佑余与凤徵光谟痛哭入门，予乃惊悉其变，放声大哭。久之，作交致祭并赋诗词数首，以抒予哀。鹤徵循循礼法，励志前途，亲友皆钦其为人。忽遭斯变，闻者无不流１９３９年龙头村弥勒殿二楼李权老先生过七十二岁生日。（董敏提供）
涕……李权：《年记·民二十九年》（未刊稿），原件李光谟提供。李光宇是跟随李济多年的远房侄子，在外押运文物时收到芮逸夫６月５日昆明来信，信中写道，“近一月中发生两件大不幸事，吴均一先生之女公子及济之先生之二小姐均因病不治。”得知噩耗，李光宇立即致电叔叔婶婶，“惊悉二妹不幸去世，真如晴天霹雷，伏乞叔婶付之达观勉抑哀思。”均一，即吴定良的字。所档：考２０—３１、３３。这件事对李济是一次心灵的重创。６月２日那天，正值他的阳历生日。与那个时代的洋博士一样，李济对农历、中医、戏剧、对联和格律诗等国粹向来评价低调，但从此以后，他便不过阳历生日。
这年９月１０日，李济致信傅斯年：“近日默察一切，颇觉博物院事可得一满意解决，即以弟职让与思成兄营造学社。想兄亦可同意，希与骝公便中一商。”骝公即指骝先，朱家骅字。所档：李１３—３—３６。１０月２７日，李济正式向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递交了请辞信。１１月１０日，朱家骅回函：“博物院之筹备得兄主持开始即已佳善，至于考古组主任一事，自始由兄主持得有今日之名，且同事皆兄之老友岂可言辞，万乞打消以上两意。”所档：考２３—９。１１月１７日，李济再致信朱家骅与傅斯年，“请辞并非求去，现此项人才已多，如梁思永兄学力见解必能胜任并可兼主博物院事，弟当集中精力完成过去应完而未完之报告，伏乞俯允是幸。”所档：李１３—３—２。
时局已不容李济推辞。１９４０年秋天，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株洲，先头部队抵达长沙附近。日寇两支部队似犄角，从宜昌和长沙威胁西南，逼近陪都重庆。前线的硝烟越来越浓，昆明上空的轰炸越来越密。１０月１３日，日机疯狂轰炸昆明联大，文化巷住宅无一幸存。同济高职机械科的学生项瑞荣在一次空袭中被日本人在小坝附近炸死。同济大学的建校计划立刻停止，打算往四川迁移。龙泉镇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等单位都在酝酿搬迁。傅斯年希望这次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石璋如回忆：长沙会战紧接而来、气氛紧张，同时广西边区也与日军有接触，放在长沙、桂林两地的东西都需要运回来，滇缅路却又遭到英国人封锁，情势便相当吃紧，日本人飞机又常来昆明，虽然在乡下的我们没有看见飞机，也经常听见警报，于是六月就决定再搬家，让芮逸夫先赴四川考察，考察过后再决定地点进行搬家。
情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搬家之前就得预备装箱。此时图书馆的书都上架了，各单位预备作事情也都已开箱，却又要装箱准备搬家，于是分别装箱。比如说三组的铜器、陶器装箱，是有规矩的，装箱的王文林、魏善臣都是熟手。有的原先未开箱就维持原样。已开箱的，就运用田野、搬家累积的装箱经验——用棉花、纱布将器物缠起。原先在安阳装运甲骨的柳木箱子，箱子上头已有裂缝，此时就得更换新箱。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２１９—２２３页。１９４０年秋，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和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了由昆明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浩大工程。行前，各单位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昆明发货多少车，每车的货物都有清单。史语所的人员参与押运，个个都有不同的遇险经历。
８月，傅斯年致函川滇公路管理处：“请电令川滇公路所属沿路关卡，对于本所迁川租用之卡车家车一体放行，勿予稽留。”押运员潘悫很快就有回音：“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泸州）蓝田坝检查哨屡次无理取闹，故意为难。”旅途辛劳，如１０月２１日董作宾致石璋如的信中所言：“第一批眷属车到了叙府（即宜宾），一路受了颠沛之苦。如有未来同人，最好缓上一月半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李方桂（从左至右）40年代在昆明。（李光谟提供）
月为好。因内人病，请代买鱼肝油和温度表。又，过毕节时，乞代买洋布数丈。”所档：昆１７—６—２６。李庄的长江边上。（石璋如摄）
其时，路上多有站卡，人货不能混装。史语所的家眷多是妇孺老幼，时值寒冬，长途出行艰难。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在得到傅斯年的报告后，立即商请相关方面予以解决，最后云南方面同意从昆明开一客车，由史语所“包其客坐”。
李济要组织装车和押运，自然顾不上妻儿老小。二女儿殇后，长女凤徵一夜间老成了许多，她是妈妈的帮手，爷爷的拐棍。长途迁徙，就是她领着弟弟照看全家随大队伍艰难前行。１１月３０日，到了曲靖，懂事的凤徵写信向父亲报告一路平安的佳音。五天之后，李济得知了客车途中抛锚的消息，领队李方桂电告傅斯年：“同人搭中国运输公司车到曲靖时车胎坏了。如新车胎不来，应如何办理？请速示。”傅斯年内心的牵挂与李济一样着急，他致函交通管理部门：“乞发电文致王受庆，电告川滇客车停曲靖，与尊处卡车不能同行，前程堪虞。方桂来电可否退票，已电就近酌办，乞兄一查。如有匪警或客车太坏似退回；亦可乞代决定。”天寒地冻人烟稀少，又是一周过去。１２月１１日，傅斯年再致电王受庆：“内子所搭川滇包车破烂不堪，曲靖行后便无消息。因车多妇孺，恐山中出事。盼兄即询刘希古及他主管人情形如何。”最终总算化险为夷，此次经历在石璋如后来的报告中是“苦不堪言，两梁（梁思永、梁思成）均病”，李济一家老父病妻弱子一路受苦可想而知所档：昆１７—１—２３、１６—９—１２、１７—１—２４。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1）
