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玉棒，在墓室下面找到一批武器：戈与戈柄，十个一束成捆摆放的矛，还有帽形铜盔，盔面有虎头花纹……
李济亲自视察过了１００４号坑的发掘现场，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益的。认真考查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由于某些原因，HPKM１００４上盗掘者挖的盗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块地方未被扰动。结果有两件大型青铜方鼎留下来了，直到１９３４年我们考古队重新发掘此墓时才被发现。”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４—７５页。
回到南京，李济把工地的出土情况报告了傅斯年。傅又兴高采烈地转告了来访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是傅斯年与伯希和一同赶往西北冈。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西区的四个大墓行将到底，东区的四百多个小墓已在发掘。虽然墓葬多被早期盗掘，可是其中残遗的也大有可观。譬如高约七十四公分的大牛鼎，稍低一点的大鹿鼎及大圆鼎，各种鸟兽形制的石雕、玉器、松绿石器，又有数十套车器，武士用的钢盔、弓矢、戈、矛、刀、１９３５年，梁思永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李光谟提供）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1）
戚、斧、钺等，饮食用的爵、觚、斝、卣、鼎、彝等等，并有车坑、马坑、象坑、鸟坑、人头坑、无头葬。”石璋如：《考古工作》，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
伯希和面对如此宏大的陵墓、排列齐整的小墓及大量精美灿烂的文物，不断发出惊叹和赞美。后来国内外报纸和电台都发表了这条消息，此后前来安阳参观者大为增多。自然，烦恼也随之而生。
五、 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１９３５年４月初，董作宾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前往侯家庄西北冈监察考古发掘工作。９日他致信李济，谈此行见闻和打算，内中有“近日东区大墓之北出车马饰，且此区亦可见杀人殉葬或作祭之实证”，“弟此次拟将裴希庆处所存铜器石器照像拓印编书，理完即归京”，“日内与思永商量下季工作计划，备兄参考”等语所档：考４—６—１０。。虽名为“视察”工地，其实也就是回自己的地盘和工作单位，轻车熟路，沿途又尽是朋友熟人。于是，他竟犯了晕糊，携女友同去西北冈参观发掘现场，一路殷勤充当解说，并同住在招待所。花边新闻不胫而走，安阳城顿时沸沸扬扬……
４月９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所档：元２３—３２。。其意是事已至此，只能表明决非环境纵容，也想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１９３４年傅斯年俞大綵于北平寓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告诉了这件事。傅斯年怒不可遏，４月１０日致电史语所，自我请罚：“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傅斯年全集》（卷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４５页。
傅斯年“罪己诏”的恼怒，其来有自：上年夏天，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数年，而傅斯年常年游学任职在外，夫妇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８月５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他们相识。此事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也成为某些好事者的靶子，因此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在这件事情上，李济不愿让傅斯年过分责难自己，更不愿让外人看史语所的难堪，于是揽咎于己，自请处分，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唯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 此时孟真尚在假期中，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 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 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诚恐请罪：“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董作宾致傅斯年李济电》，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４—２４６页。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2）
