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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上学的前几周，老师布置的所有作文都是家庭作业。无论质量好坏，电脑上提供的智能ABC，对于我这样的“文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解脱。纸上工整的楷体完全掩盖了我那艺术品般的手写汉字。然而有些事件终究不可避免，随堂作文便是这样。周二的下午是连堂语文，我们在前一天得知，需要写一篇名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的文章。虽然我疯狂地想向老师申请用英文写或拿回家完成，但内心里我深知，有些事情，躲过一时但躲不过一世，晚痛苦不如早痛苦。拿到稿纸，两页密密麻麻的方格布满了整张卷子。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在第一行写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是”，哦不对，是一件“事”。抄都能抄错。我在“是”上涂了一个大黑疙瘩后，在旁边进行了修正。辨别同音字，是我学语文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西方的语言同音字非常少，西班牙语甚至没有任何两个发音相同但意思不同的单词，因此学西方语系的人都是通过声音学习语言。但中文的同音字却随处可见，因此需要按字义和字形学习语言。当时我还处于中西转换的初期，每个字音只能容纳一两个不同的字形。
对着稿纸，我开始构思：印象最深的事，当然是King’s那次野营。对，就这么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也营”…不对。。。不是这个“也”，是野草的“野”、“野比（后来译为大雄）”的“野”（见到同音字我能区分，但自己写不出来）。。。怎么写呀。。。我开始在稿纸上无意识地进行了多次尝试，无奈越写越走样，以至于我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野营”还是“也营”了。低头再一看稿纸，两行原本空白的方格早已被我形态各异的“野”字所填满。无奈之下，自己只好再次拿出早已娴熟的、涂大黑疙瘩的本事，将那些“原创字”一一掩盖，并用“出去玩”代替了“野营”二字。两节课后，我成功地利用涂黑的方法和混乱的思维凑到稿纸上六百字的方格中。
回家的路上，我暗暗地庆幸自己混水摸鱼、过了随堂作文这一大难关。但大黑疙瘩凑字法再次奏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看来语言的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读、背、写。所以，我和父母商议决定找个家教。
于是我们找到了郑老师。当时还是一位清华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的郑老师，曾经以所有报考学生中第二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
鉴于我当时不会写中文的情况，郑老师决定还是先从读书入手。除了复习小学和初一课本的内容外，郑老师还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要求我闲时阅读：《平凡的世界》。刚开始阅读时，我记得我会刻意在书中，将一些有文采的词句和心理描写的段落划为重点，但看着看着，就被书里“少安的砖窑”和“少平与晓霞”的故事吸引了。也就是这本书把我的语文从“拼音”带向了“汉字”。
学习语文时，一直困扰着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文言文。记得回国后我学的第一篇文言文是“黔驴技穷”。处于回国后新鲜期的我，一切没学过、没见过的事件我都想搞个究竟。背诵文言文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晚上废寝忘食的苦读，我成功地把《黔驴技穷》从书上移入自己的肚子里。但随着课内文言文数量的逐渐增多，和回国后新鲜感的逐渐消失，学习文言文逐渐变成了我的噩梦。拿起古诗词和文章，我总是不断问自己：学这东西有什么用？为什么能用简单明白的现代汉语表达的意思硬要用一段既难懂、又复杂的文言文替代呢？
虽然和很多语文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的疑惑和偏执始终没有因讨论而改变过。
郑老师教人有方，与其回答我这个不容易的问题，不如变换一种策略，由我自行找到答案。郑老师建议我买一本带注释的《孙子兵法》，每周六晚上课时讲解一章。郑老师讲《孙子兵法》，如同是在讲《郑子兵法》。他不需要教材或原文，每条兵法和与之关联的事例全部来源于记忆。有了活生生的事例后，孙子兵法显得更像一本小说。通过几周的学习，《孙子兵法》里的语言也显得更通俗易懂了。我的问题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了答案：没有兴趣的东西在学习时会找出一万个不想学的理由，有了兴趣就大不一样了。
我的双语家教
郑老师从未正式地专门的学过英语，却成为了我回国以后真正的英语老师。
