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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回到北平，恰逢史语所从广州迁来，考古组迁在北海静心斋。据所务会议议定，史语所原设的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李济与陈寅恪、赵元任等，受中研院院长蔡元培聘，分别出任考古（三组）、历史（一组）、语言（二组）组主任，此一格局一直维系了几十年。
转入紧张的案头研究，李济每天往返于方砖厂的家与北海办公地之间。８月３１日，他写信告诉已回美国的毕士博，“近三个月工作团之成果相当可观，在离开田野前定将工作报告寄奉，据闻今秋你可能再次来访，望能讨论Freer Gallery与史语所之进一步合作”所档：考２１—２—１２。。不久，他写的《小屯村陶器初论》报告稿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notes on Potteries from Hsiaotuntsun（打印件共５页、插图２０幅）。如约寄往美国弗利尔艺术馆。１０月，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正式出版，“报告”揭示了两次发掘的部分结果。李济撰写了《发刊语》《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殷商陶器初论》等篇文章。蔡元培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殷墟发掘“已经显然表示在中国的考古学的转方向”，这种新方向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立足点是整体的，对文字和器物的探究注重系统性，“以前尚无如此从基本下手者”；二是问题的结构，一如自然科学，取实物为证，“不以设定为决论”，而是按实物材料——问题——旁证参考——适当的观点这样一条路线处置，这乃是“求客观知识的态度”。
十月金秋，收割之后的安阳大地，转眼间褪了颜色，起伏的土地裸露着苍黄。经过暂时的疏通，第三次殷墟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又将开工。然而，上次仓促停工，李济与董作宾携少量出土物回北平引起的误会，加之当地盗掘者和文物贩子等利益集团的策动，各种流言荒草般蔓生。领头者是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他是河南商城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蒙学部，自称罗振玉的弟子。他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函中提出，“请准将掘得器物，仍留在开封保存，俾河南人有所观感，庶于地方文化及公开研究学术两得其益。”“本省既有如斯重要之文物，襄助他人发掘，何如自动发掘？……可由兼职之民族博物院经费项下协助。如此自动发掘，则他方再有借口开掘者，即可一律谢绝。”所档：元１５１—４。何日章借维护乡邦利益的冠冕堂皇其实暗藏着私心。１９２９年春，殷墟第二次发掘。前董作宾、后李济。（李光谟提供）
河南省政府致函中央研究院，转录何日章的原文。１０月２１日，何日章手持河南省政府的批文赶至安阳，声言安阳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李济电告傅斯年，“省政府拒绝中央挖掘，暂停工”。胜算在握的何日章招工自掘，鸠占鹊巢，在史语所开挖的工地上连续挖掘两个月，所得甲骨古器物甚多所档：元１４１—１a。。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3）
此时，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对地方毫无约束能力。中研院总办事处收到告急电后，在致河南省政府的公函中，只能曲尽其意：查发掘古都系考古学上之要端，不只为地方文明之表率，实藉此以供全国人士之研求，并谋贡献所得于全世界，尽人类应尽之责任。其开掘之方法，重在立完全之计画，作系统之探求，藉以知古事古物之相互关系，及其当年入土之位置踪迹，本非专以搜寻器物为唯一目的也。此种发掘，必须有专家指导，方能从事，否则一铲才下，而古事古物已为损毁不少，且正不知其地域之已否掘准也。……所得古物为利于详密之研究计，自不能不先行运回本院。一俟研究结束后，即当分列于中央及省立博物馆，以供参考，断不欲据为己有。……同此国土，同属国民，共致力于学术，何畛域之可分。所档：元１５１—８。蔡元培一面斡旋地方，一面劝慰傅斯年和李济：“连接电函，藉悉在汴时种种辛苦及回平后疲病状况，万分不安，唯祝迅即康复而已。安阳发掘事，赖兄临机应变，得以排除障碍，感佩不遑，宁有他意。弗虽短于机智，然对于善用机智者甚佩之，目的神圣，手段虽非绝对的善法，然有时亦不失为正当也。详细报告已读过，并不潦草，请勿念。济之先生之报告，亦读过，关系重要，成绩优异，不胜欢忭；唯望继续进行，不遇阻力而已。……”真理无奈权力，蔡元培在信中叹道，“除向南京政府设法外，亦一筹莫展。恐安阳已为何日章等之舞台，无可挽救；然彼等欲壑有限，而地宝无穷，他日总有继续工作之机会，待之而已。”潘光哲：《蔡元培与史语所》，杜正胜、王汎森编著，《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１９９８年，２０２—２０４页。
