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助于午睡的业务，相反，它要求人们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而且它使共同基金及其客户，即投资公众，能够把一部分风险转嫁给杰伊·佩里这样具有钢铁意志的专业人士，他们看上去总是随时准备行动，还有比利·所罗门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慌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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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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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生了一些不那么有益的变化。许多共同基金本身正在利用宽松的市场环境恣意玩弄一种伎俩，使它们的资产价值瞬间不费吹灰之力地出现虚假膨胀，就像合并会计之于联合企业一样。不过这种伎俩在当时还是完全合法的。资产价值对共同基金的意义，如同每股盈余对联合企业的意义：它是它的门面，它是吸引新资本的诱饵，也是衡量它成功或失败的尺度。这种伎俩包括使用一种叫做“存信股票”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曾被许多共同基金的魔术师纵情使用。在公众的印象中，一个有幸与存信股票有联系的人叫弗雷德里克·S·梅茨（Frederick S。 Mates）。
有一件事大概会令人们感到矛盾，那就是1968年梅茨成为华尔街最成功的年轻基金经理之一，却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心灵高尚和关心社会的人。他出生于布鲁克林，是布鲁克林学院1954届毕业生，娶了一位巴纳德学院的心理学教师，自己在布鲁克林的一所犹太高等学校也做过很短时间的教师，在1967年8月成立自己的梅茨投资基金（Mates Investment Fund）之前，在斯平加恩海涅经纪公司（Spingarn Heine）工作过几年。他的基金立即获得巨大成功，使他很快就能把自己的社会理想融入企业经营当中。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资产中，没有一只股票是生产军火、香烟或其他他认为污染环境的产品的公司。他宣布了利用基金帮助“穷人变富”的志向，为了这一目的，他计划将基金的最低投资额降为50美元，并在贫穷地区开展特殊的销售活动。事后表明，他对穷人福利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从未实施这些计划，因此使穷人幸免于成为梅茨基金的投资者。
他把他的办公室称为“威廉街上的犹太集市”，把他的年轻员工称为“花样少年”。他的公司看上去与他所处的时代完全合拍。不论是因为这些公司政策、目标和态度，还是恰恰因为排除了它们的阻碍，到1968年夏天，梅茨基金已经成为共同基金业新的轰动制造者，成立第一年，资产价值上涨了近100％，资金涌入的速度为每天150万美元，远远超过此前由弗莱德·卡尔的创业基金创下的纪录，使得梅茨不得不在6月暂时关闭销售窗口，防止他的公司不堪重负。
梅茨在1968年9月做的一项投资将使他以及基金业的大部分公司，有足够的理由后悔。一家名叫欧米加权益（Omega Equities）的小型联合企业私下以美元的价格卖给梅茨基金30万股普通股。欧米加当时在场外交易市场的市价是24美元左右，因此这一价格看上去是一笔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买卖，但只是看上去而已。梅茨购买的欧米加股票没有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因此不能合法转售，直到它们经过登记为止。从操作的角度讲，它们是不可流通的。它们是通过投资存信合法地出售给梅茨的，这些条件在存信中都言明了，买者也同意在未获得登记之前不转售。于是，现在梅茨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有30万股欧米加股票。问题是，在计算基金资产的时候，应该赋予它们怎样的价值呢？按照当时盛行的奇怪规则，梅茨可能以经过登记的欧米加股票每股24美元的市价记账，即使这些股票并没有登记。或者，他也可能以更符合逻辑的成本价记账—美元。一位终极保守的基金经理则可能鉴于它们的不可流通性只按它们的面值记账。梅茨却没有采取以上任何一种方法，而采取了当时存信股票会计中的普遍做法：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减去它的1/3以反映股票未经登记的影响，从而以每股16美元记账。人们将会注意到，这几乎是他购买成本的5倍。于是，既没有出现欧米加股票市场价值的变化，也没有关于欧米加经营前景的利好消息，梅茨基金却在他骄傲地展示给投资公众的账本上转眼间制造了近500％的利润。
外行人将毫不费力地认识到这是某种形式的欺骗。令人吃惊的不是梅茨这么做了，而是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整个1968年都这么做，并且直到1969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温和地限制共同基金的存信股票投资以及之后随意增高投资价值的做法。让梅茨成为替罪羊的，是很快降临在欧米加头上的某种不合时宜的不幸。到1968年12月初，部分由于欧米加股票的原因，梅茨基金的资产在本年上涨了令人大跌眼镜的168％，使梅茨成为几年内美国基金业业绩遥遥领先的基金。然后，12月20日，证券交易委员会突然终止所有欧米加股票的交易，原因是它的交易“是基于不完全和不准确的信息”。这立即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导致了梅茨基金的灾难。梅茨基金的许多股东要求赎回股份，但是由于所有欧米加股票都不可交易，因此这是一个梅茨基金不可能满足的要求。从技术上讲，它破产了。但证券交易委员会并不打算迫使它破产，从而给3 300名股东造成损失。梅茨匆忙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无限期中止赎回，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匆忙而温顺地答应了。