首届中国国际青少年外语大赛，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英语演讲比赛。半决赛前，要求所有选手抽签，再按单双号分为两个组进行比赛，每组选出前五名进入决赛。我非常自信地从一把签中抽取了最上面的一张。一个闪亮的“二”出现在我面前，双号组第一个，多好的一个数字啊。我拿着纸条冲我爸灿烂地一笑，能第一个上场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荣誉。我爸拍了下我的肩膀，“好好准备吧！”他略带讽刺地说。赛后我才明白，实际上我抽到了一个下下签，在这种比赛中，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是不易得到裁判公正的评判的。这是后话。
第二天的半决赛结束了，本规定好的当天下午四点公布比赛成绩，以便尽早准备第二天在北大进行的决赛。可是，到了晚上八点钟，仍然没有任何比赛结果的消息。组委会的电话没有人接，其他选手也都在焦急地等待。于是我爸开车到组委会。一打听，原来单号组的最高分比双号组的分数高了近二十分，如果按照总分排名，十位晋级的将全部是单号组的选手。显然这样是不公平的。最终，晚上十一点，组委会通知我以双号组一号种子的身份进入九个小时以后开始的决赛，其间要准备一篇三百字的演讲稿。九个小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作并背诵一篇比赛用的演讲稿。急中生智，当我在一个小时后依旧盯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大脑因缺觉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时，我决定在零点给郑老师打电话寻求帮助。二十分钟后，他出现在了我家门前，手拎一本《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精选》。语文老师摇身一变，成了“英语”老师。当然毕竟是我参加比赛，郑老师起得更多是军师的作用。十几分钟的讨论，几句话概括了每段的内容，一句经典的结尾顿时让我茅塞顿开。凌晨一点，在我写完演讲稿后，郑老师才放心地骑车回家。
比赛如期进行。得知自己获得冠军后，我和父母特别邀请了郑老师到TGI Friday共进晚餐。那是郑老师第一次去Friday。
还有一次，我参加外研社每年一度的英语读后感大赛。大赛要求参赛者阅读一本小说，并写一篇读后感。那年，我选择了《鲁宾逊漂流记》。本打算和郑老师讨论读后感的内容，只见郑老师拍着手说他有一个绝好的主意，不写鲁宾逊漂流记，写书里的黑人土著Friday，怎么样！把一个人和一个同名餐厅联系在一起，哇！写他们共同的特点：热心、友好。后来我们决定把那片文章命名为“I like Friday”。Thank God It’s Friday，正是TGI Friday餐厅的创办理念和名字，而这句话用来形容Robinson Crusoe认识Friday后的心情也再合适不过了。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
郑老师其人
一次和郑老师吃饭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郑老师出生于一个位于福州的偏僻小镇，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中数他年龄最大。小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他从四岁开始放鸭子。六岁左右的他，体重刚刚超过一只鹅时，便开始放鹅了，一放就是两年。直到八岁，郑老师才上小学。郑老师家的村子盛产荔枝，而且据说是中国最好吃的荔枝，属福建特产之列。每到收获季节，小郑老师会带着一帮兄弟们三下两下爬到荔枝树上吃个饱。十四岁之前，郑老师的生活基本是伴随着小动物们和荔枝度过的。经过中学几年的卧薪尝胆，郑老师成功考入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授语文，那段生活是人生中很值得回忆的时光。隔几周，郑老师就会和朋友们买上一箱啤酒，用一个晚上在教师宿舍里喝个精光，再相互一摸肚皮，个个手感如保龄球。那时宿舍之星级恐怕全国独一无二：无数星。有一天晚上，大伙睡觉时，只听震耳欲聋的哐当一声，万星的银河系尽现眼底：房顶塌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房顶不塌的时候，宿舍里会布满蚊子，无论“请安”、“拜佛”还是“击掌”，两手松开后必有一分尸的蚊子静卧于掌心。打蚊子和狂欢之余，郑老师就博览群书：文学、哲学、人物传记…无所不读。
为了躲避蚊虫，郑老师决定苦读法律，向蚊子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清华大学进攻。最终他在而立之前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何中文的写作和阅读都难不倒拥有雄厚语言功底的郑老师。唯独英语是个难题，法律系要求所有毕业生必须有能用英语交流，并能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毕业前，学校要求所有选手用英文进行一次一对一的辩论赛。表达对郑老师不是问题，一肚子的思想、观点和丰厚的词汇量足以让郑老师的英语表达的流利程度和中文媲美，暂且抛开Tsinglish的发音不谈，单在一个都是汉语交流的语言环境里，如何练听力和口语？难上加难。但郑老师自有妙招，“不就是辩论赛吗？我有办法！听不懂也不用听对手说的内容，只要每个发言都以‘No No No； you are wrong！’开头就高枕无忧了。这就叫以不变应万变！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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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的别样感受
