手中有大量需要抛售的股票，因此利用这种情况进行了卖空交易。几天的下跌变成几周的下跌，仙童股票完全没有复原的迹象，最后，比尔·所罗门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承认做错了。3月1日，他们以66美元的价格卖出了2 000股仙童；3月2日，以591/2美元卖出万股；3月6～9日，以555/8美元卖出万股；最后，3月10~31日，以跌至52美元的价格卖出了所有剩余的股票，这一价格也正是仙童的全年最低价。所罗门兄弟在所有交易中的利润，包括12月21日的资本利得和佣金，是万美元；损失为万元，净损失万美元。
但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下个星期，或者下个月，将有一笔新的大宗交易，带来3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利润，正如所罗门兄弟永远令人满意的年度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大宗交易绝不是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