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辖境内名胜古迹古物，得于不抵触现行法令范围内发布单行规则。”何日章敢于与“中央”唱对台戏，根子在有河南地方政府的指使，而国民党政权也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全国地下文物的保护和发掘，也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研院调整策略，１１月４日致电河南：“院掘安阳古物，全为研究发扬吾国文化，俟结束后，当分陈中央及省博物院。”
１９３０年春天，第四次殷墟发掘刚着手准备，何日章已抢先一步在小屯挖掘。３月９日，王湘函李济，“轩仲湘在四盘磨挖掘，与地主郑有冲突，小屯村张学献和各地主，亦趁势追轩贴偿地价……”所档：考１—１—４２。轩仲湘，何日章派的人。３月１０日，李济、傅斯年致电蔡元培、杨杏佛，“何日章趁火打劫，乞院电豫省府严重质问，前约何以自定自翻，并请国府严令豫省须即停工，查办何氏。”所档：元１４１—２５。４月８日，王湘函李济，“轩（轩仲湘）忽又来彰，并出价收买知道什么地方出东西的人，如此，小屯人怎能不受他的引诱？”所档：考１—１—５０。干扰再三，史语所殷墟发掘被迫中止。
安阳发掘虽然暂停，其产生的影响却日益彰显。１９３１年２月下旬，李济在南京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和山东龙山遗址发掘成绩展览”，并做了几场题为“中国上古史的新材料及新问题”的演讲，在中央电台播讲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三年来之考古工作”的专题，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观展，舆论为之轰动。考古发掘的成绩还改写了历史，学术界开始承认殷商时代为“信史”。中小学的多种历史教科书当时全国并无统编教材。也都把中国上古史部分做了相应改写。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6）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中国学术的新进展十分关注。１９３２年，他看到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当年的一千五百法郎奖金的儒莲儒莲，或译作于里安，法国语言学家（１７９９—１８７３）。奖赠与史语所。“儒莲奖”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的名字命名，“赠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３月，伯希和致函蔡元培，他写道：“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史语所获奖的意义，显示了以李济为首的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的艰辛努力，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蔡元培在复函中表示，“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稍有发见，竟承嘉许，为提出考古与文学研究院，得领于里安奖金，深感先生提倡盛意。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敝国以水灾及兵事之影响，经济困难，敝院亦感竭蹶；然一切研究工作，均仍积极进行，安阳发掘，亦继续工作，敬希勿念。”蔡元培：《蔡元培文集》（卷１１·书信·中），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５年，７３９—７４０页。
三、 分手弗利尔
殷墟考古发掘暂停，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趁机“就坡下驴”。
此前，殷墟的第二、三次发掘，按照史语所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方式，经费的一大部分都由后者提供。但弗利尔艺术馆的主要目标是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与史语所的工作旨趣大相径庭；毕士博对李济和傅斯年在合作中坚持的“以我为主”的原则也颇为恼怒。
据李光谟讲述：中美联合考古发掘，傅斯年后来跟弗利尔干了一架，合作不成了。只搞了一年多不到两年就拆台了。为什么李济有一阵子要去山东城子崖呢？是１９２９年跟河南省有矛盾，才去山东作了一年。弗利尔艺术馆的毕士博不承认，说当初的合作协议没有山东，他并非不愿意，只是想争取更多的优惠条件。傅斯年当然不干，来回打笔仗，他对美国人一点不客气，只是语气还顾全国体，不算太伤人，但提的条件很苛刻。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１９３０年春，弗利尔艺术馆作出了终止合作的暗示。同年６月，李济主动提出辞去弗利尔艺术馆驻中国考古发掘队的职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李济写信给毕士博，就双方在安阳发掘时期的合作中所发生的不愉快和误会作了详细说明，驳斥了对方的不实之词，并应允在年内送去最后一份英文报告所档：考２１—２—１４。。当年１０月，李济按合同约定，交齐了给弗利尔艺术馆的全部英文报告，其中有《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存性质的初步考察》Manuscript Report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the Deposit of the YinShang Site at Hsiaotuntsun， Anyang， Honan打印件（共１１页，附刘屿霞所摄地图１幅及计划，另照片１幅、插图７幅）。《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殷墟发掘报告》Report on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Exc*ation at YinHsu打印件（共１３０页，照片及图版３０幅）。等。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7）