基金业震惊了。这简直毫无道理，股份赎回权是任何时候都毋庸置疑的基本权利，是规模500亿美元的整个基金业的基石，就像银行存款客户有权从自己的账户取钱一样。现在，这一基石被打碎了，存信股票骗局突然曝光，数十家其他基金被怀疑掩藏了同样的问题。陷入绝境的梅茨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和体面，他立即将持有的欧米加股票价值降为每股美元的成本价，从而毁掉了梅茨基金这一年的卓越业绩记录。他信誓旦旦地承诺将尽早恢复赎回。这对他的股东来说是毫无作用的安慰，但一名华尔街的顶尖基金经理充满同情而公正地评价道：“毕竟，弗莱德·梅茨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1969年2月，一名似乎对整件事极为冷静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若有所思地说：“梅茨的情况让问题得到极大的解决。”那年7月，梅茨终于兑现了恢复赎回的承诺，而欧米加此时已跌至50美分一股。他一直希望能找到把他的30万股以高一些的价格卖出去的办法，但是，到1972年初，梅茨基金仍然持有它们，这时它们的账面价值是5美分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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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4）
梅茨基金的案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现代版浮士德① 故事，它与1969年华尔街的核心道德氛围惊人地接近。那一年华尔街遍地都是与魔鬼签订的契约；很快，时钟就要敲响12点，这意味着履行契约的时间到了。就连浮士德传说中的矛盾也在现代版中得到再现：与浮士德一样，梅茨并不是一个毫无良心的骗子，而是同其他人一样善良，或许还要更善良一些。他的故事或许让人们注意到一种非常棘手的两难境地，更糟糕的是它处于一个全美性的危机时刻：是做一个大胆的年轻人，拿投资者的钱投机，但保持高尚的投资原则，还是做一个保守的老人，舒舒服服地把客户的钱投在蓝筹股上，而这些蓝筹股公司支持着战争，污染着河流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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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华尔街以外还上演着别的戏剧，作为对投资者的补偿。它们越远离纽约的金融区，就越不像道德剧，而越像以音乐剧和闹剧为特点的剧院保留剧目。
有一个人现在已经出名，他就是伯尼·康菲尔德（Bernie Cornfeld）。他的名字在1969年开始为美国大众所熟悉：伯尼·康菲尔德曾经是布鲁克林学院（又一个毫无疑问的企业巨头孵化所）的一名社会主义者，现在是离岸基金之王（“离岸”的意思当然就是“不受证券交易所管制”）；20世纪50年代，他曾经拥有解放全世界穷人，同时使自己致富的崇高理想，途径则是通过一种他称之为基金中的基金的事物，卖给穷人们美国共同基金的股票；他卖出了大量股票，后来证明，大部分不是卖给世界上需要解放的穷人，而是卖给贫穷国家的想要摆脱货币限制的富人，到1969年底，他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Investors Overseas Services）在100多个国家拥有2万名员工和100万客户，管理着25亿美元的资金，为他带来了亿美元的账面财产；他把总部设在法国与瑞士边境交界处的费尼蟹ò嫘Φ娜私兴嵝伏尔泰），而他自己离法律的边缘如此近，以至于他的公司总是被不同的国家驱逐出境；他向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和前德意志###国副总统支付大笔报酬，作为对名誉的投资；他喜欢用“你真心实意地想当富人吗？”这种具有思想煽动性的问题考验应聘的销售人员；他在白手起家14年后，在莱蒙湖拥有一座拿破仑为约瑟芬建造的豪宅，一座有护城河和吊桥的法国城堡，一群大丹狗，一队赛马，能组成一个陆军中队的高级轿车队，一堆马屁精，一位同居的犹太母亲，还有随处可见的姑娘们。
“投资者的姑娘们在哪儿呢？”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对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提出这样的疑问，模仿20世纪20年代造访华尔街的达官显贵被展示属于经纪商的游艇时所说的老笑话：“但投资者的游艇在哪儿呢？”一个悲哀的事实是：没有多少卑微的小丑愿意为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投资者服务。它的投资记录相当平庸，部分是因为它对销售人员进行了过度补偿，当然，钱是由投资者出。但康菲尔德只是冰山一角。到1969年初，“离岸”基金的竞技场上有70家公司角逐，其中一些由表面上备受尊敬的华尔街大公司经营，它们在美国股市的总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表面上，它们是为身处劣势的国外投资者服务，但显然，实际上它们是为刚刚获得优势的美国企业家当中贪婪的硕鼠们服务。其中仅次于康菲尔德的公司的是大美国管理研究公司（Great America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简称格莱姆克（Gramco）。