４月１１日，李济致电梁思永，“请敦劝彦堂实时返京”。所档：元２３—３３。梁思永是殷墟工地的负责人，处在漩涡之中。４月１２日和１３日，接连给李济回电，报告事件进展：“得知孟真中舒彦堂三人皆因孟真认为彦堂伴女友来彰参观有伤研究所风气而辞职，事件严重已成僵局，弟对此事‘真相’不可不说明。”“彦堂明早赴平，辞意坚决，决非弟力能挽留。”“彦堂与女友同行一事所引起之风波对工作站影响显著，到处都是不安与惶惑。故盼吾兄早日决定以后计划，如能提前来彰更妙。又研究所如决议挽留辞职各位，恐吾兄需亲往北平敦劝。”所档：考４—６—１１、１２。
一时间，傅斯年、李济、董作宾以及梁思永都要辞职，史语所如同火场，总干事丁文江闻讯，迅速扑救。４月１１日，他先致信徐中舒，希望通过徐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兹奉上致彦堂兄一函，乞为转交。兄致孟真书有“为彦堂终身幸福”云云，弟意，“终身幸福”云者乃即终身工作之谓，有室家之乐不过工作必需之条件，本兄前书意，望兄善为弟等解释，使彦堂勿负气求去也。去岁弟反对元任、方桂挈眷旅行事，与此似异而实同，田野工作原系苦事，甘苦须大家共之，挈眷与携女友皆足使同事有苦乐不均之感，孟真谓为“风纪”，实不如谓为“风气”之为得也，一切统希兄善为说辞为荷。《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７—２４８页。丁的信点到了问题实质，一年前他曾颁发“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引起赵元任和李方桂等人的强烈反弹，被迫收回成命。发出那道命令的初衷也就是怕引起风波，这次果不其然。但他颇为冷静，看到董携女友的性质只是影响“风气”，并非败坏“风纪”。
董作宾离婚而恋上一女生并非新闻。董原来的婚姻为父母之命，后因性情不合，双方均感痛苦，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３日董作宾与夫人协议离婚，声明登载《中央日报》。１９３５年１月６日，殷墟工地上的潘悫给同事李光宇的信中就提到，“董先生结褵大典，同人有何表示？”所档：考４—８—５。那时，同人便以为董作宾已经或者即将“结褵”。董作宾看来，携女友并非偷偷摸摸的苟且之事。也许有些不便张扬的原因，仅以女友处之。殊不知反而引起外界更大的猜疑。
丁文江一边劝说傅斯年李济等人，一边开导董作宾。他在４月１１日致董的信里，殷殷陈词：昨晨接孟真来电辞职，济之卧病亦有书来引咎，今晨复由所转来兄自彰德所发灰电，孟真亦自平来，略悉一切经过。兹略就弟个人所见，为兄陈之。研究院为纯粹研究科学机关，对于其职员之私人行为无干涉之必要，且无干涉之可能。但职员行动牵设［涉］研究院时，则公私方面均应极端慎重，此原则也。持此原则以衡此次之事实，则兄招待女友赴彰德，事先当然应得孟真或济之同意；何况兄之女友又同寓彰德之办公所乎？孟真之所谓“风纪”问题当即指此。孟真、济之皆极爱兄，恐兄不谅，故不肯相责而自引咎辞职，并非欲以此逼兄，此意兄当能知之。弟意，请兄善自反省，即致孟真、济之一函，对于事前未征同意，诚意道歉，则事即了。在中国目前状况之下，研究学术非有机关不可，求一相当之机关，谈何容易，任何人皆不可轻言辞职。弟当以此意告孟真、济之及元任。兹谨以之告兄，请兄幡然改图，勿作去意，勿以良友之忠言为逆耳也。《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４９—２５２页。丁文江又动员胡适出面说情。董作宾１９２３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正值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大力提倡研究国学。两人有师生之谊。然则，此时董作宾见木已成舟，遂心如铁铸，打定主意择枝他就。他向丁文江申辩自己的行止，还对傅斯年颇有怨言。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3）
４月２４日，丁文江再致董作宾一封长信，声声入耳，字字在理：孟真以“携女友在办事处”相责，弟前书已言此乃“风气”问题，与“风纪”无关，此语孟真亦以为然。故兄来书所言在彰德住宿详情，当然不成问题。弟所不能已于言者，兄以为女友“往安阳参观，此是彼自己意志之自由，宾纵是好友，不能强携之去，更不能强止其行……此次偕同友人沿途招待，并介绍其参观……当然无请示上司得其同意之必要”。又云“招待远道参观之女宾……□之住冠带巷办事处者，此为发掘团主持人思永之责。……宾此行乃是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１９３６年７月董作宾熊海平夫妇与儿子董敏摄影南京寓所。（董敏提供）