１０月２３日，为争取当地权要对考古发掘的支持，李济联合驻地的彰德高级中学校长共同请了一桌客，不意反遭其辱。他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写道，“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安阳发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种窝囊气，令人寒心。两天后，李济以“安阳工作进行无术”为由，向中研院请辞考古组主任职所档：元１４１—２a。。蔡元培、杨铨（杏佛）回电劝勉：“安阳事必以全力争最后胜利，幸勿言去。铨即晚赴京交涉。”所档：考２３—４。１０月３１日，蔡元培又致函李济：“何日章捣乱事，除以全体之力与之周旋外，别无关个人之抱歉与引咎，务请照常进行勿遽萌退意。”所档：考２３—５。拳拳相勉，李济义不容辞，他回函杨杏佛：“此次考古组顿遭横逆，除引退外实无第二办法，蒙蔡先生及兄与孟真兄多方努力，率使彼方有就范之意，济自当遵命再行前往，以尽前功。”所档：考２３—６。李济请辞不为一己之誉，而是担心“田野工作横被摧残，进行无术”所档：考２３—１。。１１月２３日，他在给董作宾的信中，谈到何日章破坏殷墟的具体情形：至于彼等挖法，实在可笑可恨之至。传闻彼等已得之墓葬，皆为见头挖头，见脚挖脚，十有*，均捣碎了。无记载、无照像、无方向，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此等方法名之曰“研究”。而省政府提倡之，此真中华民族之羞也。派来三人之个人态度，却实在可怜，彼等自云为办差事，只希望挖挖交差，固无丝毫兴趣也。所档：元１５１—１８b。１１月２４日，傅斯年冒着寒风赶赴开封，凭借一些学术界的旧好，四处托人拉关系，也在当地登报申明：“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旨在促进我国史学的发展，便利学人的研究。李、董二人带回本所的一小部分古物，实为整理研究之用，绝无据之为己有的私念，一俟整理完毕，即与其他出土物一起陈列于首都和本地，以便学人参观研究之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他还诚恳表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愿借殷墟发掘之机，对河南学术界作出帮助，如欢迎河南高校派专家学者参加发掘，为河南史学研究培植后进，史语所学者充当河南研究工作顾问等等。其时，傅斯年下榻河南中山大学。一晚，他在学校大礼堂作了题为“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他批评过去中国的考古学家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他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据当时的听众回忆说：“上至天文、下至地质、科学，哲学、文学、史学等无不涉及。谈词锋利，好像长江黄河滔滔不绝。……一讲两三个钟头毫无倦容，并且让大家提出问题，当场给解答。虽大雪盈尺，而来听讲的人则大礼堂上几乎不能容纳。”他的热心热肠融化了寒冰，加之有关方面的斡旋，误会逐渐消融，到１２月底，纠纷基本得到解决。此番经过，李济回忆：“傅先生亲自到开封办交涉，一待待了三个月，他常常指着自己的鼻子对我们说：你瞧，我为你们到安阳，我的鼻子都碰坏了！他对我们说这个笑话说了好些年。他为这个事情直接找到蒋介石，请蒋介石出一个条谕在安阳，才把这个问题解决。这件事情若不是傅先生办，别人也办不下来，而安阳的田野考古工作也就做不下去。”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北京：东方出版中心，１９９９年，１４８—１４９页。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4）
殷墟第三次发掘在被迫中断三个星期后，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至１１月又复工了四个星期。收藤结大瓜，就在最后一天，发掘团挖到了“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还意外地发现一片彩陶，李济喜不能禁——后来竟被证明是小屯发掘前后近十年中唯一的一片。这次还出土了一具人体俯身葬骨架。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写道：“十八年十一月李济之先生从安阳来平，１９２９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现场获得唯一的一片彩陶片。（李光谟提供）
携着他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所得的重要物品。他很高兴，虽然这次发掘中间发生种种阻梗不能如我们的预期的计划进行，但所得的物品，在数量上及意义上，竟超过前两次的发掘。当李先生开始清检这重要的发现，我得最先的一件一件的见着，李先生并且特意地指出这次从殷墟层所得的着色陶片，他说：‘据小屯有经验的工人说，挖掘三十年来，从未遇着这样的陶片。’”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李济主编《安阳发掘报告》第３期，１９３１年。