如果某个拥有无边想象力的闹剧作家把格莱姆克的故事写成小说，人们一定会批评他文笔太放纵了。除了自格莱姆克蹒跚学步起就担任引导它前进的总裁之外，格莱姆克创始人兼老板基思·巴瑞希（Keith Barish）似乎是金融青年革命的终极体现。还是迈阿密大学一名18岁的学生时，巴瑞希就帮助在海厄利亚成立了一家银行，一举成名。由于不到法定年龄，他在董事会的席位一直由他的母亲代为掌管。1967年，他22岁，已经积攒了一小笔财富，于是创建了格莱姆克这样一家共同基金，主要投资于美国房地产，而不是美国股市。这样，他将为他的投资者带来价值似乎永远在上升的土地和房地产蕴藏的好处。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这种基金颇不满意，因为房地产天生缺乏流动性。但没关系，巴瑞希计划“发明”一种叫做“流动房地产”的新事物。此外，他还打算通过在巴哈马群岛注册基金，只在美国以外出售股票，其中主要是卖给非美国人，来彻底逃避证券交易委员会吹毛求疵的监管。简而言之，这就是他所做的。拿骚成为格莱姆克的正式住所，伦敦是它的营运基地，巴拿马、库拉索和卢森堡大公国成为它的避税地，全世界除美国以外的地方则是它的销售领地。
巴瑞希让一个被驱逐的古巴人拉菲尔·G·纳瓦罗（Rafael G。 Navarro）担任他的合伙人，后者有一点共同基金经验。他还找来一些没有这类经验的人担任其他职务。约翰·F·肯尼迪执政期间的一年夏天，十几岁的巴瑞希曾在白宫担任“暑期实习生”，并且显然在那些他发现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的大人物中间过得非常愉快。为了把肯尼迪在众多远方国家拥有强大影响力的神秘光环运用到格莱姆克的股票销售上，巴瑞希聘请一群老“新边疆人”担任格莱姆克的管理人员和董事，包括两名前肯尼迪大使，两名前肯尼迪助理，一名前肯尼迪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副部长，一名前肯尼迪商务部副部长，以及最引人注目的皮埃尔·塞林格（Pierre Salinger），他潇洒、和蔼，是前肯尼迪新闻秘书及后来的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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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滑铁卢前夜的狂欢（5）
“经济从来不是我的强项”，塞林格曾经坦率地承认，但没关系。塞林格被任命为格莱姆克销售公司的名义负责人，该公司在50个国家拥有大约600名销售人员，到1969年5月他为格莱姆克吸引了超过1亿美元的投资资金，而这一数字到年底还将翻一番。这些钱被投资于一些美国房地产，如华盛顿特区外的美国费尔法克斯公寓（Americana Fairfax Apartments）、纽约的克莱蒙特大厦（Clermont Towers）、芝加哥的港口大厦（Harbor House）、达拉斯的LTV大厦（LTV Tower）以及俄克拉荷马市的一个购物中心。同时，格莱姆克内部的一些更懂经济的人正努力确保格莱姆克拿到它的那一份利润。首先，该公司照例向客户收取高昂的共同基金销售佣金和管理费，但对格莱姆克来说，首先仅仅是首先。房地产基金的经理掌握着股票基金经理无法合法利用的黄金机会，那就是，在交易中充当他们自己的经纪人，并收取相应佣金。而且，房地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信用购买，而股票不能，这使他们可以收取相对于实际投入资金比例相当高的佣金。格莱姆克为每笔交易收取全价5％的佣金，当然是从客户那里收。由于是以有时占购买价格75％的抵押贷款购买，格莱姆克经常能够把它为客户投入房地产的500万美元中的100万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格莱姆克经营的前三年半中，管理层为自己从基金中拿走了4 300万美元的利润，为投资者托管给基金的总资产的17％。同时，公司会计则尽他们的一份力量，使公司的财务状况既在所得税当局面前显得悲观，又在潜在投资者面前显得极度乐观。利用自由主义美国的房地产折旧政策，会计师们将在他们的美国纳税申报单上报告格莱姆克购买的房产发生了贬值。同时，在向股东和国外潜在投资者报告基金的资产价值时，他们将对同一时刻的相同房产报告大幅度的增值。会计师们似乎在说，对俄克拉荷马和芝加哥来说正在下跌的东西，对拿骚、巴拿马和卢森堡来说却在引人注目地上涨。
1969年5月，格莱姆克跟随潮流上市了：发行了100万股股票，每股10美元。再一次，人人都富了，除了被人们忽视的遥远的投资者，他们把信任投给了肯尼迪的神秘光环，把一大笔钱大意地投入了前肯尼迪人员的口袋。毫无疑问，老“新边疆人”确实找到了令人激动的新边疆，正是那年夏天他们在白宫就开始喜欢的年轻人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接下来，华尔街以外要上演的一出闹剧将把一切都结束，在这幕闹剧中一应俱全—经纪商、基金经理、股票赌博、以钱买名、联合企业、离岸操作、存信股票、伯尼·康菲尔德。故事主要发生在洛杉矶，或许这才是合适的，时间是1968年和1969年。情节可以概括如下：
德尔伯特·威廉·科尔曼（Delbert William Coleman），生于克利夫兰，毕业于哈佛大学，《美国名人录》进一步保证他是哈佛校友会成员，一个轻浮的投机者，1956年收购了J·P·西博格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