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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所设在皮博迪博物馆。李济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遂如饥似渴地*各种知识养分：狄克森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年轻讲师虎藤（E．A．Hooton）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的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哈佛第一年，他掌握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并开始形成博士论文的大致思路。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随即开始做人体测量学调查。他在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中收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测量了一百一十一人。他将所获得的数据，加上当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指导老师虎藤赞赏道：“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李济心里清楚，那是导师的鼓励，“用那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做了”，况且“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 。。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1）
这年暑假，虎藤得知李济无别的安排后，邀请他每天来皮博迪博物馆打半天工，交给他处理一批埃及人头骨：开箱、洗刷、整理这些头骨，按钟点付费。李济在和这五百个埃及人头骨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大半个暑假。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砺，对其日后进行生体测量和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都有直接帮助。
20世纪20年代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１年夏至１９２２年夏，是李济在哈佛研究院的最后一年。英国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的到来，再次鼓起李济对心理学的兴趣。麦教授也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李济已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只答应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即现代所谓Inheritance of acquired characteristics。，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三个月成熟，即可*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实验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李的材料作过讨论。究竟先生把他指导的这位研究生的实验记录应用到了什么程度，已难以查清。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许倬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追寻具有锲而不舍的热诚，又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就构成了做学问最根本的条件；而李济之先生在这方面是过人一等的。”
这次心理学实验，算是在哈佛的一段插曲，第二、三年，李济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准备论文。他打算运用文化人类学“萨姆纳（J．B．Sumner）派”关于“我群”和“你群”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汉与夷狄的关系。当时，哈佛大学对“汉学”少有问津，有关中国的典籍极不完备。李济经过一番搜寻，终于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收录了中国各地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他像“猫冬”的牛羊，吃了一季的干草，终于发现了一片明媚的新草地，连续数月都在那里忘情地“啃青”。他从散乱的资料中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厘清；他还从史籍中宗谱记录所载的中国人姓氏，归纳出十大姓氏的地望和源流；最后形成一个题目——“我群的演变”Evolution of the WeGroup。。中国人种所分的“我群”，即被中国史家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你群”即“所谓的野蛮人”。李济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指导老师狄克森教授看过初稿后认为，“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李济明白，论文仅说“我群”未论“你群”，是一个极大的缺失，他决心进一步弄清中国民族的形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2）
中国历史上笼统地将中原以外四周各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向来缺少对边邻民族的记录分析。李济从当时仅有的一些传教士关于现代中国民族分布情况的著录入手，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既有对中国人的体质的描述，又有对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的归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北方民族的入侵，汉民族的多次迁徙，尤其是永嘉和靖康的两次南迁，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了中国（本部）境内的五大族系，构成现代的“中国人”。这五大族系是：中国东部的黄帝后裔（体质特征为圆头窄鼻）、北部的通古斯群（长头窄鼻）、西部的藏缅语群（长头宽鼻）、南部的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和西南部的掸语群。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穿插在这五个主要群族之间，还有三个次要的成分：北方的匈奴族系，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族系，南方的矮人族系。
这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的论文终于完成。随后，李济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搜集资料、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浓缩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of China。的短文，投寄给美国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该刊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发表了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馆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李济，就此题目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当年１２月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与会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类学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罗泊、狄克森等，李济的学术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言之有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篇同样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李济在文章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其中谈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专门涉及的一个问题，但他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必需的。
他的意见，引起了哲学家罗素的极大关注。罗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问题》Problems of China。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大段文字：欧洲科学家总是惯于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体，而不是看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本身所发出的东西更内在、更深刻的内容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尚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如果以此为根据对世界现存人类文化进行划分的话，人们就会觉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两种文字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当然，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感情或可比作瀑布和激流，但却不能比作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比别的民族丰富，但别的民族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章 初出笼的包子（13）
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少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瞭、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罗素还提到，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我们并不想彻底卷入对上述理论的探讨中去，它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然而却必须承认，西方人也不是安于把所谓“拼音字文明”当作自己唯一的文化。我虽无权判断表意文字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６—４７页。罗素被誉为“２０世纪的伏尔泰”，是位只服从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的哲人，他在书中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的文章，实属少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费慰梅在一次访问李济之后写道，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了李的这篇文章，这就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李济“一下子出了名”。１９５５年６月，李济在美国加州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这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学生论文”，他说：“此次在美半年余，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为仍有好些人注意我的那本学生论文。这是卅余年前的一本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著作，今日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对（此）……感到隔膜。”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３５页。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莫非正是故乡传说的宿命？
清澈的查尔斯河水，不舍昼夜，流过三个寒暑。李济在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一本折合中文约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并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０日以“极佳”的评语获得正式通过。此为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这年６月，二十七岁的李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１２月，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１９２３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Ales Hrdlicka，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在得知李济只有（哲学博士）而没有（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李济回到曾赋予他青春梦想写博士论文时（１９２３年前后）的李济（后右一），在美国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合影。左一为同窗好友印度的B。古哈博士；左二为导师虎藤教授；衔烟斗者可能为狄克逊教授。（李光谟提供）
的古都北京。喜出望外的父亲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别号，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１９３６年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他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从那时起，国内外的一些熟悉李济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先生或者夫人，以及后辈中的一些大孩子），都习惯地称他“Dr·李”（达克特·李），李济也从中感受到了朋友的真情。
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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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南开到清华园（1）
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