在一个弱国穷国从事考古，既希望得到国外提供的资金技术支持，又要维护民族自尊，有时真是进退维谷。李光谟说：比如粘铜器陶器的虫胶，长条，像口香糖一样的东西，味特别好闻。那种东西要从美国进来，成桶地买。出土的陶片没那个东西，就粘不起来。就为这个还要给他们（弗利尔）造预算，多一点都不行。
最初合同就是冲李济签的，他在清华，弗利尔跟清华签；他到中央研究院人家跟中央研究院签，就因为他是弗利尔科学考察队的正式成员。弗利尔为了在中国搞考古，要跟中国人合作就要有合作的条件。父亲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当然知道规矩，他事先就向弗利尔艺术馆提出两个条件：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团体合作，发掘出土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提供的经费可以接受，交换的只能是研究报告及相关资料。否则宁可不签合同。弗利尔也在和别的地方谈，也按李济的模式一样做。北师大跟它有合作项目。中研院是头一个跟他们合作，也是头一个反目的。父亲到最后也吵架了，是在傅斯年跟弗利尔吵架之后。
我为什么说虫胶的事呢？他们硬要一点一点地算，硬给他抠，给他提供一台打字机规定只能打与弗利尔有关的内容，不能打别的东西。最后分手父亲也没太生气，背后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称“中基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美国国会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款项交给“中基会”掌管，其任务是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基会”首任董事会由十名中国人和五名美国人组成，中国董事有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学者范源濂、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周贻春、丁文江等。（以下称“中基会”）撑腰。傅斯年是一刀两断。父亲跟弗利尔艺术馆的合作关系断了，但认为毕士博这个人还不错，是做学问的。他后来在*里很怀念他。
我后来去弗利尔艺术馆要材料，艺术馆已撤销了。接替它的是福特博物馆。福特博物馆说父亲给弗利尔艺术馆的文章只发表了一篇，他们也没完全履行合同。美国人一撤走，“中基会”就给钱了。２００５年９月１日晚成都，李光谟口述，作者记录，冯志整理。“中基会”接受胡适董事的建议，自１９３０年起，即授予李济考古学教授讲座一席，１９３１年又每年补助史语所考古组一万元的工作经费。有了这种支持，考古发掘才能支撑下去。
第二节转战城子崖
一、 山东古迹研究会
１９３０年夏，史语所考古发掘离开黄河之南，移师太行之东。史语所与山东颇有渊源，傅斯年家是山东望族，吴金鼎、于道泉等也都是山东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等地方名要都是傅斯年的朋友。傅斯年曾这样谈起山东考古的起因，“我与这件工作之关系，半在内而半在外。虽然我十多年来一直梦想中国东方必有异于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向山东去考古，也多少因为我是山东人，才作了‘乡导’。”
今日城子崖遗址博物馆。
最初，史语所想在临淄建山东田野工作中心，派于道泉、吴金鼎前去考察。８月底到１０月初，他们在呈傅斯年、李济的几封信中报告了解到的情况：“到了营丘，惊见临淄古迹已被公然发掘，亦喜得从发掘的沟中稍得领略临淄文化层之内容。”“农耕可能不知不觉践踏着石器及珍贵之陶片，所可寒心者。”“临淄文化层之包藏极为丰富，可发掘之区域业已找到三四处，唯临淄一带的人工近来贵得很。”“直到今天所得的印象就是临淄古迹之值得发掘是毫无疑问的，希望傅先生马上就来山东接洽一切。”所档：考１—２—４２、４６、４７、４８。１０月６日，李济、傅斯年回电，“盼多识地方学界人士，如今秋工作至少一位留待。弟等当赴济。”所档：元１７０—３。河南的前车之鉴，他们不得不事先防范。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8）
１０月中旬，李济赶到山东济南，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先去临淄察看情况，返回济南后，吴金鼎又陪恩师到他发现的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察。两相比较，李济考虑到临淄古迹工程浩大，涉及面广，时间和经费都不足，且与史语所“加长中国上古史”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决定先发掘城子崖遗址。城子崖是吴金鼎几年前偶然发现的。１９２８年４月４日，还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的吴金鼎回山东调查古迹，在行经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市）东北的城子崖台地时，看到断崖上有火烧的痕迹，土里有陶片、贝壳和动物骨骸，随手还挖出两枚粗糙的骨针，细察土层，不见金属、瓷器碎片，更无煤渣，吴金鼎意识到这是一处远古文化遗址。后来他将前后六次平陵汉代济南郡平陵县治所遗址，位于济南城东章丘市龙山镇东北。考古调查的经历写成《平陵访古记》。因殷墟发掘的启动，城子崖遗迹成了一道“伏笔”，而今是重写华章的时候了。