那块彩陶片给了李济重要的启示。他在随后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第二期《安阳发掘报告》上的《小屯与仰韶》一文中，指出仰韶文化与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仰韶文化要早于小屯若干世纪，两者无一脉相承关系，如果说有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房叔侄的关系。——他对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始终耿耿于怀。那具人体俯身葬骨架也给了李济很多启示，他曾在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学作学术演讲中特别举了“俯身葬”的例子，在其后主编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上，还发表《俯身葬》一文。文章谈到，从当时的资讯信息所知，世界其他地区尚无俯身葬的发现，李济的结论是：俯身葬为中国铜器时代中期的习惯。与殷墟文化相距不远；此种葬法从殷都由此迁移后仍继续一段时间，但在青铜时代结束以前已改为仰身葬；可以认为俯身葬是殷商民族的一种葬法。那块“大龟四版”让董作宾痴迷了好久，通过整理研究，１９３１年６月他发表了《大龟四版考释》，提出了“贞人说”，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济在一篇总结前三次发掘成果的文章中写道：“前三次发掘的结果，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结论：‘殷晚期的文化，文字的构造固然程度很高，物质的享受也程度很高，已经达到了青铜时期。’就全世界文化来看，这是极可注意的事。百余年来，欧美人研究中国文化，以为中国铜器的发见最早不出西周。从此次发掘以后，证明了铜器在殷末已经存在。我们新近讨论殷末铜器和西方的关系，就形式上看，和青铜期第四纪的器物极相近似。”李济：《河南考古之最近发见》，《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７页。
李济作为考古学家的不同凡响，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傅斯年语）
二、 “拉锯战”与“儒莲奖”
安阳并非一座孤岛，大规模的田野发掘在中国也只是开端。不但河南方面有责难，就连学界也有微词。南京《史学杂志》就曾发表中央大学教授柳诒徵的《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质询史语所田野发掘的正当性。针对柳文，傅斯年在致该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逐一辩白。他回答李济携带文物回北平的原因时说：“其后军事繁兴，安阳土匪四起，李济之先生在章河桥被炸五小时前携数骨类陶类来北平本所，以求工作之不断，更以便北平专门学者之参与研究。此本研究中必有之处置，为一切文化国家之通例。果因而误会，来函声询，自可充分解答。”至于何日章的地方自主发掘纯属闹剧：何日章突于十月初旬到安阳，布告禁止吾等工作，由彼之妻舅警察学校毕业轩君率领“发掘”，无方法，无问题，公然声言是来找宝贝的。……经长时之接洽，始得与河南省政府作五条之约定。乃斯年一去开封，何君又设术推翻此案，更派其警官妻舅前往大掘。此真殷墟之悲剧矣！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5）
若何君果能组成一个像样的发掘团，吾等本可奉让。无如何氏中仅有一位号称古学家之关君，从未一履安阳工作之场。率其事者，乃其警官妻舅。无照像专人，仅雇一照像馆员学我等工作时照像，而不知其何谓。遇一墓葬，见头取头，见脚取脚，积而成之，不知谁为谁之头。其葬式之记载，更无论矣！陶片则一往弃置。见吾等收之，偶效吾等保留若干。若地墓问题，更不知何解矣。又专以市场价值为价值。彼等初次到安阳，经介绍到吾等工作地参观三日，不言何为。见一白瓦片，大喜，谓若置开封，可值九十余元。近督责工作，亦以谁能找到出宝的地方，则分半价奖之为言。此真太不成事体矣！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６４—６６页。１９２９年秋第三次殷墟发掘。后排左起：□□□、□□□、董光忠（美国人）、李济、董作宾。（李光谟提供）
何日章有了倚仗，更加理直气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他著有一本《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的小册子广为散发，大造舆论。他向河南省政府呈递报告，要求假河南图书馆暨民族博物院之名自行发掘，谢绝中研院考古组的发掘，令安阳县长协助办理。其引证的法律依据是内政部《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第四条第五项：“其他金石陶器雕刻等各类古物，应调查收集，就地筹设陈列所，或就公共场所附入陈列，并严定管理规则，俾免散失。”及第六条：“各省县政府为保存辖境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何日章敢于与“中央”唱对台戏，根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