黄剑华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有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也包括了人们对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热切关注。譬如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都曾引起轰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很快，几乎每年都有“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考古发现不仅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悠久和文明的灿烂，同时也为各地的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有的甚至成为了城市名片和旅游品牌，为提升城市形象和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考古发现具有如此显著的效应，所以考古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越来越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而日益成为一个公众的话题。但如果要问：中国现代的考古事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最早倡导和主持现代考古发掘的中国人是谁？能够准确回答的可能就不一定很多了。
其实这段历程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淡忘的。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自20世纪初传入我国的时候，曾经历过许多坎坷，发生过很多故事。在考古事业兴旺发展、影响日隆的今天，来追本溯源，对我国考古事业最初的发展历程加以回顾，无疑是一件引人入胜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最近读到岱峻著《李济传》，就以传记的形式回顾了这段历程，生动地叙述了中国早期考古领域的人物和故事，读来使人神往，也令人欣喜，可谓是一部难得的传神精彩之作。
李济这个名字，对普通民众来说可能不会很熟悉，但学术界和考古领域的大都知道，无论是在考古和学术研究领域，或是在近现代历史上，他都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代表性人物。1896年出生于湖北钟祥的李济，自幼随父居京，青年时代就读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相继取得美国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学士和社会学硕士，27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近代戊戌变法以来向国外选派的众多留学生中，获此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1923年李济回国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中国首开人类学课程，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讲授现代科学考古方法。不久，29岁的李济受聘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同执教鞭，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著名的“五位导师”之一，主讲的课程主要是古物学、人类学、考古学。中国虽然早就有了对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的金石学，但却有很大的局限性。李济在中国最高学府讲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科学的考古学”，不仅倡导了一种新的研究与治学方法，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之门，显然有其特殊的意义。
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欧洲近代考古学已经走向成熟。1895年与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就两次来到中国，对中国西部进行了探险式的考古调查；接着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也多次进入中国新疆、甘肃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测绘和探险考察；此后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史前彩陶，后来又在黄河中上游调查发现了若干类似的“彩陶文化”遗址。李济对此深为感慨，认为科学的工作本不应该分国界的，但中国的考古事业还是应该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做。1926年李济来到山西晋南地区，对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李济采用的探沟探坑发掘测量与绘图编号记载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正如张光直后来所评价的：“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六十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这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李济因此而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1929年初，李济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山东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成为执掌中国现代考古帅印的“掌门人”。殷墟的发掘持续较久，有十五次之多，出土有甲骨文、青铜器等大量珍贵文物，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从春秋战国上推了近千年，也为建立中国现代考古学系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李济之子李光谟所说：“李济先生以安阳殷墟发掘这个‘点’的工作，与其他史前遗址和商周遗址联系起来，并与传说中的若干古史问题相互比较印证，从而使这个遗址的考古成果，成了中国古史研究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捩点”（《安阳》前言3页）。城子崖的考古发掘，则揭示了黑陶文化与中国早期历史的关系。李济主持的这些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使当时的古史争辩对采用“双重证据相互印证”的治学方法产生了共识，“并且初创了中国考古学嗣后七十年间研究古代陶器、青铜器、石玉器的方法的基础”（张光直语），可谓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一个栩栩如生的真实的李济（2）