郑老师比我年长十六岁，2004年开始做我的家教时，他刚刚念完一年的法学院研究生。两年后，郑老师顺利完成学业，在北京一家高科技公司谋了一个职位后，开始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转变为一名白领。当然，我依然是他忠实的学生，只是我上课的时间从平时的一周两次，改为了周末一次。
郑老师平时一人在北京生活，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所以，经常在周末辅导课后，邀请郑老师与我们全家共度周末，大家也一起放松放松。渐渐地，也对他在北京的第一份白领工作的经历和感受有了一些了解。
郑老师的具体工作是在这家公司的法务部，与他所学专业对口，负责与公司相关的合同纠纷、法律文件、起诉、应诉以及公司内部的法律咨询等工作。刚开始时，郑老师像所有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满怀激情，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段时间每次见到他，都能从他闪光的眼神、轻盈的步伐中，感受到他的快乐与追求。他会说：“啊，我们最近又赢了一个官司”，“啊，我们最近又组织了一次培训”等等。由于郑老师的文字功底极深，部门里大大小小的文字工作都落在了他的头上。为了搞好上下级的关系，他有求必应，就连经理的思想总结也被安排在了郑老师的头上去完成。渐渐地，三个月、半年过去了，郑老师的眼神不再那么闪光，脚步不再那么轻盈。聊天中，他会轻轻地叹口气：“咳，老板好像对我有点看法”。“哦，怎么回事？”老爸遇到这种事情总会关切的询问。“部门里走了一个老员工，又来了几个新员工，新员工中有老板的朋友介绍来的，所以对大家各自的工作又作了新的分工。”
一年后，郑老师离开了这家高科技公司，转入另外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担任了总经理。我的补习也随着郑总的就任，而被迫停了下来。但我们依然经常见面，再见面时，他会告诉我：“一然，你可以看些职场方面的书，我们不仅要念好书，也要知道职场规则；我们不仅要读好书本的知识，更要读好‘人’这本不断变化的、永无答案的‘活’书”。高中时期，我有幸参加了两次学生交流活动。一次与曼谷的两所高中，一次与美国华盛顿州的Gig Harbor High School。加上新西兰的King’sCollege和清华附中，我一共在四所不同国家的高中上过课，每个国家的课程和课外活动各有不同。这里挑选一些趣闻轶事和大家分享。
出访泰国
泰国Srinakarinwirot University Prasarnmit Demonstration School的初中和高中，均位于曼谷市大学城边上的同一个校园内，是曼谷著名的公立高中之一。走进学校的大门，一片绿草如茵、鲜花盛开的大花坛顿时映入眼帘。从远处望去，一座六层高的教学楼悬空在十几根柱子上，看上去，紧接地面的一楼，足以空出来做为一个巨大的自由活动场所。在一个学生干部模样的女生带领下，我们十几个来自中国几所高中的中学生，沿着与花坛边缘并行的小径，走进教学楼。
中国高中生代表团，是在泰国的“扩大泰国朋友网络”的计划下，到泰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旨在加强泰中民间联系与了解，特别是未来将成为国家栋梁的青少年，是两国未来友好关系的基础。PrasarnmitDemonstration School是代表团到达泰国曼谷之后出访的第一站。
大鸭梨
站在教学楼的中央，我们发现原来教学楼是中空的，而且没有刷漆。正六边形的、巨大水泥色天井下摆放着一张张参差不齐的长条餐桌，这是一个开阔的学生餐厅跃入我们的视线。正值中午时分，几个带着白色厨师帽的师傅，正在从一个个桌子上摆放的不锈钢桶里给学生们盛午饭。
电梯将我们一行直接带到教学楼的顶层。向下俯视，每一层的教室间由环形的走廊连接，同样是裸露的水泥色。一间空空荡荡、没有桌椅的教室内，一面黑板上用中文醒目地写有“热烈欢迎中国同学”，黑板旁边是一只功放、几个扬声器和两个有线麦克风。三十多名穿着绿色或白色校服的泰国高中生，盘腿坐在复合地板上。看到我们，大家一起热烈地鼓起掌。此时，那位在校门口迎接、并一直陪伴我们的女生，俨然是欢迎会的主持人，用比较流利的中文向我们致以欢迎辞，然后，特意为迎接代表团准备的联谊活动开始。“我们一起玩一个叫“凑钱”的游戏怎么样？中国的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男生值五毛钱，女生值一块钱。我喊一个钱数，比如两块五，大家就要找人围成一圈正好凑到两块五。明白了吗？”主持人清亮的声音。“明白啦—！”我们齐声回应。随后，大家便纷纷加入到泰国学生之
中，准备好与他们围成圈。（＇EXC＇）