会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亦是客人，无权支配发掘团办事处房屋”，兄草此时当系盛怒未消。此时事过多日，仔细思之，当亦觉上列各语之不能成立。假如本院同人态度皆如吾兄，则凡本院同人之男女朋友均各本其“自己意思之自由”，不经任何人之同意赴安阳（或其他工作处）参观，兄诚思之事实上有是理乎？允许住冠带巷办事处者诚为思永，然苟无兄之介绍，思永何以识某女士，何以而许其住办事处乎？兄虽为文化机关代表，同时仍系本院职员，此次不管责任若何，兄固不能卸除也。《李济致丁文江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２３册），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２５３—２５９页。丁文江的劝告终于使董作宾回心转意。４月３０日，李济致电傅斯年，“请示彦堂行期。”同日，罗常培致电李济，“请电迎彦堂南下”。所档：元２３—３５、３６。５月１日，李济致电董作宾，“希即日命驾”。次日，董作宾回电“将抵京”。所档：元１６—１。一池春水，又归平静。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年冬天，董作宾与女友熊海平在南京结婚。
六、 世界最早的档案库
安阳可谓甲骨之都。殷墟第三次发掘，“大连坑”中出土了“大龟四版”，第九次发掘在侯家庄出土了七块龟版，第十三次发掘在H１２７坑内竟让人惊奇不已……
１９３６年３月６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开始，工地负责人是郭宝钧和石璋如。３月１４日，石璋如等写信给南京的李光宇，“我们已经又到安阳了，局面和从前稍有不同，气候较南京好像暖一点。特请启生兄办理：一、请抄一份致河南省府的公文寄来；采掘执照办出了请速寄下。”所档：４—８—２８。从语气判断，写信人心情较放松。
半月之后，风云突变。３月３０日，李济收到石璋如密电：“彰西紧急，兵满城乡，字甲已送汴，倘须离彰，何人留守？盼电复。”所档：元２２３—１２。李济回电安慰，“密电悉，已询负责人，据云，彰仅作兵站，不至有战事，城内尤无虞。如必要，可停工，住城内。情形盼随时电告。”所档：元２２３—１３。
形势的发展果然未影响到考古工地，发掘工作仍按部就班地推进。６月１２日，是发掘预定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负责C区H１２７坑的王湘，在坑壁上一块接一块地取下龟甲片，一直做到天黑仍不能终止。半立方左右的土中，竟出了一千七百六十块龟版。郭宝钧和石璋如决定，其他工地按原计划停工，H１２７坑当晚作好保护工作，次日继续作业。 。 想看书来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4）
收获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第二天开工后，甲骨装满了好几大筐还难以穷尽，取出的只是埋藏的一小点。潘悫在写给李济和董作宾、梁思永的信中说：“新获龟甲之完整，诚自有甲骨文发现以来未尝有也。且为数之多，殆无法估计。……同人日夜工作，……夜即坐守坑旁，毫无倦怠，精神上至为兴奋。生虽未能参加工作，然亦过度狂喜，竟亦两夜未眠矣。”
李济在南京得到报告后，即回电同意工地负责人郭宝钧、石璋如的意见，暂停发掘，将其整块切割，运回南京再作室内考察。李济本要立即赶赴四川出差，他将代表*，与翁文灏、蒋廷黻、周寄梅等审查四川大学皇城新校舍的设计方案；还应川大新校长任鸿隽之邀，要去作一场学术讲演，于是他穿一身出门拜客的礼服和一双皮鞋，先行赶赴安阳工地，进行现场指导。
在小屯，人们小心翼翼地把灰坑内和甲骨粘连在一起的硬结土块与坑壁分割开来，把整个土块切成一个大圆柱体（后称为甲骨灰土柱）。完成这一切后，又做了一个长宽各二米，高一点七米左右的大木箱从上向下套装，封底，并在圆柱体周边填土夯实，装得严严实实。李济召集大家仔细研究了每一个细节和搬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千叮咛万嘱咐，才离开安阳赶去四川。
他后来写下了看到的这一切：当时安阳没有搬运这么重的物品的现代设备，所以田野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把这重三吨多的埋藏档案块运走。这个大块被装在用厚木板做成的箱子里，又用铁条牢牢加固。但用当地的方法移动一个重三吨多的木箱极为困难，更谈不上把它运到火车站了。虽然相距只有几英里远，但那时根本没有公路，也没有用动力牵引的搬运工具。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９６页。搬运这个重三吨多的大木箱，共用了四十八名壮工，抬了一天多的时间才运到安阳的火车站。据石璋如回忆：有段小插曲，就是在断杆之后，我们觉得箱子太重，曾经进行减轻重量的工作，一方面锯低一点箱子的高度，也取下一些土，可是箱内甲骨很多，所以还得登记出土层位，进度缓慢。有土匪看见我们的工作，便打起甲骨的主意。我们在田野、留宿都有军队保护，当晚有工人从家里回到田野，路上看见有两个奇怪的人在窥伺工地，觉得情况有异就通知我们，大家便提高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