李济醉心学术而淡泊名利，一生都从事教育和研究。他不仅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卓越成就，而且培养了海峡两岸最优秀的人类学、考古学人才。譬如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生有考古学家吴金鼎、历史学家徐中舒；跟随他参加殷墟考古的弟子有李景聃、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等；他随史语所1949年迁台后，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培养了李亦园、许倬云、张光直等杰出弟子。他一生有两位最得意的学生，一是大陆的夏鼐，一是台湾的张光直：夏鼐曾长期担任中国考古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光直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兼人类学系主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近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文化人士，都是他的同事和朋友：譬如他与徐志摩是留学美国的同窗好友，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在清华同执教鞭；与傅斯年、陶孟和、梁思成、梁思永、曾昭燏等长期共事；与胡适多年彼此合作；与安特生、伯希和、李约瑟、费正清、费慰梅等长期保持友谊……李济一生还经历了很多重要事件，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护送国宝南迁，随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受尽颠簸，两个女儿相继病故；抗战胜利后1946年他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日，调查和索讨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充分展示了他的大义凛然和爱国之心。
李济毕生都在从事考古工作和研究学问，是个非常纯粹的学者，同时又是视野非常开阔、终身以传播科学思想为己任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也为推进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而作出了始终不渝的努力。李济的人格也有很多闪光点，譬如他对考古事业的执着，他的勤奋与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以及他的正直与敬业，都有口皆碑。值得提到的是，李济在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同时，还倡导了一种良好的工作风气——在他担任史语所考古主任之初，就约定绝不私藏和购买古物，并将之作为终身履行的诺言；他一生都在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经手的文物不计其数，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在他家里却没有发现一件文物古董。他留下的只有影响深远的考古报告和丰硕的学术著述。
正如《李济传》中所说的，命运使李济成了一座学术丰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自他于1949年随史语所迁台后，便淡出了大陆学界的视野。其实，李济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忽略的，李济作为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也是不应该淡忘的。何况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这么快就遗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那些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与那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故事，真的是愧对前贤。岱峻是有心人，前些年撰写并出版了《发现李庄》一书，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岱峻搜集了大量关于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的资料，其中也有李济的很多感人的事迹与故事，并由此而萌发了采用传记方式来叙述和再现李济与那段历史的想法。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因为很多当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做“抢救性发掘”，资料将更难寻觅，人们对那段历史将更加淡漠，也许真的是要被彻底遗忘了。岱峻为此而感慨，立即将想法变为行动，开始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值得庆幸的是，岱峻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帮助，其中也包括20世纪40年代很多著名文化人士后人的支持。他们不仅向作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和图片，还从不同角度回忆了那些风干了的往事，叙述了那段历史中很多生动的细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也为作者检索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由于那些完备的档案，而增加了事件人物与时间的精准。经过数年的努力，岱峻不负众望，终于将一部份量很重的《李济传》奉献在了读者面前。
《李济传》也可以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口述史。岱峻采访了很多当事人，如梁思永遗孀李福曼和女儿梁柏有、陈寅恪长女陈流求、董作宾之子董敏等，对李济之子李光谟教授更是作了大量的深度访谈。岱峻说，有次和李光谟电话访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后来又邀请李光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