１０月２７日，傅斯年也赶来济南，他与李济代表中研院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反复磋商，并报经山东省政府通过，商定了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的意见：以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合组山东古迹研究会，由中研院史语所与山东省教育厅各聘二至五名组成；研究会设委员长一人，工作主任一人，秘书一人；会址设于济南，并于发掘地点设办事处；工作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中研院担负科学发掘的指导之责，山东省政府担负保护之责；经费由中研院与山东省政府分任，必要时可由中研院独自承担；发掘所得古物均存置本会，以便研究，唯因研究之便，得由本会通过，提出一部分在他处研究，但须于一定期内交还本会；发掘工作暂以龙山及临淄为试办区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４—４６页。。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济南原山东大学工学院院内挂牌成立，研究会中研院方的委员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山东省方有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国立山东大学校长杨振声及刘次箫、张敦讷等。傅斯年任委员长，李济任田野工作部主任，王献唐任秘书。研究会决定在章丘城子崖遗址进行首掘。
消息传出，风靡泉城。山东古迹研究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何思源主持会议，请李济演讲，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当地文化人蜂拥而至，一座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
李济先讲山东发掘为何首选城子崖。他谈到，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当然得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起发点。大部分学者都选择夏、商、周三代，因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此时打定的，要能把这将近两千年长的文化，找出一个原委，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大部就可解决。这个时代的晚期，文字虽已大备，然而经秦始皇一把火，传下来的可靠的史料实在有限。所以这一时代的史料，除文字外，不可不注重无文字的器物。器物制作，不但可以看出当代的风尚，还可以看得出当时生活的状态及工业的程度。只要是这一时代留下来的人工制作的东西，残的或是整的，都是我们的重要史料。……凡出石器的遗址都可以供给我们研究这期历史的材料；城子崖既有石器的遗存，就是我们选择城子崖发掘的第一个理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希望通过城子崖的发掘，来一次史料上的拨乱反正，为推翻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提供实物支持。李济讲到，这几年在奉天、山西、河南、甘肃一带所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大部分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陶器，陶器上有彩画的装饰。这种带彩的陶器，与中亚、小亚细亚以及东欧所出的均有若干相似处。这就是外国考古家注意中国这种发现的基本原因。由这种材料的比较，就有好多学者指它们为中国文化原始于中亚的证据。所以近数年来，那沉默了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原始于西方的学说又复活起来。这学说自然由此得了些强有力的新依据，不过就这些已经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地域上的分配看，尚不能完全实证。因为这种带彩陶器所占据地方，只在中国西部及北部。东北部的大平原，如河北省的东南，河南的东部，以及山东一带，尚没有发现这类的陶器。所有这些新发现研究的结果，令人自然的想到下列的问题：中国内地东北平原是否也有个石器时代？要有的话，是否也有带彩的陶器？城子崖的地点居这东北大平原的中心点，它不但出了石器，并且出了与西部、北部石器时代遗址完全不同样的贵重陶器。这种石器时代的遗存，在中国内地尚是头一次发现，与中国商、周的铜器文化的关系很密切。它的重要性，是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一看就知道的。李济的演讲，无意中点燃了听众的民族主义薪火，也成为争取支持的最好动力。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9）
演讲完毕便是自由提问。有记者问，“请问李博士，你们的掘地考古，与平常土匪之扒坟盗墓有何不同？”李济答道：“我们与盗墓者在工作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是干的掘人祖先墓庐的营生。但我们与他们的目的与方法却截然不同。从古至今，贪嗜成性的古董商人肆意掠盗、无所不为，致使中国众多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令人不胜惋惜。此辈歹徒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全然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古遗址之惨烈破坏，遗物之四散流失，唯有实行科学发掘为宗旨之考察方得遏止。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还有记者问，“倘若你们在龙山镇挖到很多宝贝，会不会像在河南那样，统统运回北平？”李济回答，“这正是今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